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与文献小议

　　根据出土文物来订正人们对古书的误解，其例甚早。如《南史·刘杳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杳)尝于(沈)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婆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羹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栖樽作栖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我们知道，在南北朝时代，郑玄的学说被视为“三礼”之学的权威，可是在出土的古器物面前，人们也不得不改正他的说法。出土的古器物是如此，出土的帛书、竹简更是如此。例如《战国策·赵策》中的“左史触耆”，清代学者王念孙已指出当从《史记》作“触龙言”，而此说的被确证，却由于帛书的出土。

　　我们阅读古书，有时遇到难解之处，其原因各各不同，有些可能是字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找到版本根据或其他旁证加以校改，这当然是很理想的。有时找不到确切的根据，前人往往使用“理校”的办法，即通过推理解决疑问。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有时也难免出错。例如《老子》河上公注本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二句，“河上公”注:“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又说:“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顺天任德，敌人自服。”清人俞樾根据唐景龙碑文作“以道作人主者”，认为是古本，又据“河上公”注中“谓人主能以道自辅佐也”的话，认为“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则是人臣以道辅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辅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似，又涉注文辅佐字而误耳”(《诸子平议》卷八)。这见解看来很有理，其实未可信从。因为这里的“佐”字，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本《老子》作“差”，亦即“佐”之假借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则径作“佐”字。既然战国、秦汉的竹简、帛书均作“佐”，那么据景龙碑文及“河上公”注，恐不妥。所以阅读古籍如果仅仅用力于书面材料还是不够的，必须关心考古发掘的新资料。

　　然而，要理解发现的新出土资料，还是要熟习已有的文献资料。例如:最近一期《文史知识》上刊登了郑慧生先生的《张楚正义》一文，他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中有“张楚”二字，联系《史证》中《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和《陈涉世家》中提到“张楚”的话加以考察，并且还注意到了同书《天官书》中“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的话，指出“‘张楚’为‘张大楚国’，是一场复立楚国的运动。它既非国名，又非王号”，当从《集解》和《索隐》所引李奇说。这结论是很令人信服的。我们读《史记》，对《天官书》往往不甚用心，因为这是专门之学，治文史的人往往不大懂，读起来也就不如本纪、世家与列传认真，可是最能说明“张楚”二字含义的话，正在这篇中。这说明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出土文物，还有赖于我们对文献资料的熟习。所以王国维当年提出要“双重论证”的办法，确实是十分正确的。

　　前面说的还只是就一般阅读古书而言，如果具体到古典文学的研究而言，要理解出土文物，恐怕更需要对文献下功夫。即敦煌出土的唐永隆写本《文选·西京赋》而论，其中就有许多古字，如拂拂的“拂”字，这里作“铃”，乃从篆文“臀”字形变而来，如果我们不读《说文》，也难于辨认。更重要的是近年出土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联系许多典籍也很难深刻理解，例如近年出土的《神乌傅(赋)》，其实是一篇很好的汉代俗赋，如果不联系曹植的《鹤雀赋》、敦煌俗赋《燕子赋》以及《诗经·鹤钨》、汉乐府《乌生》、《飞来双白鹊》等禽言诗，也很难阐明其意义。所以我们阅读古籍、研究文学史，都必须注意考古的新发现，也更需要对古籍多下功夫。

家风传承新颖有诗意的题目有如下：

1、何必乱作揖

2、人生贵在行胸臆

3、大智闲闲

4、心之至道，一苇以航

5、暾将出兮东方

6、何处青山不染尘

7、自飞晴野雪朦朦

7、自飞晴野雪朦朦

8、待踏马蹄清夜月

9、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10、霁云不改心中月

11、远近结合，感受自然

12、舍一朝风月，得万古长空

13、仰观宇宙，俯察万物

14、以我之力，追我所愿

15、人生无极限，奇迹会出现

16、潜心于学术，造福于未来

17、门后花开，一路前行

18、和苏轼一起赏月

19、微笑是一把神奇的钥匙

20、试问千年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