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修书过程：永乐修书保存了失传古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3浏览：3收藏

永乐大典的修书过程：永乐修书保存了失传古籍,第1张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齐民要术》分为10卷，共92篇，算上卷前的“序”和“杂说”，共计115万余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4万多字。如此宏大的篇幅，在中国古代农书中也属罕见。《齐民要术》内容涉猎广泛，从耕种到制造醋酱，凡是有关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都有详细的记录。用贾思勰的话来说是“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具体涉及农艺、林木、园艺、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其他手工业等。《齐民要术》的序是全书总纲，交代了写作的缘由和意图。正文10卷，前3卷讲大田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第4至5卷讲果树和林木；第6卷讲动物的饲养；第7至9卷讲副业，包括酿造、食品加工、荤素菜谱以及文化用品等；第10卷主要记述南方的植物资源。

《齐民要术》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各个方面，而且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以及该类目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做出了合理的划分。

第二，第二，精辟揭示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技术的关键，详尽探讨了抗旱保墒问题，并对农作物耕培、农田管理进行了规范。

第三，记载了许多植物生长发育以及有关农业技术的观察资料。

第四，保存了许多古代的农书，像《氾胜之书》等，也保存了许多佚失的古籍，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第五，书中涉及了家禽牲畜的词养，大大推进了动物养殖技术。

第六，叙述了农产品的加工、酿造、贮藏和烹调的技术，内容很全面。综上所述，《齐民要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聪明才智，为保留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是一部具有高度科技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

1、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其《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并在《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

2、最早整理《山海经》的西汉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认为此书是三代时所作。他说：《山海经》这本书，产生于尧舜禹的时代……禹把天下划分成九州，益与伯翳等人区分万物的本质，写出了《山海经》。刘歆这一说法是受到《列子》的影响。

因此，这种说法就影响到刘歆以上的论断。其后，王充《论衡·别通篇》、赵哗《吴越春秋》等都持这种观点。

3、大约是从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叶，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

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山水物志。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校时，才合编在一起。宋人胡应麟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