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是在永乐时期建立的。

永乐虽有洪武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就应运而生。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没有他父亲的体质，为了减少劳累，只好设置内阁帮助他。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但是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帝，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内阁成立以前，宰相拥有仅仅低于皇帝的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最后决定如何处理，最后由六部校对下发。

内阁大学士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内廷实际上是高于外廷的，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和宦官专权。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机构。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实际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至今人们称呼各国处理国家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仍多按此习惯称为内阁。内阁一词已成为政府首脑部门的代称。 内阁官员的名称如“某某殿大学士”、“某某阁大学士”等官名开始于唐朝。但唐朝的集贤殿“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其职责主要是编辑图书、发现推荐文学贤才，不是掌握行政权的中央机构。宋朝设立的“殿阁大学士”名目繁多，如“观文殿、端明殿、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显谟阁”等学士，但都是给做过宰相的人加上的荣誉衔，无实际职责。《宋史职官志》记载：“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

由上可见，唐宋时虽有“殿阁”和“殿阁大学士”之名，实际上都不是“内阁”。

“内阁”机构的建立开始于明朝。

明太祖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权力，先是于洪武十三年杀掉丞相胡惟庸，皇帝自己直接管六部。他还下诏：“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他的精力再旺盛，也管不了那么多的国事，因此到了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 又置文华殿大学士， 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 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但这些殿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品级很低，只有五品，以免擅权。它只能算是“内阁”机构的滥觞。

“内阁”的真正建立是在明成祖的时候。明成祖即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于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参与机务，始称为“内阁”。“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永乐中期以后职权渐重，实际上成为辅佐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大学生后，明朝内阁的权力达到顶点。

清朝沿用明制，亦设内阁。但清初由皇族中的实力派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决策，内阁的权力受到其一定程度的限制，康熙皇帝汲取明朝的教训，重建内阁体制，但其自身的权力已不及明代内阁。明朝中后期诸帝多不问政务，故内阁大臣能操纵政局；而清帝多不废政事，“内外大臣言官折奏则直达御前，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内阁只是执行皇帝意志的工具。而由于无大臣互讦宦官乱政之事发生，所以内阁大学士的职掌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有“代阅章奏”，“票答”，“赞襄机务”，“总裁实录、史志”等数项。1732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后，实权在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变成只是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但名义上仍为清代最高级之官署，内阁的意见在国家事务的决策过程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事务仍由内阁办理。清末设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和内阁均废。（民国初年的内阁性质不同，已不是明清内阁的继承。）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七月，顺治帝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

大学士改加殿、阁头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去掉中和殿，增入体仁阁，成为三殿三阁）。大学士的品级改为正五品，这也是参照明制，怕大学士权力过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制。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顺治驾崩，年仅八岁的康熙即位，四大臣辅政，守旧一派抬头，内阁被废除，恢复为内三院。

康熙亲政后，为巩固从保守派大臣手中夺回的皇权，于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设立内阁。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在康熙年间，满、汉俱定为正一品。

至此，大学士成为清王朝地位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清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这说明清代大学士的地位是极为尊崇的。

协办大学士，犹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之副职。初期未有定额设置，遇有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在外，才另选人员协办阁务。早在雍正元年至五年间（公元1723—1727）有署大学士，六年（公元1728 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公元1732—1735 年）再设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 年）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从一品。

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去兼衔）。其职掌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若依其应有权任，并不仅于此。如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 年）谕：“学士乃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来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此后各有所见，俱令敷陈。”①虽有此谕，可是一般学士仍按部就班，作一些例行之事而已，远不如军机章京职责之重。

内阁人员的额数，据《大清会典》、《清史稿》等书的记载，规定为：大学士满、汉各2 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6 人、汉4 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2 人，侍读学士满4 人，蒙、汉各2人，侍讲满10 人，蒙、汉、汉军各2 人，委署侍读无定员，中书满70 人，蒙16 人，汉30 人，汉军8 人，帖写中书满40 人，蒙古6 人（以上各员额时有增减），撰文中书无定员，供事62 人，总人数为288 人（委署侍读是由典籍内派委、撰文中书是由中书内派委，都不占额数）。

内阁乃诸曹总汇之区。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2 载：“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其具体的职务有：

第一，掌议政事，宣布纶音（皇帝的诏令）。

内阁为正一品衙门，位在六部之上。大学士“位尊望重”，其职务首先是议政事，宣布纶音。阁臣常在皇帝的左右，充当顾问。他们不但对答政事中的疑难问题，而且为皇帝办理公文，草拟谕旨。内阁所承办的公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据《光绪会典》卷2 载：凡纶音之下达者，曰制、曰诏、曰诰、曰敕，皆拟其式而进焉。凡大典宣示百寮，则有制辞。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诰。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曰诰命。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曰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坐名敕、传敕，曰敕谕。 内阁为丝纶重地，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凡应发钞者，皆下于内阁。此外，内阁还负责记载纶音，所载事项分为三册：凡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丝纶簿”；特降谕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分为一册，称为“外记簿”。三册存放内阁，以备参考。

第二，办理本章。

内阁的日常事务，是为皇帝办理本章。《内阁志》中说：“大学士于军国，事无不统，其实每日所治事，则阅本也。”《皇朝文献通考》卷80 载，大学士的职务主要也是办理本章。清代内外官的本章可分为通本和部本两类。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学政、盐政、顺天府尹、盛京（今辽宁省）五部本章，俱通过通政司再送内阁，称为“通本”；在京六部及各院、府、寺、监衙门本章，称为“部本”。通本到阁后因无满文部分，先由汉本房将其贴黄翻译为满文，转满本房校阅，缮写清楚粘贴于后。部本原系满、汉文合璧，与译好的通本一并交汉票签处。由中书草拟票签，经侍读学士校阅， 由大学士审阅后，交满、汉票签处缮写满、汉文正签。经内奏事处进呈御览； 皇帝批阅后，交批本处，汉学士批汉字于正面，翰林满人中书批满字于反面，至此成为“红本”。接着是下达执行：由满本房领出交红本处，每日六科给事中来处承领，到科后抄发各衙门执行；每年终，由六科给事中回缴红本处，转交典籍北厅，再入红本库保存。此外，内阁还处理部分奏折。

第三，办理典礼祭祀的有关事宜。

凡是比较隆重的典礼和祭祀，如皇帝登极、立后、祭天地、祖宗等，都由内阁办理。《光绪会典》卷2 载：凡大祀、中祀，前期书祝版。奉神位于坛庙，则视镌与其饰青。制册宝亦如之。皇帝登极则奉诏，授受大典，奉宝亦如之。册立册封则授节。命将出师，授敕印亦如之。文武传胪则奉榜。凡大朝会、进表，则展表所宣焉。

第四，组织修书，存贮档籍。

纂修史籍，本是翰林院职掌。顺治初，以翰林院分隶内三院，修书各馆，也附设于内三院。康熙以后，虽分设翰林院，但各书修纂，仍以内阁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则分兼副总裁、总纂、纂修等职。此外，内阁还负责档案典籍保藏。在东华门内置红本、实录库，这是清政府重要的档案库。另外还收存揭帖。《光绪会典事例》卷14 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议准，各省题奏本章，俱增写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馆，俟记注后，将揭帖转送内阁收存。”内阁收存最大量的档案是红本，其他还保存实录、圣训。

内阁的内部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处、副本库、批本处等机构，分掌各项事务，其设官员额及具体职掌分别如下：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有学士10 人（满6 人，汉4 人）、典籍6人（满、汉、汉军各2 人），供事22 人。此外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兼在典籍厅办事者，由大学士派委，无定员。其办事之所，分南、北两厅。南厅职掌有四：

（一）掌关防。内阁无印，对外行文，用典籍厅关防。

（二）收发及办理文稿。各衙门来文，直送两厅，再按事务性质分送各

房。

（三）官员考绩事务。负责对侍读、典籍、中书等官的考绩。

（四）管理“吏役”事务。考取助理事务的“供事”及管辖皂役等事。

北厅职掌也有四项：

（一）掌奏章。拟办陈事请旨之奏本及进贺表等。

（二）办理大典事务。即关于大典礼的筹备应办事项。

（三）用宝洗宝。请用国家宝玺及岁终封宝日洗宝事务。

（四）收藏红本图籍，并收贮表章等。

满本房，或称满本堂或满洲堂。有侍读学士2 人，侍读4 人，中书39人，贴写中书24 人，供事3 人，共72 人（均为满员）。掌校阅题本的满文部分，管理内阁大库及皇史宬的收藏事务。如收贮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方略及经略将军的印信等物。收发和每日向皇帝进呈实录，增修王公世爵谱册以及缮写各项满洲文字。

汉本房，又名汉本堂，有侍读学士4 人（满、汉各2 人），侍读5 人（满 3 人，汉2 人）、中书42 人（满31 人，汉军8 人，汉3 人），贴写中书16 人（都是满员），供事3 人。其职掌为收发通本，翻写贴黄及各项应翻为满文之文书，如上谕、碑文、册宝、祝版应译为满文者均属之。故又有翻译房之称。

蒙古房，又称蒙古堂，有侍读学士2 人，侍读2 人，中书16 人，贴写中书16 人（以上均蒙员）。掌翻译蒙、回、藏等各种文字以及外国来文。凡遇有各藩部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凡颂扬各藩部诰敕、碑文、匾额以及奉旨特交事件，俱由蒙古房译出缮写。并管理蒙古实录，圣训。凡外国文字，如俄国照会，即召翰林院俄罗斯馆官员至房翻译。西方各国来照，即召西洋馆官员翻译。

满票签处，有侍读3 人（满员），中书22 人（满20 人，蒙古2 人），贴写中书8 人（满员）、供事4 人，此外尚有委署侍读（满员）若干人。满票签处掌校阅满文本章并撰缮满文票签，皇帝出巡时，发递本报。京内外官员的奏折，经皇帝批阅，应交在京各衙门知道或办理的，由军机处交满票签处，传知各衙门钞回办理。

汉票签处，有侍读2 人，中书27 人（以上均汉员），供事4 人。此外有委署侍读若干人。掌校阅汉文本章，撰缮汉文票签；撰拟御制文字，如制、诏、诰、敕、册文、祝文、封号等。

诰敕房，康熙十年（公元1671 年）始设诰敕房，隶汉本房兼管。专司校勘和收发诰敕。凡汉票签处撰拟诰敕，由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用宝颁发。 封赠诰敕，按定式刊刻存储，凡用时交中书科填写，经诰敕房校阅颁发。

稽察房，雍正五年（公元1727 年），令各部院衙门将每日事件已结、未结情由声明送内阁，于月底汇齐奏报，这时始设稽察房①。其职官由大学士于满、汉侍读、中书内派委，无定员。额设供事4 人，凡交部议复事件，按日记档，俟各部院移会到时，逐一核对，分别已结、未结，每月汇奏一次，叫“月折”。每日军机处发出满、汉文谕旨，由满票签处移至稽察房存储，至月底，缮写满汉文合璧奏折汇奏，称为“汇奏谕旨”。

收发红本处，又称红本处、收本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会典》均未见记载。《嘉庆会典》始有此名称。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凡批过的题本，交由红本处每日发给六科传钞，年终缴回汇集，贮入红本库。

饭银库，又称饭银处，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洲侍读、典籍、中书内派委，无定员。专掌收支内阁司员饭银。这种饭银由各省总督、巡抚及布政使咨送。 分配办法是：大学士每日银三钱，以下官员递减，至中书每日银六分，以充飧食费用②。

副本库，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嘉庆会典》始有此名。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掌收题本之副本。乾隆以前，每到年终收藏副本，都派汉票签处的中书送存皇史宬厢房，年久贮满，无地存收，才另设副本库。

批本处，乾隆以前称“红本房”，设于宫廷之内。其司员有满洲翰林院官1 人（于翰林各职事内选用），中书7 人，掌进本之收发与批本事务。每日进本，由满票签处中书送交批本处，由批本处送内奏事处进呈，待发下以后，批本处照皇帝阅定满文签，用红笔批于本面，再交满票签处中书带回内阁，遇有改签及“折本”，皆存记档案，按日交发办理。

清内阁自天聪十年（公元1636 年）设内三院起，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掌握国政有270 多年之久，但其势力不是始终如一的，是屡有演变的。初设内三院时，尚在关外，并有议政处分其权。那时只是初具规模。入关后，为加重内三院之职权，明命条陈政事或外国（对外）机密或奇特谋略，都由内三院转奏。并定内三院品级与六部同（先是低六部一级）。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 年），正式改为内阁，只是沿袭明代官制，并不是加强内阁职权，减少了它的职官人数，其权势反而低于内三院。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 年）再改回内三院，大学士品级又同于六部。康熙九年（公元1670 年）恢复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康熙亲政后，军国机要，始终归内阁。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 年），大学士升为正一品，在各部尚书之上（尚书为从一品），当时虽已设军机处，但任军机大臣者，除亲王外，其首领必是大学士，所以当时的大学士是勋高位极，因称内阁为“宰辅”。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 年），再设军机处后（军机处停设了二年），机要章奏都下到军机处。凡军国要务，都要由军机大臣承旨出政，内阁之权便轻，只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原来具有宰相身分的内阁大学士，成为进爵的虚衔，内阁便沦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八月改题为奏，内外臣工的奏章，一般都采用奏折。改题为奏后，各省督抚就不须把题奏事件的副本交通政司转送内阁了，内阁便成了“闲曹”。这时的内阁公署，仅成了储存档案之所。宣统三年（公元1911 年）四月，另组西欧式的责任内阁，旧内阁废。

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意思是指：旧时官署衙门的门墙呈八字形。旧时进衙门打官司全凭花钱，没钱即使再有理也打不赢官司。指过去的衙门是只认钱不认理的。

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出自《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

《增广贤文》集结中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

扩展资料：

《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

文中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增广贤文》有大量篇幅叙述如何待人接物，这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文中对忍让多有描述，认为忍让是消除烦恼祸患的方法。

在主张自我保护、谨慎忍让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这是做事的原则。文中也不乏劝人向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巡抚衙门又名巡抚都御史台，别称抚台衙门。明代开始，专设巡抚为地方最高长官，清代正式以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揽一省民政、军事、吏治、刑狱等，和总督一样直接向朝廷汇报。

明宣德五年（1430年）置应天巡抚，驻苏州，管辖南直隶之下江南诸府及江北安庆府（即南京、江苏（含今上海）和安徽全境但是隶属于南京南直隶总管）。

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

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江南省规模和实力过大，分设江南江苏省和江南安徽省，前者之名取自当时全省最大的两个府城“江宁府”的“江”和“苏州府”的“苏”，是为江苏命名之始。后逐渐简称江苏省和安徽省（名自“安庆府”和“徽州府”）。

江苏省（巡抚衙门驻苏州）下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通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松江府（今上海）。隶属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府总管，辛亥革命后废巡抚。

负责掌管大清实验的运销、征课、钱粮支兑拨解以及各地私盐案件、缉私考核等等，隶属于户部。

《大清盐商》是由盛和煜担任总策划，张黎任艺术总监，韩晓军执导，南柯编剧，张嘉译、张志坚、俞飞鸿、莫小棋、倪大红等主演以盐商题材历史剧。该剧以大清盐商以扬州盐业总商江春布衣上交天子为故事蓝本，讲述了扬州盐商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该剧将于2014年12月31日在CCTV8首播。

剧情简介

《大清盐商》以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前后为时代背景，描写以汪朝宗为代表的一代扬州盐商与乾隆、官僚、文人、盐工、戏子乃至江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述了乾隆时期扬州几个盐商大家族在生活、经商过程中的悲欢离合、苦心经营、尔虞我诈，通过重现扬州盐业兴衰，描绘扬州盐商与园林建筑、八怪文人、民俗风情、饮食文化等千丝万缕的关系，展现史上扬州的繁华，全景式展示扬州盐商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力和历史贡献，生动再现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的民俗与风物。

该剧围绕一本秘密账册展开，描写了乾隆年间以汪朝宗为代表的一代盐商与乾隆、官僚、盐工乃至天地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扬州盐商是乾隆皇帝取之不尽的钱袋子，可当西南战事急需军饷时，盐商们的钱却无法拿出，两淮盐政畏罪自杀。阿克占奉旨催款，发现盐商手中有本秘密账册，记载了多年来盐商往来账目，其中用于接驾和盐官酬酢的银子超千万两。盐商以此为护身符，盐官则心惊肉跳。阿克占决定先催捐输再找账册，各式人等围绕账册粉墨登场。扬州盐商四大总商在各自利益间有合作有较劲，但汪朝宗一直未把账册拿出，他不想让两淮盐业陷入腥风血雨，以保住盐业根基，将扬州建成月亮之城，以盐利兼善天下。最终，汪朝宗向乾隆交出账册。乾隆决定不再南巡，后世子孙也不得南巡。

开封府出巡场景。记者刘睿恒供图

古城开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开封的府衙文化更是熠熠生辉，它的特点是其他府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可谓中国府衙文化的代表。那么，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府衙文化中独树一帜？

凝聚传统文化

精髓的古代衙署

说起府衙，不能不说的就是古城开封的府衙文化。“府衙”一词出自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立春》：“ 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晨……”《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上》也有记载：“取了郭威招状，解赴潞州府衙去听候结断。”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经三》一书中写道：“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旧时候，人们称官府为衙门，而“衙门”又是由“牙门”转化而来的。最早在汉末，军旅营把猛兽的爪牙饰为军事长官的帐门前，后来用木头刻了象征性的兽牙饰于营门两侧，因此出现了“牙门”，后变为“衙门”。唐朝以后，“衙门”广为流行。到了北宋以后，人们几乎只知道“衙门”而不知道“牙门”了。后来又以衙门为基础，产生了“衙役”“衙内”“衙牌”。衙门是权力和等级制度的象征。

府衙及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以府衙为代表的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处所，象征着威权。它是与西方市政厅不同而独有的建筑类型，浓缩了中国古代帝制时代的文化特征，充分体现了传统礼制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基于此，衙署建筑都比较讲究，带有一定的规制。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执政者对衙署的布局和建造非常重视，并且有严格的规定。

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官式建筑，二为民间建筑。而作为官式建筑的衙署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类型之一。汉代的衙署称之为“寺”，唐代之后就称“官署”“公署”“衙门”“衙署”等，到了明清有“县衙”“县治”“县署”等名称。衙署与宫殿、民居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世俗建筑的主体。衙署建筑特征可以说在后二者之间。

由于官衙是施政场所，因此衙署建筑除了要有遮风挡雨、避暑保暖的功能外，还要高大雄伟、令人敬畏，整齐有序、主次分明。因此，我国的衙署建筑一般都会模仿宫殿建筑，突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在主体建筑中又要体现最主要的中心建筑。

由于我国地处北半球，衙署的主体建筑都是坐北朝南。这不仅出于采光目的，更有着象征意义。这是因为阳光代表了光明和温暖，象征着公开、公正。衙署的建筑通常以中轴线为中心，以最主体的建筑为中心，两侧对称，前后对称，有主有从，秩序井然。中轴线上有大堂、二堂、三堂，其中的大堂是中心，内宅和其他房屋都在三大堂的周围，如此一来，整个建筑布局就显得既严谨又整齐划一。为了显示衙署的威权，通常衙署还会有一系列的附属建筑，用来拱卫主体建筑。比如绘着令人生畏图案的照壁，东西分列过街牌坊，接着还有宣化坊、首郡坊及钟鼓楼等，然后才是大门、仪门。仪门是衙署的礼仪之门，取《周易正义》一书“有仪可象”之句而得名，是坐轿、骑马的起止点。凡遇皇帝和皇后寿诞、元旦（春节）、冬至等，知府都要提前率领僚属吏员，身着朝服、朝冠，在大堂依礼制行礼，仪门之内张灯结彩。每逢科举考试，从大堂开始扎上龙门，结成彩楼，直到仪门，再从仪门往外，搭上彩桥。新官到任都要祭仪门，新官接印时先登仪门行一跪三叩首礼，“护日月”（救护日食、月食的典礼）按礼部的勘会通知，提前在仪门至大堂之间张灯结彩，搭设花门彩棚，日食、月食那天在仪门内置金漆大鼓一面。而遇忌辰，皇帝和皇后、印官的父母丧日，仪门外则供设忌辰牌位。可见仪门是典礼、庆贺、祭拜的重要场所。

仪门之后，东西两侧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以及承发司。仪门与大堂之间要有一块戒石坊，横额为“公生明”，额联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中国古代的衙署大都采用青砖灰瓦，其他梁枋彩绘也多采用青蓝色或者碧绿色。衙署内也有山水花木，但都在后面内宅一带，内宅一般有后花园、内花厅。在衙署的主体空间中，不会有多少亭台花木，目的是要保持人们到衙署后的敬畏，而亭台花木显然与衙署的严肃氛围不协调。

中国古代衙署建筑通常是“左文右武”“左尊右卑”“前朝后寝”的布局。如衙署的六部房分别在大堂东西，东有吏房、户房、礼房，西侧布有兵房、刑房和工房。通常，衙署建筑以左（东）为尊，以右（西）为卑，所以知府在东，通判在西。监狱是衙署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据了衙署的西南角，故俗称“南监”。此外，在衙署的建筑里，还会有庙宇和道观。比如，开封府里就有道观和魁星阁。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除了用法律和道德来控制人心，更需要用宗教来维护统治。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衙署从布局到装饰，都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值得人们去研究和品味。

历经千年岁月的开封府

开封的府衙文化有着突出的特点，是其他府衙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它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府衙文化中独树一帜？

这就要从开封府说起。五代后梁开始设置开封府。公元907年，汴州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称帝，改国号为梁，因为历史上曾有过梁国、梁朝，所以史学家称朱温建立的梁为后梁。朱温升汴州为东都，并建置开封府，称东都开封府。开封府之后又经历了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明、清等朝，直到1913年开封府被撤销，总共存在了1000余年。元朝时，开封府被改为汴梁路。五代（后唐除外）、北宋和金代后期，开封府是全国的首府。特别是在北宋历史上，京城开封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八荒争辏，万国咸通”。因此，开封府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为全国府中之冠，号称“天府”，驰誉天下。包龙图扶正祛邪、刚直不阿，美名传于古今。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荡气回肠，令人悠然神往。

后梁开封府除治理京城本身外，起初下辖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6县，后将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后改考城），许州之扶沟、鄢陵，陈州之太康划入开封府治下，共辖15县。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仍置开封府。开封作为北宋京都长达168年，“富丽甲天下”“汴京富丽天下无”，人口最多时有150多万。开封府初辖15县，后又增加了东明、咸平二县。北宋时期开封府的辖区有时有所调整，但基本上在15县左右。其中，开封县、祥符县称为赤县，分辖京城开封的东南部分和西北部分。但在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府辖区曾扩大，京东路的曹州，京西路的陈、许、滑、郑等州都划归开封府，开封府的辖区增至规模空前的5州42县。

金灭北宋，将北宋都城东京改为汴京，但开封府建置依然保留。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又改汴京为南京，设置南京路，下辖开封府、归德府（今商丘）和河南府（今洛阳）。金代前期及中期，南京路开封府辖15县，即祥符、开封、陈留、封丘、尉氏、中牟、阳武、扶沟、鄢陵、太康、长垣、通许、杞县、延津、胙城。金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迁都南京（今开封），开封府又成全国首府，开封府辖区扩大至4州35县。

元初设南京路，后改为汴梁路，设汴梁路总管府，开封府被撤销，汴梁路直辖州县。汴梁路总管府辖5州21县。说起汴梁路，还有一个小故事，和明太祖朱元璋有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于1368年年初在南京加冕称帝，很快便两次来到开封，在汴3个月以上。朱元璋就住在原元代汴梁路官署，后为明代按察司署所在地。传说他常在驻地的一株大国槐树下锻炼身体，这株树存活至今，据有关部门2013年测定，它的树龄已高达829年，也就是说朱元璋当时在这树下锻炼身体时，这株国槐的树龄已达184年。如今此树高十余米，最大合抱树围3米左右。它的位置就在商业大院东胡同8号院的南侧，这一带就是元代汴梁路官署和明代按察司署的旧址。

根据史料记载，朱元璋是一位非常钟情于开封的皇帝。据说，有一个时期，朱元璋一直想把开封当做北方的京都。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第一次出巡开封，实地考察之后于9月下诏，决定对王朝国都实行“两京”制：“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狩。播告尔民，使知朕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复建开封府。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封其第五子为周王，在宋金故宫遗址上建周王府，同时设置河南按察使司，开封既为省城，又为府治。明代开封府辖4州28县。

清代，开封仍为河南省城、开封府治所在地。清代开封府辖祥符、陈留、杞县、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中牟、阳武、原武、封丘、延津、兰阳、仪封、新郑、陈州、商水、西华、项城、沈丘、许州、临颍、襄城、郾城、长葛、禹州、密县、郑州、荥阳、荥泽、河阴、汜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开封府被撤销，将清末的归陈许郑道改称豫东道，省府、道治皆驻开封。至此，历经千年岁月的开封府成为历史。

宽严相济的北宋开封府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研究北宋时期的开封府，对于了解中国的府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贾玉英在《略论北宋开封府》一文中介绍说，北宋开封府的组织结构，以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北宋前期，开封府设官主要有牧、尹、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事等。官衙主要有潜龙宫、厅事、左右厅、使院、司录司（也称府院）、六曹（即功、仓、户、兵、法、士）、左右军巡院、勾当左右厢公事所等。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根据蔡京的建议，将开封府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更改，“罢权知府，置牧一员、尹一员，专总府事；少尹二员，分左右，贰府之政事”；“以士、户、仪、兵、刑、工为六曹次序，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改制后，仅六曹以上就比过去增要官十一员。自此，北宋地方统治体制也变为“府分六曹，县分六案”。

当时，开封府“典治京城”，政务“浩穰为天下之极”，担负着京城的治安管理、刑狱案件审理、救灾恤民、环境治理、平抑物价、发解本府举人、交通管理、所辖县赋税征收等众多职能。

维护京城的社会治安，是宋代开封府的首要职能。京城人口众多、阶层复杂，开封府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任务艰巨。宋太祖、太宗两朝，开封府治安实行严打政策。宋真宗时期，开封府的治安职能增多，如京城捕贼等事务全由开封府掌领。北宋时期，京城开封的打架斗殴案件经常发生，每逢节假日更甚，使开封府官员假期也不能休息。在宋代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多且复杂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之称。从开封府审理刑狱案件的类别上看，有一般的狱讼，也有大奸的诏狱，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六三《京尹》中所概括的：“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呈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所谓的“呈旨已断者”，即诏狱。

赈灾恤民是开封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每遇到灾荒，开封府都要奉朝廷之命赈灾恤民。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八月，京城开封遇到了暴风雨，宋仁宗诏令开封府，“民庐摧圮压死者，官为祭敛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京城开封大雨，冲毁民房，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恤压溺者”。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京城遇到了灾荒，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济饥民”。

此外，开封府的举子多，科举的政务相对比较繁重。开封府具有按察京畿宅税、地税及其所辖县两税，平抑物价的职能。北宋末年，京城“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笼饼每个涨至二十钱。开封府尹宗威愍从食品入手治理。他令人做笼饼，发现每个饼的成本只需要六钱。于是，他对卖笼饼的人说：“我所做的饼和你卖的饼重量一样，我已经用现在的价格计算了你做一个饼的成本，每个饼只需要六钱。你若卖八钱，就有两钱的利润了。以后每个饼只准你卖八钱，再敢哄抬物价就杀头。现在，我先借你的头来推行我的命令。”卖饼者被杀，其他人再也不敢哄抬物价，很快物价被平抑。

宋代开封府除上述职能之外，还要负责京城环境治理、各种庆典的礼乐事务及参与京城的宗教管理等。

果断而又高效率的管理方式，是宋代管理开封府重要的经验之一。范仲淹知开封府，宰相本想“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范仲淹却“威断如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在北宋历史上，出现了不少以威严治理京城的府尹。包拯知开封府时，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城为之语曰：“关节不倒，有阎罗包老。”北宋末年，金兵包围了京城，京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宗泽知开封府，以威严治京城，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 强调诚信，也是开封府治理京城的重要方式之一。宋仁宗时期的陈尧佐认为：“治烦之术，任威以击强，尽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他知开封府时，“一以诚信，而京师治”。

熠熠生辉的开封府衙文化

古城开封，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开封的府衙文化熠熠生辉，可谓中国府衙文化的代表。

开封府衙文化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时至今日，提起开封府、包公，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就能说明一切。在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开封府成了公平正义的代名词。此外，因窃符救赵闻名于世的信陵君，他的府第就在今日的大相国寺一带。杨家将居住的天波府，八贤王居住的南清宫，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早年居住的双龙巷府第，也是妇孺皆知。蔡京府第、王黼府第、赵光义居住过的晋王府等，也很有名气。宋代的御史台（乌台）因发生过与苏轼有关的“乌台诗案”，也很有名气。

开封府衙文化使开封府成为理想之地、廉洁之地，成为讲究千百年来所流传下来的生存规则——“理”的地方。在这里，金钱无用，潜规则无市场，贿赂不生效。在这里，由于“理”的支撑，弱势群体变成了强势群体。从两宋起，包公和开封府的传说就在百姓中间流传。

如今，从开封府的府门进去的第二道门，是仪厅，又叫正厅门，是官员们迎来送往宾客的地方。墙上绘有《北宋疆域图》《开封府辖区图》。仪门前两通石碑，东边是“开封府题名记碑”，西边则是“开封府尹题名记碑”。碑上记载着北宋从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担任过开封知府的人员名单和任职时间，共有183任，其中包拯是第93任。从这块碑上我们可以看到包拯从嘉祐二年三月到次年六月，在一年零四个月里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当时包拯59岁。因开封是京城，京师中权贵多如牛毛，人情诡谲，官吏舞文弄法，无恶不作，所以皇帝一向把倚重的大臣派作开封府尹。包公到任后秉公执法，不避权贵，采用威严治府的办法，结果“威名震动都下，有赫赫之誉”。在这块碑上，除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的名字外，还有欧阳修、寇准、范仲淹以及晏殊、蔡京等人的名字。其中，唯独包拯的名字已经模糊不清了。这是因为前来参观此碑的人总要情不自禁地触摸包拯的名字，天长日久，竟在石碑上摸出了一道凹痕。从这一点来看，便可充分说明包公的名字是何等深入人心。后来的历朝历代，包公及开封府都是正义的化身。元杂剧中，仅包公戏就有几十种。明代，则出现了《龙图公案》等小说。至清代，则出现了《三侠五义》《小五义》等小说，将开封府与包公故事融合、提升。在京剧、豫剧等戏曲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包公戏，《铡美案》《陈州放粮》等妇孺皆知，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著名唱词更是家喻户晓，它早已超越了一般戏曲的意义。不管是否喜欢戏曲，所有人都知道包公与开封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杨家府通俗演义》则生动还原了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此外，如八贤王与南清宫，也为百姓津津乐道。

开封府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位置。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最高位置的是宋文化。宋文化以其深刻性、独创性、审美性而处于空前绝后的状态。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宋几十年，高度评价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不是一般人的泛泛而谈，而是一位文化大家研究了海量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北宋开封府，成了北宋文化的集中展现地。北宋的很多政治名人、文化名人都在开封府担任过职务。翻开北宋历任开封府长官的名单，几乎可以串联起整个北宋历史。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三位皇帝，都在开封府担任过府尹，秦王赵廷美、许王赵元僖也担任过府尹。赵光义在宋太祖登基的第二年被任命为开封府尹，一直到宋太祖驾崩。也就是说，赵光义在开封府任职长达15年。襄王赵恒后来改封寿王，被封太子后又改名为赵元侃，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他任开封府尹约有3年。很多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如欧阳修、司马光、寇准、范仲淹、包拯、宗泽、蔡襄等，也在这里担任过权知府，使开封府群星灿烂。就连文化大家苏轼，也在这里担任过通判。

赵普是著名的开国宰相，宋太祖雪夜造访他的府第，并在他的府中制定了统一全国的先南后北方针。在该方针的作用下，蜀主孟昶、南唐国主李煜等先后归降大宋，并在开封有了各自的府第。宋代著名宰相王旦的府第就在今日的曹门外三教堂一带，王旦墓就在开封东郊边村。三槐王氏支脉繁盛 ，遍布全国。而开封的三槐堂，就是三槐王氏的祖庭。明代的周王府，在今日的龙亭湖一带。第一代周王朱橚著有《救荒本草》一书，是有名的植物学家。第二代周王朱有炖是有名的戏剧家，著有《诚斋乐府》。据记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最初抄本出自开封周王府。仅在开封，王府就有七十二座，有“中州地半入藩府”之说，可见当时的府衙文化之兴盛。在明代开封城，府衙可谓众多，省级府衙、开封府府衙影响深远，也在开封的很多地名中留下了痕迹。

开封府衙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近年兴起的城市学，越来越注重北宋开封的价值和意义。北宋之前，中国城市是坊市制格局。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彼此严格分离，并且四周都围有隔墙或篱栅。坊、市门有专职卫士把守，启闭时间由官府统一规定。市场面积狭小，固定在城市某处。所有交易都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市场之外严禁交易。宋朝时，坊市界限逐步打破。当时的开封，打破了坊市分离的格局，实行了坊市合一的制度。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传承了这一模式。面对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人的吃穿住用等，开封府不得不推出很多措施，这些措施也就成了世界城市管理史上的首创。

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不同的是，开封府衙文化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它是一种活的文化，即不仅存在于古籍中、图书馆中或者学者的案头，还存在于百姓的生活和日常述说中。有多少个有关开封府、包公的故事在流传已经无法统计，关于杨家将的故事也是广泛流传。正因为这是一种活的文化，所以它在不停地生长，这些故事也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近年，多个剧组来开封取景拍摄，这些不断产生的，有关包公、开封府、杨家将的影视剧，更为这种民间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