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所居“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因此，“其人性凶急，喜寇抄”，经常侵扰四邻，又常招致四邻的讨伐。所以，为了便于防守，其城多建在山上，形成高句丽所特有的山城文化。历史记载，唐灭高句丽时得城一百七十六座，而这些城绝大多数是山城，平地城很少。由于这些山城都建于山顶上，多用石块砌筑，所以，虽经千余年风雨，大多数山城能保存至今。仅辽宁省目前考古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就有八十七座，其中，沈阳发现两座，一座是石台子山城，一座是塔山山城。

石台子山城石台子山城位于沈阳市东北三十五公里的辉山风景区棋盘山水库北岸，原属东陵区（今浑南区） 满堂乡石台子村，所在地属于长白山余脉哈达岭的辉山丘陵。山城建于一座山丘的顶部，东、南两侧山下即浑河的支流蒲河（今为棋盘山水库）。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从1997年至2006年，考古工作者连续对该山城进行了十年的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山城的范围、结构和布局，出土文物千余件。

石台子山城城墙

山城利用山体的自然山势修筑，西高东低，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周长约1384米。城墙全部用石材修筑，石料主要来自本地的石灰岩和砂岩，也有的选自较远的铁岭市横道河子乡武家沟村北山顶的玄武岩。城墙基础是清除山体表面浮土，然后在基岩上凿出基槽，内砌长条基石二至三层；在山势陡峭之处，就直接在岩石上凿出平面作基础。墙体的表面使用高句丽山城惯用的一头大一头小的“楔形石”砌筑，砌筑方法是大头冲外， 小头冲里， 墙里以梭形石、垫石稳固墙体，墙内填充碎石。该城还采用了拼缝、错缝技术，墙面结合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城墙的防卫功能，在高大的墙体外侧，还修筑了九座敌台，分布于山城的西、北和南面。山城共设有四座城门。四门的结构基本相同，门道两侧墙下部砌有外凸的阶石，在门道内有深埋的门础石，发现的门柱础石与门枢础石为台阶式的联合体。门枢碗为铁铸，外方内圆，有凹窝，嵌于门枢础上，在南门、东门和北门还发现铁铸门枢套、铁门箍带、铁铆钉、炭化木门板等。在西门门道内还发现大量的炭化木柱、木板等，证明门道上面原来可能有木构的门楼。西门地势较缓，可能是当时的主要通道。

高句丽山城因为建于山上，所以在修筑时都有排水系统，有的山城通向山下的门道即是山水外泄的孔道。这次发现石台子山城的排水系统由沟渠、涵洞和明渠组成，复杂而完备。涵洞发现五处，其中三处位于门道下，两处在城墙下面通过。东门的排水系统由排水渠、滤沙池、沉井、涵洞和明渠组成。

每座高句丽山城必须有供人畜饮用的水源，所以，一般都有水井、水池等蓄水设施。石台子山城的蓄水池建于城内山谷间，由蓄水池和拦水坝组成。蓄水池呈直筒形，现存深约5米，井口直径约9米。

井壁全用楔形石砌筑。在目前发现的高句丽山城井形蓄水池中，这是最大的一座。拦水坝位于蓄水池的西侧，由西向东略呈斜坡状，面向下面的蓄水池。

石台子山城蓄水池

在高句丽山城内一般都有供瞭望的高台，有的是自然高台，有的是人工砌筑的高台。石台子山城瞭望台位于城内西南高地上，是用楔形石围砌成“回”字形墙体， 中间填土夯实，东西长87米、南北宽85米。瞭望台外有土筑围墙，长约80米、宽约70米。在城内地势较平坦地方分布有较密集的房址，已清理四十多座。室内皆有取暖的火炕，烟道有石筑和土洞式两种，为了防潮，有的室内地面经过烘烤。早、晚期的房址有的互相叠压、打破，反映了这座山城使用的时间比较长。房址内外都未发现瓦类建筑材料，说明都是草房，尚未发现等级较高的房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石器、骨角器等几类。陶器主要是瓮、罐、甑、盘、盆、碗、钵等生活器皿和纺轮；除素陶外，还有带有颜色的釉陶。铁器除城门上的构件外，主要是兵器，有镞、刀、斧、削、甲页等。铜器多为小件饰物，重要的是在城内地层中发现了一枚隋代的五铢钱。骨角器有刀柄、簪以及不知用途的有孔骨片等。石器有舂米用的石臼以及石环、砺石、石锛、纺轮等。

另外，在山城外西北方向的山沟里，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墓葬，共清理五十余座。均属于高句丽晚期的封土积石墓，墓室平面有铲形、刀把形、梯形和长方形等几种。墓内随葬品很少，还没有发现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

塔山山城

塔山山城塔山山城位于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以东的塔山上，北距沈阳市约二十五公里。塔山有东西五座山峰，西面第一峰上原有一座六角七层砖塔，故名塔山。城位于塔山山顶，南临沙河，形势险要。山城东高西低，呈簸箕形，四周城墙沿山脊修筑，周长约1200余米。修筑方法是先用石块筑成墙基，上面再以土夯筑。遗迹至今还隐约可辨，保存较好的一段是东南角，存高约1米，基础宽约3米。城东南设有一门，也是城内山水外泄的出口。城址内到处可见红褐色和灰色绳纹、布纹砖瓦，也有莲纹瓦当，都是典型的高句丽遗物。因该山城未经考古发掘且破坏较严重，所以山城结构、布局及遗迹等均不清楚。

石台子山城瞭望台

两座山城的修筑年代及城名沈阳境内的这两座高句丽山城是距离其西部边界辽河最近的两座山城。它们均位于水陆要冲石台子山城位于沈阳东部山地，控扼蒲河河谷，是通向高句丽内地的通道之一，也是距“高丽西境镇城”新城（今抚顺市高尔山山城） 最近的山城。

塔山山城位于沈阳南部山地，控扼沙河河谷，是通向高句丽辽东重镇辽东城的必经之地。它们都是高句丽占据辽东后，精心规划构筑的西部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修筑时间应该在高句丽占据辽东的公元5世纪之后到隋征高句丽之前。石台子山城设计和修筑之精审及塔山山城的土筑城垣，都体现了高句丽中晚期山城的特征和风格。另外，从石台子山城发掘的迹象看，该城被焚烧过两次，第一次被烧后，又进行了重修，以后又被焚毁。说明隋唐东征时，曾在此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战。山城内出土的隋五铢钱就是确切的证据。

这两座山城在当时是高句丽的哪座城，因为历史记载的资料太少，考察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在石台子山城发现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塔山山城是盖牟城。石台子山城发现后，有人认为石台子山城为盖牟城更合适，但也有人认为石台子山城应该是金山城，或者是横山城，下面略作说明。

石台子高句丽墓

盖牟是距辽河最近的一座山城，所以，唐太宗东征，李为先锋，过辽河，首先破盖牟城，然后围辽东城。所以，把盖牟定在沈阳境内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沈阳附近发现了两座山城，哪座是盖牟呢？

史书有两条记载对确定盖牟城的位置有所帮助，一条是《旧唐书·韦挺传》：“及前军破盖牟城，诏挺统兵士镇盖牟，示渐用也。挺城守去大军悬远，与高丽新城邻接，日夜战斗，鼓噪之声不绝，挺不堪其扰。”又《新唐书·韦挺传》：“帝破盖牟城，诏挺将兵镇守，示复用。

城与贼新城接，日夜转斗无休时。”这两条记载指出了盖牟地理位置的两个特征，一是与新城（今抚顺市高尔山山城） 邻接，二是距辽东城（今辽阳市） 较远。因为当时唐军主力已去攻辽东城，所以，“去大军悬远”，就是距辽东城较远。根据这两条史料，盖牟城应与新城邻接，石台子山城在新城西北，直线距离约十九公里；塔山山城在新城西南，距新城约四十余公里，都不算远，皆可看作“邻接”。另外，这里所说的“日夜战斗”并不应是唐军攻打新城的战斗，而是唐军在新城至辽东城的通路上拦击高丽援军的战斗。因为唐朝大军转攻辽东城之后，高丽从国内城和新城调集步骑四万来救辽东，途中受到江夏郡王道宗的拦击。再从《新唐书·韦挺传》中的“日夜转斗无休时”一语来看，当时镇守盖牟城的韦挺士兵，也参加了阻击高丽援军的战斗。

还有一条记载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七》：“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此段记载来源于贞元年间（公元785—805） 宰相贾耽所撰《道里记》。此时，安东都护府的建置早已废除，但此安东都护府仍指今辽阳。由辽阳去渤海王城（今黑龙江省宁安） 要经古盖牟、新城，也就是说，古盖牟在今辽阳与抚顺之间。依据这条史料，定盖牟在塔山山城更合适。另外，盖牟城在太宗收复后，曾在此设盖州，唐灭高丽后，曾设盖牟州，所以，在这座城里一定有官署一类建筑。石台子山城经过十年的发掘，一直没有发现瓦等重要的建筑构件，而在塔山山城却发现了大量的瓦。所以，综合比较，暂定塔山山城为盖牟城，石台子山城为何城，则难以确定。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实际二者并无继承关系。高丽有来源于论语“山高水丽”的附会。高丽的英文名“Goryeo”源于高句丽的英文名“Goguryeo”。 而韩国的英文名“Korea”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实际上，“Goryeo”和“Goguryeo”均是唐代传入新罗的汉字音读，来源于中国历史古籍。

佛教是高丽王朝的国教。历经16年时间雕刻成的高丽大藏经是世界瑰宝之一。高丽的青瓷制作手艺精湛。

以下是王建的生平典故~

建（约767－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唐代诗人。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

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

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庭生活的重要资料。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指出它的内容“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诗中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因而广为传播，颇有仿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王建宫词旧跋》说，后世“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体，有一部分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也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但这些诗往往杂有消极颓废思想，艺术上也缺乏明显特色。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多可诵之作。还写过《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二、

王建(847-918) 五代十国时前蜀国的建立者。前蜀高祖。字光图。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一作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少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后投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兵锋而逃奔成都，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被号为随驾五都，归宦官田令孜指挥。令孜认其为养子。后分典神策军。宦官杨复恭掌禁军，疑王建，出之为壁州(一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组织起800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地盘，占领成都西、南诸州。大顺二年(891)，攻占成都。乾宁四年(897)，破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占有东西两川之地。天复二年(902)取山南西道。三年，唐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基础稳固。后梁开平元年(907)，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武成二年(909)，王建颁《永昌历》。天汉元年(917)，改国号为汉。次年，复号为蜀。当时中原战乱，文士多奔于蜀，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前蜀建立后没有大规模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

三、

收三千里河山，高丽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罗经历了“弓福之乱”后，在公元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极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全罗南道光州），后又据完山州（全罗北道全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公元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公元905年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松京志》卷七）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 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镠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弑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 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26日），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 除新罗国为庆州。”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高丽史》卷二）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

高句（gōu）丽（lí），公元前37年至公元七世纪，700余年，很不错了！唐朝不足300年，宋朝南、北合计300年多一点，东汉、西汉加一起不足400年。即使是曾经称霸欧亚的元朝，成吉思汗铁木真甚至已经打到欧洲本土腹地，征服整个欧洲，领土扩张已经超越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号称世界史上最伟大的王朝时代！其存续时间也仅百年！由此可见，高句丽王朝虽国土面积不算大，但称其“伟大”，不足为过。能够延续700年，说明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与成就，都非常平衡、稳定，且可持续。

公元五世纪后，高句丽也称高句骊，简称高丽。我们小时候就称朝鲜族为高丽。但是中、韩史学家在高句丽与高丽的关系上存在重大分歧，中国史学界认为二者除民族DNA上的延续外，没有直接关系。高丽王氏王朝建立于公元918年，这已是高句丽王朝灭亡200年之后。如果这样也能算一个王朝，那中国的唐、宋也能算一个，这一点上我站中国史学家。如今东北延边自治州的朝鲜族，与隔鸭绿江而望的北朝鲜及南韩，属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这是公认的，起源以今天吉林省的扶余为多，当时称夫余。

对比高句丽时代与现代地图，高句丽古国南方的一部分与现代的北朝鲜重叠，但南韩境内大部分是高句丽时代的另两个同时代并存国家——新罗与百济。韩国现单方面称百济、新罗、高句丽为其古代的"三国时代"，我不认同，这三个国家都在唐朝时代被李氏王朝灭亡了。

一个存续700余年的王朝，前后经历了28位君王，你可以想象她曾经的辉煌与顽强！我带着极大的好奇心与敬畏，来仰视这个王朝！

在独立建国之前，高句丽一直受汉朝控制的。当她扩张到一定程度，军事力量也相对强大后，与汉朝直接对抗，摆脱了汉朝的束缚，建都丸都城。后汉亡，高句丽先与曹魏合作，后又反戈一击，之后遭曹魏报复，于公元244年摧毁丸都城。这一役后曹魏以为高句丽再无翻身之力，然而没想到，七十年后，高句丽重建丸都城，再次崛起。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仅让高句丽重生，且比之前有了更加强大的军事实力。高句丽开始疯狂扩张版图。对于曹魏来说，所谓“除恶不尽，必有后患”！

整个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200年的时间里，高句丽主要都在忙于扩张及对抗邻国。在长达尽约200年的时间里，战事连续不绝，休养生息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几十年。700年的历史中，除了对抗中原大汉的挤压外，还有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扶余国、西南部的燕、南方的百济与新罗，局部边境战事不断。这也是南韩一直将此三国鼎立时代称为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原因。从综合国力上来说，能够支撑如此长期的战事，可见高句丽在经济上发展得极好。

高句丽的版图处在中国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与再向北的游牧民族不同，这片土地上有稳定的农业种植业。《山海经》中也有明确记载，此地食黍，即大黄米，至今东北人民依旧有小量种植；因为这一片土地上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所以农牧业也很发达；而绵延的汉江、鸭绿江及海岸线决定渔业同样发达；手工业应集中于农业生产所需的铁器工具、兵器、日常生活器具及宗教祭祀用品。可以说，广袤肥沃的土地，与鸭绿江、浑江流域山川河谷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农业、渔猎经济并重，手工业次之的经济结构，为农耕时代的高句丽古国700年兴盛不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高句丽古国的治国之策，比如如何达成生产、供应与军事消耗之间的平衡，人口政策如何（长年征战，如何保证后备军源供给），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对军事扩张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农、林、牧、渔的水平在当时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地位……都值得深入研究。但是正由于其所处区域在元朝之后才归属于大汉，今人也理解其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先民，所以她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中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从公元598年至公元668年，从隋朝（581年—618年或619年）到唐，隋朝的半个时代，唐朝的四个皇帝，共历时70年，不遗余力，终于将高句丽古国彻底灭亡。两个中原汉地的朝代，给予了高句丽这样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小国如此高规格的军事对抗，主要原因，在于高句丽始终不愿安分守己，始终以扩张为国策。700年间，多数边境战事均由高句丽引发，有时是上一场战役还是盟友，一回头便反杀，翻脸比翻书还快，丝毫不讲道义。这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吧！不过能够让中原王朝及中原人，卧榻之侧如此无法酣睡，高句丽王朝也算得上是不容小觑的伟大王朝。能够被当作强大的对手，也是王朝及个人的一种荣耀。只有强大，才会被重视。但是如果高句丽能够学会与中原和平共处，发展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是不是今天的东北吉林地区，包括我的家乡吉林市，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就不是中国人，而是隶属于另一个占据朝鲜半岛且长驱直入内陆的国家呢（也不是今天的北朝鲜或韩国）？！

历史无法回头。人和国家都一样，要有自知之明！

高句丽古城

如今占地面积最大的高句丽古城遗址，位于吉林省集安。其他地方，比如抚松、吉林市都有其遗址。吉林市的那个在龙潭山南天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个信息吓我一跳。小时候我们都爬过，我只记得有水牢、旱牢，南天门有印象，但具体是什么样，都不记得了。百度搜索到的资料，没有显示明确的断代。

我要去的是集安这片最大的遗址群，包含最主要的国内城、丸都山城、高句丽遗址公园、将军坟、好太王碑、禹山贵族墓地、高句丽采石场7处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及周边外延的众多区域。不知道是不是只能到达遗址公园。

其中丸都山早期用名“尉那岩城”，公元前37年至668年为高句丽的都城，也是汉代高句丽政权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不知道保存得如何，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啊！

在做攻略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历史人物——甄萱，是朝鲜半岛后三国中后百济的创立者（在位期间900~935年），与高句丽时代无关，是高丽时代。

顺手查了一下“甄”这个姓氏。之前我父亲在世时，曾在我家附近遇到一个同姓的人，住在四惠东地铁站上面。他跟我父亲探讨过甄的姓氏起源，他说他查了大量资料，认为“甄”的姓氏起源于五帝时代，为帝舜后裔，得姓始祖为仲甄。《陈留风俗传》说：“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出中山、河南二望。”因以做陶为业而得甄姓，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但是有宗族家谱的甄氏，浙江、江苏也有分布。另两种说法是可能源于鲜卑族或满族。

就“甄”字的象形文字结构来说，更似做陶器的；但是我的小脚趾不是一个完整的甲片，据说从遗传学上来说，这是有游牧民族血统的遗传学证据，但这也可能来源于我母亲这边的基因，不能确认。

历史上最著名的，真实存在的人物，当属甄妃——文昭皇后（183年1月26日—221年8月4日）甄宓（或甄洛）吧！魏文帝曹丕之妻，曹操的儿媳妇。传说《洛神赋》的原型即是她。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曹植《洛神赋》

甄氏乃曹植的嫂子，所以这个说法，我存疑。不过传说中甄氏确实是个美女。

20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