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工作很不易做好，稍一疏忽即出错误。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倡“国学”，他们点校出版的古籍却错误百出。鲁迅在《热风·所谓“国学”》一文中指出:“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50年代后，国家对古籍的点校工作极为重视,调集不少专家,点校《资治通鉴》等重要史籍，虽仍难免有疏失，但已堪称善本了。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这就是将古籍加上新式标点，分出段落。标点中又分加专名线与不加专名线两种。专名线指人名、地名，也包括书名。加有专名线的标点本，比不加专名线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判断一个人、地、书名该不该加专名线，需要较高的学识水平。从当前的古籍出版物来看，有直排与横排两种形式，采用横排形式的大都不加专名线，书名线则用尖角号(《　》)标明。

古籍的影印本主要是选好底本、配补缺页、残页，描修或换字、补字，这几项都是学术性与技术性密切结合的工作。影印书也常发生错误，原因主要出于学术性注意不够。 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难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古书更是难以读懂。为了祖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延续，发扬光大，所以今译也是当前古籍整理应该重视的工作。过去古诗方面的今译较多，散文方面的今译几乎没有，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今译要求做到准确、优美，达到信达雅的标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索引是研究与使用古书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所以也应视作古籍整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从事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中国近年也开始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索引可以附在一部书的书后，篇幅大的则可以单行。古籍索引的检索，一般采用笔划方法和四角号码方法。

“九年规划”曾将部分近代和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史哲的研究，包括对专书、专人、专题史的研究著作，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范围，如《中国天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这是就广义的古籍整理而言。

整理方式不同。

1、点校本是指经过校勘、标点等手段系统整理过的古籍。

2、三全本《史记》，对《史记》正文的校堪整理，以中华书局十册点校本为基础，包含了全部史表，逐篇做了题解，逐段进行注释，内容极为丰富。

第一个错误：底本有误。现在古籍的出版都是以宋元明清的底本为依据，如果底本有误（如错讹字、漏字、缺页等），那出版的古籍也就跟着错了，不过这一问题比较少，因为估计出版很少只参考一个底本，比如中华书局的《饮水词校笺》，这本书的校订所用参校本包括《今词初集》《清平初选后集》等十五种。

第二个错误：编辑校对有误。这个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很多出版社的古籍校对都是年轻编辑在做，缺乏经验。中华书局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都有这类错误。

第三个错误：参校底本时出错，既然有多个底本，那么当各个底本发生冲突时，以哪一个为主？这就非常考究学问了，然而出版社的人很多并不是专家学者。所以为避免这个问题，现在古籍的校笺等工作都是出版社邀请大学的教授来做。比如中华书局的点校二十四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丛书等。

第四个错误：印刷错误，比如缺页、漏页、错页，这就是技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