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茶道概念

☆ 饮茶,之道 修道 即道 艺、修、道的结合

　茶道发源于中国。中国茶道兴于唐，盛于宋、明，衰于近代。宋代以后，中国茶道传入日本、朝鲜，获得了新的发展。今人往往只知有日本茶道，却对作为日、韩茶道的源头、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中国茶道知之甚少。这也难怪，"道"之一字，在汉语中有多种意思，如行道、道路、道义、道理、道德、方法、技艺、规律、真理、终极实在、宇宙本体、生命本源等。因"道"的多义，故对"茶道"的理解也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是以修行得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其目的是借助饮茶艺术来修炼身心、体悟大道、提升人生境界。　　

　　中国茶道是"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的有机结合。"饮茶之道"是指饮茶的艺术，"道"在此作方法、技艺讲；"饮茶修道"是指通过饮茶艺术来尊礼依仁、正心修身、志道立德；"道"在此作道德、真理、本源讲；"饮茶即道"是指道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饮茶即是修道，即茶即道。"道"在此作真理、实在、本体、本源讲。下面分别予以阐释之。　

一、中国茶道：饮茶之道

　　　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陆羽，字鸿渐，又字季疵，号桑苎翁，唐代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县人）。陆羽著《茶经》三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十章。四之器叙述炙茶、煮水、煎茶、饮茶等器具二十四种，即封氏所说"造茶具二十四式"。五之煮、六之饮说"煎茶炙茶之法"，对炙茶、碾末、取火、选水、煮水、煎茶、酌茶的程序、规则作了细致的论述。封氏所说的"茶道"就是指陆羽《茶经》倡导的"饮茶之道。"《茶经》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也是第一部茶道著作。　

　　中国茶道约成于中唐之际，陆羽是中国茶道的鼻祖。陆羽《茶经》所倡导的"饮茶之道"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性的饮茶，它包括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中国茶道即"饮茶之道"，即是饮茶艺术。　

　　中国的"饮茶之道"，除《茶经》所载之外，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明代朱权的《茶谱》、钱椿年的《茶谱》、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等茶书都有许多记载。今天广东潮汕地区、福建武夷地区的"工夫茶"则是中国古代"饮茶之道"的继承和代表。工夫茶的程序和规划是：恭请上座、焚香静气、风和日丽、嘉叶酬宾、岩泉初沸、盂臣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薰洗仙容、若琛出浴、玉壶初倾、关公巡城、韩信点兵、鉴赏三色、三龙护鼎、喜闻幽香、初品奇茗、再斟流霞、细啜甘莹、三斟石乳、领悟神韵。　

二、中国茶道：饮茶修道

　　陆羽的挚友、诗僧皎然在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认为，饮茶能清神、得道、全真，神仙丹丘子深谙其中之道。皎然此诗中的"茶道"是关于"茶道"的最早记录。　　

　　唐代诗人玉川子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脍炙人口，"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唐代诗人钱起《与赵莒茶宴》诗曰："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唐代诗人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诗中则有"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这些诗是说饮茶能让人"通仙灵"，"通杳冥"，"尘心洗尽"，羽化登仙，胜于炼丹服药。　　　

　　唐末刘贞亮倡茶有"十德"之说，"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饮茶使人恭敬、有礼、仁爱、志雅，可行大道。　

　　赵佶《大观茶论》说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朱权《茶谱》记："予故取烹茶之法，米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乃与客清谈欺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赵佶、朱权的帝、王的高贵身份，撰著茶书，力行茶道。　

　　由上可知，饮茶能恭敬有礼、仁爱雅志、致清导和、尘心洗尽、得道全真、探虚玄而参造化。总之，饮茶可资修道，中国茶道即是"饮茶修道"。　

三、中国茶道：饮茶即道

　　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庄子认为"道"普遍地内化于一切物，"无所不在"，"无逃乎物"。 马祖道一禅师主张"平常心是道"，其弟子庞蕴居士则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其另一弟子大珠慧海禅师则认为修道在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道一的三传弟子、临济宗开山祖义玄禅师又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道不离于日常生活：修道不必于日用平常之事外用功夫，只须于日常生活中无心而为，顺任自然。自然地生活，自然地作事，运水搬柴，著衣吃饭，涤器煮水，煎茶饮茶，道在其中，不修而修。　　　

　　《五灯会元》南岳下三世，南泉愿禅师法嗣，赵州从谂禅师，"师问新到：'曾到此间否'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从谂是南泉普愿的弟子，马祖道一的徒孙。普愿、从谂虽未创宗立派，但他们在禅门影响很大。茶禅一味，道就寓于吃茶的日常生活之中，道不用修，吃茶即修道。后世禅门以"吃茶去"作为"机锋"、"公案"，广泛流传。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诗曰："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五灯会元》南岳下四世，沩山祜禅师法嗣，仰山慧寂禅师，"……又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师曰：'不坐禅。'公良久。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听老职僧一偈：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攫头边。一仰山慧寂是沩山灵祜的嗣法弟子，师徒二人共同创立了禅宗五家中的沩仰宗。慧寂认为，不须持戒，不须从禅，唯在饮茶、劳作。　　

　　道法自然，修道在饮茶。大道至简，烧水煎茶，无非是道。饮茶即道，是修道的结果，是悟道后的智慧，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顺其自然，无心而为，要饮则饮，从心所欲。不要拘泥于饮茶的程序、礼法、规则，贵在朴素、简单，于自然的饮茶之中默契天真，妙合大道。

四、中国茶道：艺、修、道的结合

　　综上所说，中国茶道有三义：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饮茶之道是饮茶的艺术，且 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与诗文、书画、建筑、自然环境相结合，把饮茶从日常的物质生活上升到精神文化层次；饮茶修道是把修行落实于饮茶的艺术形式之中，重在修炼身心、了悟大道；饮茶即道是中国茶道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煮水烹茶，无非妙道。　

　　在中国茶道中，饮茶之道是基础，饮茶修道是目的，饮茶即道是根本。饮茶之道，重在审美艺术性；饮茶修道，重在道德实践性；饮茶即道，重在宗教哲理性。　

　　中国茶道集宗教、哲学、美学、道德、艺术于一体，是艺术、修行、达道的结合。在茶道中，饮茶的艺术形式的设定是以修行得道为目的的，饮茶艺术与修道合二而一，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　　　

　　中国茶道既是饮茶的艺术，也是生活的艺术，更是人生的艺术。

（本文约7800字，全文阅读大概需要15分钟）

茶之于当今只是一种普通的饮品，似乎只流行于老干部或是油腻的中年大叔群体，而且地位也愈发的不稳定。比如说我吧，最近就对“保温杯里泡枸杞”很感兴趣。

即便是在物质生活不甚丰富的古代，尽管也有高人雅士号称“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但是茶的地位和重要性其实也没那么高。一方面尽管茶的起源众说纷纭，但饮茶这种生活方式流行起来，却是南北朝甚至隋唐以后的事情，远远晚于同为古代中国三大特产的丝绸和瓷器；另一方面茶并非古代中国人的的生活必需品。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自汉武帝刘彻创立官营制度以来，一直被官府严格垄断的生活必需品中，最主要的品种是盐、铁和酒。茶虽然偶尔也会被穷疯了的统治者纳入官营清单，但却是时兴时罢，原因之一就是受众规模有限，官府从中捞不到太多钱而已。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茶叶一直是被上流社会或是不愁吃喝的士人所推崇的一种奢侈品，在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饿着肚子的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直到后来对外贸易盛行，茶叶突然间取代了丝绸和瓷器成了“出口创汇”的主力军，才被官府重视而再度官府专营。比如揭开中国近代史大幕的那场鸦片战争，其实就与茶叶贸易有关：自18 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每年向英国输出达1800万斤，货值几乎占到出口总额的9成，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价值差不多就是茶叶贸易的一个零头。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欧洲的贵金属严重短缺，诱发了金融危机，缺德带冒烟的英国人便想出了个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平衡贸易逆差的坏主意。

又跑题了，赶紧扯回来——在古代中国，茶叶只是种奢侈品。但是在中国的周边，尤其是对于世居于西北两个方向的游牧民族来说，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导致茶叶对他们成了“刚需”。可问题是茶叶这玩意在高原、大漠和草原根本无法成活，只能同盛产茶叶的中原王朝进行贸易换取。茶叶贸易的盛行，一方面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历史。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茶马古道”、“茶马互市”就因此而来。而相对比较生僻的“以茶驭番”，因为明朝统治者的自以为是和想当然，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所以在今天被提及的就比较少。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以茶驭番”。

在我们的印象中，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游牧民族的征战史，那些凭借着快马、弯刀、利箭不断骚扰甚至侵略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蛮夷”们，就是一群强盗和匪帮。

其实“蛮夷”们也觉得委屈。因为文明落后、地理气候恶劣以及物产匮乏这三大因素，使得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尤其是物产匮乏这一条，经常让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所以现实迫使他们不断向南、向东迁移，以寻求和温暖、繁荣尤其是物资极大丰富的中原王朝贸易以自存。当然要是换不起或是换不成，难免要做些“没本钱的买卖”。

事实上从夏商时期的獯鬻到北宋的女真崛起之前，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基本都是塞北、西北及其附近的土地——理论上是属于夏夷之间的灰色地带，甚至要刨根问底的话，这些地盘还应该算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势力范围。游牧民族即便是偶尔杀入中原，也是抢掠一番便随即退走，目的在于财货而非土地，想成为中原之主更是异想天开（两晋南北朝时的情况不同，五胡其实是内附的少数民族，当时的塞北之王先后是柔然和突厥）。

只不过两宋之后中原王朝成了战五渣，游牧民族发现“鸠占鹊巢”的成本远低于贸易和抢掠，所以才有了蒙元和满清的入主。

说到夏夷贸易，其实游牧民族一直处于极其弱势的一方，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穷。

游牧民族能与中原王朝贸易的产品有什么？无非牲畜及其肉、皮、乳等衍生品而已。那么游牧民族想要从中原换回什么东西呢？那就太多了，比如粮食、布匹、药材、书籍等等，几乎任何中原出产的货物他们都有需求，哪怕像破车轮子之类没人要的垃圾，都被当成宝贝。在中原地位低贱的商人，一旦进入草原大漠就会成为部族最为尊贵的客人，各部甚至负有保护之责。如果有胆敢攻击、抢掠商队的，都会被视为所有部族之敌，会遭到群殴甚至灭族的危险。

需求众多也有急缓之分，比如游牧民族最急需的货物之一就是铁器。说到铁器可能有人就会想当然的联想到兵器，其实这是想多了，因为游牧民族最需要的铁器其实是铁锅：

比如被明朝视为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视为是“一口铁锅引起的血案”——在明英宗限制瓦剌人朝贡的规模之前，瓦剌使团曾在一次出使回程中采购了6万多口铁锅，平均一个瓦剌人要背20多口，真真让人感慨古今擅背锅者，实莫过于瓦剌人也……可以想见他们对于铁锅的需求有多么旺盛。可是在瓦剌人被限制朝贡后，铁锅很快就不够用了，以至于一个叫杨铭的锦衣卫指挥使在出使瓦剌时，也先直接以铁锅缺货为由发出战争威胁：

之后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军数十万精锐灰飞烟灭，明英宗被俘——早知如此，白送也先几万口铁锅又算个屁事？大明朝就算再穷，也不差这几万口破锅吧？

虽然瓦剌人脾气暴，为口铁锅就能大打出手，可“不得巳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也能凑合。可要是没有茶叶就真不能忍了，因为那会要命！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游牧民族的食物主要以肉类、乳类为主，虽然具有热量高的优势，但也易引起油腻、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的单纯以肉类为食必然会影响身体健康，所以他们对于去油促消化有着现实的需求。而茶叶里面富含生物碱和茶多酚，其促进食物消化、降血脂、醒脑提神、去腥膻等作用很早就被古人发现：

而这种功能被游牧民族发现之后，他们就再也离不开茶叶了。对于中原人来说，茶叶是饮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茶叶就像汉人的油盐酱醋一样，就是一种必需品。

其二，还是因为肉食这种单一的食物来源，使得游牧民族普遍缺乏维生素。维生素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健康有着极为重要作用。如果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容易导致肌肉乏力、食欲减退、精神不振等问题，因此生病甚至死亡并不是稀罕事。比如在早期远洋航海的过程中，水手容易染上败血症而大量死亡，就是因为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导致维生素摄入不足造成的。

这对于中原的以谷物、蔬果为主食的农耕民族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可不会种地的游牧民族就不行了，幸好能够拯救他们的还有茶叶——茶叶中富有维生素、单宁酸等成分，含量比很多水果都要丰富。茶叶弥补了游牧民族缺乏果蔬营养成分的问题，因此他们一旦沾上这种东西就再也离不开了。

其三，对于生活条件艰苦、物质缺乏的游牧民族来说，茶叶还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因为游牧民族的生活条件艰苦，卫生状况尤其糟糕，而且缺医少药，感染疾病是常有的事情。茶叶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杀灭口腔、血液和肠胃的病菌，抑制病菌感染。此外，中原王朝供给游牧民族的多是粗劣的茶砖和茶饼，却恰好具备保存时间长、不易腐坏的优点，对于缺乏固定水源而且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来说，简直是再适合不过的万能神药了。因此出现了酥油茶、马奶茶等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饮茶方式。

故而游牧民族对于茶叶的需求尤在其他物资之上，甚至被夸大到了没有茶就活不下去了的程度：

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来自汉初便已有之，当时称之为“互市”（魏晋后改称“交市”，但隋唐后又改了回去）。不过当时茶叶在中原也尚是一种小众商品，自然难以纳入“贸易清单”，不过这种情况随着饮茶习惯的流行，在中晚唐时期发生了变化：

到了北宋中晚期，随着茶叶在东南地区的大规模推广种植，年产量达到了2千多万斤、茶岁课“得五百六十九万贯”（《宋史·卷一百八十三·志第一百三十六》），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于是宋朝君臣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茶马互市。因为北宋面临严重的国防危机且严重缺乏军马，不得不向吐蕃、契丹、党项等部族高价买马，导致财政压力很大：“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敌境，实耗国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嘉佑八年》）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铜钱流出，形同资敌：

这样一来，既不直接危害国防安全、货源充足又为游牧民族喜爱的茶叶，就成了交换马匹的最佳替代品，于是茶马互市就此兴起。

明朝立国以后，对银铜等贵金属无感（以大明宝钞取而代之）、尤喜实物税的明太祖朱元璋，天然就对茶马互市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充满好感，于是延续了宋朝时的政策：

而且老朱还赋予茶马互市以更加高大上的战略意义，那就是“以茶驭番”：

老朱雄才大略，用国内非必需品的茶叶换来了堪称冷兵器时代国之重器的战马，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这一制度能够维持下去，大明朝毫无疑问将不必再为缺乏马匹而困扰，假以时日想必也能训练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装备精良而且战力堪与蒙古、女真一战的强大骑兵。

毕竟这样一支骑兵就算再费钱，也不会贵过为了维持“九边”防御、最终把明朝财政活活拖垮的庞大支出吧？更何况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已经证明，对付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单纯的防守没有任何意义，唯有以骑制骑、主动进攻才可致胜，方能重现强汉盛唐时扬威域外的荣光。

“有明定制金牌差发，假市易以羁縻控驭，为制番上策。”（《钦定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十九》）然而还有无数活生生的例子也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上策”，最终将其破坏掉大都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从永乐朝中晚期开始，由于“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导致茶贱马贵，曾有过碉门茶马司用8万多斤茶才换回70几匹瘦马的记录——这还得了？皇帝火大，于是下旨搞起了严格茶禁的运动。而这种指令性的运动往往只能起到暂时性的作用，茶禁很快再度废弛。

茶禁废弛的根本原因其实出在明朝内部。

一方面是明中前期承平日久，危机感的丧失导致制度上的懈怠。比如洪武年间规定每年的3到9月，朝廷月遣行人（掌传旨，册封、抚谕等事）4员巡视各地茶马司。所以这6个月里就要有24个行人往来不绝于途，还经常在出差途中碰头，可见检查之严格。到了宣德年间，一月一遣就改成了三月一遣，需要出差的行人也就剩下了8个，估计想再“往来旁午”难度就有点大了，如此一来的巡视效果也可想而知。各地茶马司也跟着上梁不正下梁歪，经常以“茶少”为由消极怠工，“番人”是否以马易茶全凭自觉，根本懒得去管。

而且朝廷中的权力斗争也经常导致茶政朝令夕改，令人无力是从：

再加上吏治败坏，贪污贿赂盛行造成私商愈发无法控制，而且最终完成彻底败坏茶禁“临门一脚”的，居然还是明朝皇帝：“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 （《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等价交换”是商品贸易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从诞生之始便带有强烈政治动机的“以茶驭番”政策，必然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而明太祖老朱虽然是个精擅权谋的政治高手，但显然对经济一知半解，所以等价交换什么的基本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

“以茶驭番”政策的基础在于明朝的统治者认为可以通过控制茶叶贸易制服夷狄，如果放任民间贸易就会造成“戎羌放肆”。这种无视经济规律的做法直接体现在茶马比价上，洪武初年规定河州地区“凡上马每匹（换茶）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六》）。这与前朝每匹马动辄能换数百甚至上千斤茶的比价相去甚远，自然遭到了被残酷剥削的“戎狄”的强烈不满，不得不在洪武中晚期将比价增倍。此后茶马比价虽屡经调整，但也未改变马贱茶贵的总趋势。

明朝君臣控制茶马比价的初衷自然是好的：“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梁端肃公奏议五》明·陈子龙）但实际上并未在财政上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触及了游牧民族的根本利益。毕竟这种官府专营贸易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不平等性，游牧民族在其中处于完全弱势和被压制的一方（毕竟他们能卖出的商品只有牲畜）。尤其是明政府经常出于自身的政治意愿或是彼此的外交关系，肆意提高茶马比价，尤使后者深受其害。于是“戎羌”对此的报复，除了不定期的武装骚扰、劫掠以外，就是寻求私商交易，给茶马专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明初国力强横之际，游牧民族面对不平等的茶马贸易除了隐忍之外并无太多选择，不过明朝在永乐之后国势中衰，他们便更多的选择与价格、质量尤胜官营不止一筹的私商贸易，使得“以茶驭番”实际上流于形式。

有人会认为“马贱茶贵”的政策固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对于国内茶农必然是有好处的。但实际情况非但如此，反而把茶农给害惨了。

川陕地区自宋代起就是主要的产茶区，而且距离西北边境较近，所以是官府茶马贸易的主要供货区。从明初开始，官府就不断招募流民在此开荒种茶，使得当地茶园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不过官府对于茶叶的垄断和无限量征调，使得茶农非但无利可图，而且纷纷亏损破产，比如宣德年间一个四川茶农的遭遇：

特别是到了明中期以后，茶马司日益腐败，官员徇私舞弊成风，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司空见惯，使得茶农的处境更加艰难，不得不以粗茶、劣茶滥竽充数，而将上等茶叶盗卖给私商，使得官茶的竞争力日趋下降。不仅如此，还造成了官茶积压。再加上管理不当，造成了大量的官茶腐坏，仅嘉靖十三年，“以至积久腐烂，如近日监察御史刘希龙，所奏烧毁者三茶司共二千万二千余斤。以价计之，则不啻数万两之多。”（《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梁端肃公奏议五》明·陈子龙）

明朝想“以茶驭番”，“番人”也不是傻瓜——尔予我以劣茶，我还尔以羸马。也算是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明朝在律法上对于兴贩私茶有着严格的规定：

而且随着私茶贸易的泛滥，刑罚进一步严厉：“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但无奈私茶之利已经大到了让人无视律法的程度，根本禁无可禁。

前文曾提到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欧阳伦因私贩茶叶，被他老丈人朱元璋砍了脑袋，连带着倒霉的还有知情不报的陕西布政使。这一方面可见明初查禁私贩之决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私贩茶叶的利润已经大到了让皇亲国戚无视国法的程度。

随着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边备松弛，明政府对于茶禁的管理愈发的力不从心，民间私茶交易几乎将官茶挤出了市场。

对此明政府唯一能拿出的措施，只能是顺势开放民间茶马贸易。不过朝廷中仍不时有恢复“以茶驭番”这一祖制的呼声，加上政争不绝，于是朝令夕改之事常有。不过此时已经不是明初，“戎羌”不再畏惧大明的国威，于是就出了大乱子。

万历元年，主持朝政的张居正决定再度打击民间私茶，便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暂停茶叶贸易的诏书——请注意，张居正并非想要断绝茶叶贸易，而是为了惩治私商和不法官员，可这份诏书造成的结果却是使得塞北的蒙古及女真各部的茶叶供应完全断绝。

早已不可一日无茶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顿时炸了营，纷纷上书要求明朝重开边禁。而且在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比如王兀堂——这个在史书记载中“与它酋异，不抢掠明边，颇守法”的建州女真首领，便向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开放清河的茶马互市，他自愿“请得纳为质子”。结果连这样的要求都被明政府断然拒绝，绝望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在札萨克图汗的号召下结成联军，攻打清河堡。

明朝守军自然拼死抵抗，这一仗断断续续的打了三年，其结果是明守将裴成祖战死，明政府宣布重开茶市，于是无心恋战的蒙古和女真联军瓦解，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的重镇。

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原点，其实不然。经此一事，尤其是主张“禁私茶、兴官茶”的张居正死后失势、还差点被万历皇帝朱翊钧鞭尸以后，明朝再也无人重提“以茶驭番”，仿佛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从此直到明亡，边贸中便只有私茶而无官茶。

明朝的“以茶驭番”之策就算是无疾而终了。

《明史》对此做过总结：

“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於是俱坏矣。”（《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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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昌盛之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浔阳柴桑开百代隐逸之先河，五柳先生的名号至今仍被传颂；理学传世的宗师朱熹在江西婺源承先圣孔子之遗教，晦庵文公的影响自宋朝从未断绝。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哪一个名字不是如雷贯耳？似曾相识的太平宰相晏殊，丹心照汉的民族节烈文天祥，临川四梦的戏曲天才汤显祖，哪一个人不被载入史册？辛弃疾、杨万里、黄庭坚、陆九渊……江西历史上的名人数不胜数。

“翰林多吉水”这是明朝时期江西文脉昌盛的真实写照。《明史》中记载的江西进士数量，为全国之首，江西举子“一科三鼎甲”乃至包揽前十名的情况时有发生。自有科举以来，仅仅吉水一县，就出了五百五十六位进士，六名状元，“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绝对不是夸张的描写。“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传统，作为中国科举半壁江山的江西举子自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江西籍官员的数量一直是全国前列，位高权重者多如牛毛，这种情况自隋唐开始，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明史》中记载的一百六十四位阁臣中，江西籍的有二十二人，五十六位首辅大臣，江西籍的有九人，如此数量，为全国之冠。其中的名臣杨士奇，更是担任了长达二十二年的首辅大臣，创下了历史记录。当时的世人用“朝士半江西”来形容江西文人的强盛兴旺，感叹江西的人杰地灵。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地域因素，下面从这三个方面解读江西文人是如何成为当时翘楚的。

商人被允许入仕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江西逐渐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赣商开始崭露头角。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的句子“前夜浮梁买茶去”，从侧面印证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赣商日益发展这一史实。晚唐诗人韦庄的《南昌晚眺》也提到了“落霞红衬贾人船”这一景象，折射出江西的商业气息浓厚。除了茶叶、瓷器等物品，粮食也是赣商主要的货物，《旧唐书·食货下》就记载了建中三年，唐政府在洪州建造粮仓，囤积粮食作为商业用粮。《新唐书》里还记载了洪州府的木材运往广陵、临安等地出售，商人往返一趟“获钱数十万”。赣商在北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商帮之一。

宋朝抑商传统松动，商人被允许参加科举。赣商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经济的繁荣，为当时的举子参加科举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一般的士人阶级之外，商人阶级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也积极投身到科举事业当中去。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微，自先秦的《检商贾》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以来，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一作法。但是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商人被允许入仕，“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这一诏令的实行，马上得到了天下商人的响应，尤其是作为当时最富庶的江西地区，参加科举的商人不计其数，到了元明时期，赣商子弟参加科举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

《管子》提出的谓士、农、工、商，各守其业，不可迁也。”身份界限被逐渐打破，士人和商人开始了两重身份的河流。《赣州府志》记载，宋元时期赣州地区的小商人一方面以经商为业，一方面又投身科举，以这样的“异途”走上朝堂的人不在少数。而王阳明的《节庵公墓表》中明确表示了，那时的士、农、工、商已经处于平等地位了，商人阶级和士人阶级完美地实现了流动。赣商作为当时天下商帮的主流，更是这股浪潮中的先行者，《江西府志》记载，自宋代以来，登科及第的士子十有六七是商人家庭出身或者本身就是商人。可以说，赣商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商人阶级积极投身科举也深刻地影响了江西地区的科举形势。江西科举的兴盛，除了经济和政策原因，和江西浓厚的学风以及完备的书院体系也有重要的关系。

好的文学风气，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

《吉安府志》里面有关于江西学风的记述，“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继攀附，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人人竞相学习的场面造就了“文章节义之邦”的美名。宋代以来，重文崇教的氛围在江西尤为浓厚。“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这是明代大学士杨士奇描绘的庐陵、吉安一带的学习风气，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使得江西地区拥有了基数庞大的科举人才。《明一统志》记载的吉水、庐陵等科举大县的参考人数均为全国郡县前列，脱颖而出的举子数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除了基数庞大的参考人群，江西的书院体系也非常完备。《江西通志》记载，北宋时期，全国大型官办书院七十三所，江西独占二十三所，第二名的湖南仅有九所，其中白鹿洞书院为“四大书院”之首；南宋时期，根据《江西通志》和《宋史》及记载，全国书院四百一十七所，江西独占一百零一所，第二名的浙江仅有二十二所，其中象山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同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更是作为“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发源地，成为天下书院的典范，这些书院为江西的文教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府学、县学等公办书院，大量民间助学极大地促进了江西书院的兴盛。尤其是五代宋初，官办书院经费贫乏，师资力量稀缺，大量的民间力量涌入到了书院的建设当中。以宋代三大“义门书院”为例，陈氏的东佳书堂、胡氏的华林书堂、洪氏的雷塘书院皆是家族式私人书院，宗族内部划拨“义田”和专门款项资赈教育，教化儿孙。除了大型的家族书院，还有大量中小型的私人书院分布在江西的各个地方，大量江西举子走向仕途，登上了朝堂。江西书院体系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科举的发展，明朝初期江西科举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江西的官员也占据了明朝的半壁江山。

“朝中有人”，江西文人抱团取暖

明初出现“朝士半江西”的局面，除了江西的经济高度繁荣，江西的文教水平极度发达之外，还有江西人的抱团意识。宗法制度下的祖宗观念和乡土意识始终萦绕在江西人的脑海当中，尤其是江西民间书院“义学”这一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推动了江西人往外走，另一方面也促使在外的江西人采取“抱团”这种方式互相协助。《明史》人物传中的江西籍官员，以解缙、杨士奇、严嵩等人为例，无一不是对江西籍士子青眼有加，大力提携。《江西府志》中也多有记载同宗同族的士子在朝为官，相互帮衬的事例。“朝中有人好说话”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朴素又实用的道理，这一点在江西也不例外。

除了宗法制下对本族的提携和帮衬，江西官员还形成了各种小圈子，这与商人阶级的流动分不开。宋代明代对“茶、盐、矾、酒”这些行业都实行了专卖，这就使得商人和官员必须紧密接触。士子在考取功名之前，需要商人的资助；而商人同样也需要官员的帮助才能进入这些暴利行业。《邵氏闻见录》里面记述了当时商人和官员的这种关系。描绘明朝市井生活的小说也多有类似场景，比如《喻世明言》这一类的小说。赣商作为当时实力雄厚的商帮，拥有千余家会馆，其中不少商人晋升为了官员，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自然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围绕着血缘宗亲和现实利益的抱团活动，在江西人兴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得江西士子最终在明朝初年实现了江西历史上最大的崛起。

结语

江西文人在明朝初年实现江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崛起，与江西在五代之后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密不可分，经济中心的转移使得江西的商业高度发达，不仅为江西士子参加科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宋朝商人参举的解禁也使得商人内部向上层流动，强大的江西商帮自然是这股浪潮中的主流。两宋江西名人辈出，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示范作用使得江西地区学风浓厚，科举热情高涨，经济发达的江西地区开始大力修建书院，发达的书院体系使得人口稠密的江西举子基数庞大，加上良好的教育，江西科举走向了繁荣。宗族血缘和士商合流使得在外的江西人抱团取暖，互相提携。以上因素使得江西人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明朝初年达到了高潮。

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  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此为滇越茶马古道），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