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2、《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

3、“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贾公彦《序废兴》引林孝存的说法，给出一个答案。《周官》经河间献王献于朝廷，“‘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的缘故”。 迄今无法确定《周礼》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

考古新发现，对于证伪多有帮助。

例如《周礼·大卜》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就发现了《归藏》。“经学者整理研究，证明多与后世流传的《归藏》佚文一致。 ”可见《周礼》绝非后人可以伪造。

再如，“中国学术源于史的传统”。中国的“史官”在历史上有其特殊性和特殊地位。西周晚期番生簋和毛公鼎铭文都有关于太史寮的记载，并且与卿并列，地位突出。太史寮就是太史官。这种特殊性，印证了《周礼》关于太史官独立职责的记述。“《周礼》六官，除冬官亡佚外，大宰等五官之首职掌均作‘掌建邦之······’云云，此外惟有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 ，可见一斑。

李学勤指出：“《周礼》是西汉早年重新出现的先秦旧籍，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此书在汉代已遭一部分学者排斥，后世怀疑的人更多，甚至以为是刘歆伪作。清代以来，一些著作进行了细密的考证，如汪中、陈丰、孙诒让、刘师培、陈汉章等，提出许多证据说明《周礼》的可据。”“实际上，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尽管对《周礼》如何诟病，他们的作品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引据《周礼》，罕有例外。近几年，由于金文研究的进展，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周礼》的价值。 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从文献来看，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有《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经亡佚。最初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李学勤先生在玉器研究中提醒学人注意：“现在传世的《周礼》本身也成于不同的时代。《典瑞》等所在的部分系《周礼》（古称《周官》）本文，反映西周情况，《玉人》所在的《考工记》则属于战国作品，汉初始并于《周礼》。两者虽有关系，仍不应混为一谈。如果将《周礼》本文、《考工记》，以及汉人为《周礼》作的解释区别开来，各自还其于本来的时代，对于玉器研究还是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这条引文，对于判别《周礼》的真伪和年代，都有指导意义。

　　周礼

　　《周礼》-管制礼法汇粹、名物典章之全书

　　《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一，为周代职官礼法、物名制度汇编。中国古代社会所设置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职权划分、官职职能等，就是由周礼模式脱胎出来的。名物制度也多源于周礼。

　　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 夏官司马 秋官司寇 冬官考工记

　　《周礼》

　　中国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6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6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63；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78；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70；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69；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66；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30。旧时常约言共有官360，实为376，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郑玄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42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 。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 ，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 ，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