当然有，照片作为藏品，与其他的藏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除了艺术价值和古董文物价值外，还有影像史料的价值。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只关注了影像内容的价值，关注对影像内容的读解，关注影像的史料价值，基本忽视了老照片的古董文物价值，更没有考虑到照片在视觉艺术上的价值。

　　在国外，摄影收藏已经有了很长久的历史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国际影像收藏市场升温，摄影拍卖也应运而生，许多著名的博物馆设立了专门的摄影艺术展厅，法国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在2003年就已经收藏有5万多张摄影藏品。在纽约、伦敦、旧金山等大城市，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摄影作品拍卖会。2002年，一张拍摄日期为1825年的老照片以398万美元的成交价被法国国家图书馆购藏。法国著名摄影家罗伯特杜瓦斯诺50多年前的名作《市政大厅前的吻》，其原版照片以2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而2006年2月由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拍摄的一幅《池塘月光》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竟拍出290多万美元的天价。

　　专家指出，目前由于海外市场成熟，而中国藏家对老照片的冷漠，老照片国内外的价格差距极大，已经有些国外的收藏家长年在中国搜罗老照片。

　　影像收藏在中国虽然还显偏门，不过从2006年秋季正式登堂入室以来，毕竟也经过了两年多的培育和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九大门类：中国重要摄影家的代表作、中国摄影史名作、国外名家名作、艺术摄影(也称美术摄影)、用摄影媒介创作的当代影像艺术品、古董文物老照片(历史上著名的影像、有史料价值的影像和有收藏价值的)、在摄影技术技法发展史上标志性照片、底片、影像古籍善本。

　　同时，各大拍卖公司也开始逐步重视这块市场，比如嘉德，在尝到甜头后在其3月的四季拍卖中再度推出一批老照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拍品为影集《CHINA》(译为：《影像·大清国》)。在这本英文名为《CHINA》的相册中，收录了多位著名摄影师中多人的作品共计71张，既有中国北方的风景(北京、天津)，也有中国南方的见闻(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香港、澳门)；既有通过外国摄影师眼睛看到的中国，又有通过中国摄影师眼睛看到的中国。这些作品中不但很多都是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每张照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都非常丰富加之相册品相完美，极为难得，估价为60万元人民币。

　　而今年的北京华辰拍卖影像板块，将根据经济大环境和市场变化推出知名摄影家的古董文物老照片、底片，因为这些拍品是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只能被发现、挖掘和重新认识。对藏家、投资者和收藏性资产来说，错过了就不会再有，比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制作的八个样板戏的全套原始老照片等。据相关负责人透露，还将规模性地推出影像的古迹善本，为中国的影像收藏市场提供一个新的种类。

　　收藏老照片还应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中心明确，代表性强的照片价值高

　　老照片是过去社会生活真实的写照，是用摄影的语言来记录时事。越是中心明确，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价值就越高。像长城，还有北京故宫，上海外滩等各地的风景的老照片都是藏家追逐的对象，他们对研究各地城市发展，建筑历史等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不但受到个人藏家的喜爱，也是很多博物馆的收藏对象，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在早期的摄影作品中，民俗照片是对单纯人像作品的一个突破，是第一批从摄影室里走出去拍摄的作品，对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价值很大。很多早期在中国的外国职业摄影师拍摄的中国街头的民俗照片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每张都卖到了1000—2000美元。

　　第二、尺寸越大，价值越高

　　由于早期照相技术的限制，大尺寸的照片冲印不多，加之照片尺寸越大越不易保存，因此很多品相完好的大尺寸的照片，拍卖价格都超过万元。

　　在嘉德近一两年的拍卖中，几张不同的上海全景照片长度都超过一米，成交价高的三四万元，最低也超过了一万元。在目前的古玩市场里，清代的照片很少有大于二十厘米见方的，稍微大一些的照片一般都是几千元的价格。一般的民国风景或集体照，长度超过三十厘米的，价格超过千元；而超过一米的用转机拍摄的长条民国照片，价格都在四千元以上。

　　第三、摄影师或摄影室的名气大价值高

　　同样或同类的摄影作品，照片上有摄影师或摄影室的标志或签名，能够断定是知名摄影家的作品的，价格自然高于同类。

　　在国际上拍卖的中国早期人物和民俗摄影作品中，如知名摄影家汤姆逊的作品有不少都超过了2000美元。而我国早期基本上没有专业的摄影师，大部分是摄影室里的商业摄影师。香港和广州的宜昌照相是中国最早的名摄影室，上海的公泰和苏三兴照相及天津的元彰、梁时泰照相等名气也不小。如果能够断定具体摄影室的作品，自然价格要高于无名氏的作品。

　　第四、题跋增加价值

　　相片的题跋有两种：一种是印在底版上的，一种则是手写在相纸背面的。中国摄影师在照片的印制过程中，往往会手工增加相关题跋。这些题跋真实、准确地说明了照片拍摄年代、地点和照片内容。因为有些题跋结合了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因此也使照片增添了中国色彩，增加了照片的艺术特性。有这样题跋的照片价值更是上一个台阶。

　　当然除了上面四大因素外，老照片价值还跟照片是否发表过、是否被名家收藏过有关。仝冰雪介绍说，如果是纯文献型的老照片，没有发表过的价格上会比发表过的高。但如果是艺术含量高的老照片，曾经被发表过的，那么其价格却会高出一筹。如果老照片曾经是某名家的收藏物，那么它价格也自然水涨船高。如果照片上附有这位收藏家的签名或题字，那它的价格更是可以上一个台阶。

　　专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全称《宣和博古图》，宋代金石学著作。简称《博古图》。著录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铜器839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大观初年（1107）开始编纂，成于宣和五年（1123）之后。

全书共三十卷。细分为鼎、尊、罍、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簋、鬲、及盘、匜、钟磐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所绘图形较精，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明代缩刻本，始删去比例）。

书中每能根据实物形制以订正《三礼图》之失，考订精审。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对铭文考释、考证虽多有疏陋之处，但亦有允当者，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说：“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书中所著录的铜器，靖康之乱时为金人辇载北上，但其中十之一、二，曾流散江南，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中。

此书流传版本很多，以明嘉靖七年（1528）蒋旸翻刻元至大重修本为佳，通行较广的则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黄晟的亦政堂重修宝古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