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清末民国之初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策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丄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 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 件、明朝31件、清朝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询《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究竟有多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

　　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让人不免对来历充满疑问。该馆收藏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

　　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日本流风遗韵，千年不衰。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而今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被日本收藏的有近13万片。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透露，1945年前的50年，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都是有计划的战略行为。比如参与修建“满洲铁路”的很多日本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历史文化以及考古方面的学者，他们以调查当地地理情况为由，摸底中国文物古迹。

　　据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文物至少360万件。在日本皇宫内的吹上御苑南端有一名为“御府”的建筑群，其中包括5座建筑，就是珍藏战利品的地方。但因为位于日本皇宫，日本宫内厅一直严格禁止任何外人进入，还以国家财产为由拒绝将其向公众展示。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渊源由来已久。早在唐朝时期，日本和我国往来不断，日本明治时期的维新运动，让他们完成了资本变革。后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从我国掳走大量资源和文物，日本有一老兵说漏嘴，都在这，但没人找得到。日本在东北藏了多少宝物？到底藏在了哪里？

实际上，日本犯我国土并不是在19世纪，早在14世纪开始，日本的海盗就曾经侵犯过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当时两国关系就有些紧张。1894年，日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中日战争，大举进犯我国。日军到达我国的土地后，烧杀抢掠，甚至残害我国老百姓，但是因为晚清王朝的腐朽，导致两国日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在国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把日本人赶出了我国的大地。日本在我国土地上，早已抢夺了大量珍贵的宝物，很多宝物被直接运往日本，有些就被秘密藏在了我国内的一个隐秘角落。在国人的顽强抵抗下，日本终于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部分日军先后从我国撤走，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回去。他们留在了东北，守护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秘密就和巨大的藏宝库有关。

一直以来，我国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广袤的土地，受到他国的垂涎，再加上我们上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引得日本不断窥视我国，伺机掠夺。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在我国土地上大肆掠夺，祸害百姓，更是把贪婪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各种资源上，而我国大量珍贵文物，也早已被死死盯住。

当时，日军为了掩人耳目，佯装要挖掘军事要塞，实际上他们背地里偷偷摸摸，开始盗挖我国的古墓，只要知道了古墓所在的位置，他们就一拥而至，把挖掘出来的宝物一车一车连夜运走，藏在了无人知晓的地点。

只要是能带走的文物，日军就会像疯狂的野兽一般全盘带走，带不走的文物会直接就地毁坏，他们还把宝物藏在了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众所周知，大兴安岭地理位置复杂，珍稀动物很多，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在那里繁衍生息。日军把这些宝物藏到东北以后，还派了专人把守，直到战败，他们也没有把藏宝的地点透露出来，而是继续让这些宝物深埋地下。

日本在东北藏了多少宝物？到底藏在了哪里？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一位日本老兵在回忆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在大兴安岭一带，埋藏着大量的宝物，但追问他具体藏在哪，这名老兵说道，都在这，但没人找得到。我们国人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国家多次派人前去寻找，无奈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藏宝点。

日军在我国留下的残酷行径，至今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希望国人们都能够铭记历史，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也希望那些深埋地下的珍贵文物能够重见天日，以便我们更好了解我国的历史和文化。

日本侵华究竟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欲亡其国，先灭其史

。”

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和珍贵的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多少古墓？

“七七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多少文物？

日本人的《江南踏查》 报告书披露了哪些文物劫掠细节？

战后，国民政府究竟追回了多少文物？

本文就带领大家走进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去看看日本侵略者在对待中国文化上所犯下的鲜为人知的滔天罪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历史长河中，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同属亚洲的日本。疯狂盗掘：“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文物掠夺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京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里面的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据资料，仅日军联队长栗屋大佐就掠走了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等。“九一八事变”前的几十年，利用战争抢掠他国有价值的文化名品逐渐成为日本的自觉行动，他们把掠夺中国文物与培养日本文化根基、“雄进国家财产”和“发扬国威”联系起来。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 （住持） 大谷光瑞 （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行程

18万公里，足迹遍布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_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大谷探险队”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 《李柏文书》。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没有确切的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大谷自称所获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类别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这种假借考古、田野调查、探险的名义对中国文物进行劫掠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的行动，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

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其他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滕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起之多的盗掘。

1929年前后，一本叫 《亚细亚写真大观》 的摄影月刊风靡日本。该月刊前后发表了几千幅拍摄于1924年至1932年的照片，内容主要以中国为拍摄对象，并以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满蒙”地方的照片占大多数。这些照片均出自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岛崎役治之手。此人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的“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社员，该社的首席“名誉赞助员”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其他“名誉赞助员”“评议员”如头山满 （日本极右翼首领、“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鼓吹者）、清浦奎吾 （两任日本首相、反华元老）、斋藤实 （日本海军大将）、白川义则 （陆军大臣）、白鸟库吉 （日本东洋史学家、考古学家）、山崎直方（日本地理学家）、鸟居龙藏 （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等人，不是策动侵华战争的实权人物，就是精通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学教授。其险恶的军事、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这些照片中，中国每个省、市重要的建筑物、各行业人群，乃至大城市中的火车站里的客货站、海港码头、市内交通及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商业中心街、重要厂矿、名胜古迹标志、日本在华“纪念物”（如塑像、墓碑之类） 都在必摄之列。这些照片大多数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作为侵略时占领一城一池的需要和劫掠中国文物，却很有_用价值。

就以1928年的照片为例，岛崎氏有一篇 《济南摄影行》 的杂记附录在当时的“写真大观”刊上。“五三惨案”后，济南沦陷，日军就是按照这些情报资料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 《四库全书》。日本人因为前面对中国文物古迹进行了详细的摸底和调查研究，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知道哪些文物值得拿，哪些不值得拿”。

来源：读书文摘

《永乐大典》的编修可谓是耗时耗力，是永乐时期众多文人匠人的心血之作。然而如此浩繁的巨著完成之后却被束之高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问津，以致慢慢遗失。那么封存在皇城之内的永乐大典怎么会流传到了民间？又是那些人为了保护《永乐大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了清朝初年，有人在皇史宬，就是皇家档案馆发现了这部《永乐大典》。可是当时满族刚刚入关，满族贵族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意识到这部《永乐大典》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又是前朝遗物，所以没人理会它。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决定修《四库全书》，于是这部《永乐大典》再度受到了注意， 可是经过清点发现《永乐大典》少了一千多册，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哪里去了？ 有人向皇帝举报说有三个人很可疑，这三个人叫做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他们都是康熙年间的探花，选入翰林院编修。高士奇担任内阁中书，经常给康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深受皇帝的信任。王鸿绪也是进士，也进入到翰林当过编修，出任过工部尚书。这三个人饱读诗书，喜欢藏书，所以很喜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窃取回他们老家。乾隆皇帝一听有道理，立刻下旨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到这三个人家去搜。并且带去皇帝的口谕说《永乐大典》是 的财产，如果你们收藏了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可是这三家人的后人坚决否认，见过《永乐大典》。没办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只好无功而返。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全国范围内搜查，尤其是贩卖旧书的地方，可是还是义一无所获。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下落不明。其实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的丢失，这三个人虽然洗不清他们的嫌疑，但是全怪他们有点冤。因为《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从皇史宬就搬到了翰林院的敬一亭，翰林院的官员们就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了，可是当时没有严格的图书管理制度，这帮子官员监守自盗，多年来，这一千多册就这样一本本流失了。不过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永乐大典》加强了管理，可是还是发生了一起盗书案。 有一天，一个纂修官叫做黄寿龄，白天工作没完成，想回家晚上加班，就把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里。没有想到被贼盯上了，路上这盗贼窃走了。黄寿龄到处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如实上报。皇帝一听大怒，立刻下令步军统领英廉彻底追查。英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结果盗贼就把这六册《永乐大典》放在了大臣早上上朝路过的御河桥边。第二天一早，《永乐大典》的六册失而复得。 《四库全书》编纂完之后，《永乐大典》再一次被弃置在翰林院的敬一亭里，这帮子官员继续监守自盗，偷书的方式很简单，官员上班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背着一个棉袍，下班的时候棉袍穿在身上，包袱里包几册《永乐大典》，看门人无法发现，就这样一本本地都带出去了。到了嘉靖和道光年间，朝廷要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再次启用《永乐大典》。这一次就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制度了，接触这本书的人又更多了，损失就更惨重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对翰林院的藏书大肆劫掠，《永乐大典》损失惨重。这帮子外国人把《永乐大典》当做战利品运回了自己的国家。其实更 的是大清朝的一些官员，他把偷来的书拿到全国使馆，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在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的衙门的时候，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清理，只剩下大约五千册了。到了光绪二十年，再对《永乐大典》进行清点，就只剩下八百册了。所以《永乐大典》一方面是清朝官员监守自盗，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的肆意掠夺，仅仅几十年之内，百分之九十流失了。 到了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英国使馆北邻就是翰林院。双方交火，不知什么人纵火烧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整个藏书全部烧毁，一片狼藉。一个翰林院的学士路润庠在废墟中整理出仅仅64册的《永乐大典》。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当时的 就下令，将翰林院这64册《永乐大典》残本交给教育部。教育部把其中的60册交给京师图书馆，剩下的4册由它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从此中国 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搜寻，收购工作。 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我们大片国土沦丧。在沦陷区，民间散失着非常多的古籍善本。这些古籍善本面对着一种被日军掠夺的危险，以郑振铎为首的几位文献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简称「 ”文保会”。他们向 提出要求，要保存那些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批准并且资助了法币。文保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笔巨资在敌占区秘密地搜集收购古籍善本。两年多的时间，一共收购了48000册的古籍善本，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 可是这个时候，上海已经不安全了，局势越来越危险，文保会工作人员请求 将这批收购来的古籍善本运到重庆去交于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 同意了，但是从陆路走很困难，于是决定走水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去重庆。当年这48000册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这批书进行登记造册，核对最后装箱。忙了一个半月，装了117箱古籍善本，可是这个时候从香港到重庆的路被日本人切断了，经有关方面的同意决定把这48000本古籍善本运到美国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收藏，为了日后索取这些古籍善本有依据，工作人员又打开所有逇箱子，在每一本上都盖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可是这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到了1941年的11月底了，工作人员把这117箱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码头，等待美国来的格林特邮轮把这些书邮到美国去，可是这个邮轮在香港码头仅仅停了两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装货卸货。正当人们感到错失良机遗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惊鄂的消息，格林特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时候被日军击沉了，人们感到逃过一劫的庆幸，所以这117箱古籍善本又运回到了冯平山图书馆。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几天之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一队日本宪兵进驻冯平山图书馆把所有中国籍的馆员全部赶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收回冯平山图书馆，可是这117箱的古籍善本一本都不见了，显然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一个消息，日本商务部为了度过战后的经济危机，想要用战争中掠夺来的文物到西方银行换钱买粮食。中国 听说消息之后立刻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 ”文损会”。文损会工作人员立刻提审相关人士，他们矢口否认。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日本东京办事处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了盖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章的中国古籍善本。文损会立刻赶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这117箱古籍善本。经过艰难的谈判和斡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人不得已不把这117箱48000册古籍善本还给了我们中国。 1948年这一批古籍善本和许多故宫文物一样迁到了台湾，这一本《永乐大典》也落户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 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收购花了更大的力气，中国国家图书馆更是不遗余力，经过外交斡旋，前苏联 分三次归还我们64册《永乐大典》，德国还了我们3册。在国内也广泛地动员，让民间收藏者捐献他们手中的《永乐大典》。经过过年的努力，我们国家收藏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共有223册《永乐大典》，全世界范围内有8个国家，30个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总共加在一起有400余册。 嘉靖皇帝叫做朱厚熜，他非常喜欢《永乐大典》。嘉靖皇帝在位45年，宠信奸佞，荒*无道，经常不理朝政。其实他之所以喜欢《永乐大典》，是因为《永乐大典》中收藏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这就引起了一个一心想当神仙的皇帝的兴趣。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起火，三大殿都烧毁了，大火危及到了文楼，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圣旨，把《永乐大典》从文楼中抢救出来。大火过后，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于是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一百多人经过六年的努力，《永乐大典》终于抄录完成了。这样一来《永乐大典》就有了两个版本，永乐年间的叫做正本，嘉靖年间的叫做副本。可是嘉靖年间的副本抄录完成之后，永乐年间的正本就不见了。现存所有的《永乐大典》没有一本是永乐年间的，对此人们纷纷猜测，人们又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永乐大典》被大火焚烧了，还有一种猜测是《永乐大典》藏在黄史宬的夹墙上。第三种说法就是《永乐大典》藏在了嘉靖皇帝的陵墓中。 所以现在的专家们根据以上理由都在猜测，很可能《永乐大典》的正本陪葬与嘉靖皇帝的陵墓永陵之中了。事实究竟如何呢？那就只能等待有朝一日条件具备，打开永陵，让真相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