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器扬威蒙古西征，波兰学者冒死偷画火器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末年。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之中，有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箭，或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射燃烧性兵器的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宋神宗年间，在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器。

早期的火器威力有限，尚不具备在战场上取代冷兵器的实力。但经过两宋和辽金等朝的不断改进，在南宋和金国并立时期，已出现了震天雷、飞火枪、突火枪等较为复杂的火器。到元、明之际，又出现用铜或铁铸造的实战管状火器──火铳。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火枪的结构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将火药装进长竹竿，作战时由两人操作，点火后发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和控制火药的起爆时间。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古代希腊的古籍中，曾经出现过使用硫、松炭、沥青和麻屑制造成所谓“海火”(亦称“希腊火”)的记录。后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也都曾在军事行动中出现过纵火作战的记录。虽然欧洲人曾经发明和改进过“希腊火”，但威力远远无法与中国火药相比。宋元时，来华的阿拉伯水手在中国人节庆之时释放的焰火和中国船舶装备的火器中，最早接触到了火药。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之战中，南宋军队使用“霹雳炮”对蒙古军作战时，也有阿拉伯水手在现场目睹。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开封等地虏获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1236年秋，蒙古大军攻至伏尔加河沿岸，在这里击溃钦察部后，进入俄罗斯腹地。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筒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

阿拉伯人急切打探火器情报，欧洲雇佣兵学会使用火器

蒙古大军席卷东欧大地，让阿拉伯人也感受到了火药的巨大威力。由于担心会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阿拉伯人迫切希望获得火药的情报，以提升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但阿拉伯人缺乏制造火药最为关键的硝石(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的提炼技术。于是，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通过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间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硝石。但蒙古人没有给阿拉伯人足够的时间利用这些硝石。1258年2月15日，在唐朝名将郭子仪后裔郭侃率领的手持火器的蒙古大军进攻下，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终于陷落。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由于元朝政府不禁止火器出口，蒙古军队还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中招募士兵，因此，欧洲人有了足够的机会掌握火药制造技术。希腊人马克在研究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写了《焚敌火攻书》，记述了35个火攻方。该书在1804年由法国人杜泰尔奉拿破仑的皇命译为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德文和英文。

意大利是获得中国火药知识较早的国家之一，欧洲人话语中的“火箭”一词就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语中。1379年—1380年间，意大利两大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海上贸易垄断权发生战争，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使用了火器，这是欧洲人制造使用火器的最早记录。火器在传到欧洲以后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最终成为了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利器。

频繁搭乘中国商船，阿拉伯商人学会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迟在公元9世纪，指南针已应用于古代中国的陆上测量，还被阴阳家广泛用来看风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经常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基本没有

因为当时欧洲学阿拉伯的先进东西基本都是从拜占庭学走的，拜占庭传承了欧洲古典文明，不是愚昧落后的西欧能比的。

不是拜占庭的，就是从东方转手的

比如星盘，造纸等等

（1）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文明对欧洲乃至世界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通过观察《古代希腊》地图，明确希腊文明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明确古希腊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同前面学过的大河文明有明显的不同。

　　古希腊文明发源于克里特岛，其中雅典是著名的奴隶制共和国，它闻名于世的是民主制度。

　　（2）伯利克里时代

　　伯利克里统治时期的雅典达到极盛，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根据教材的编排和叙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这一问题：一、伯利克里当政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二、伯利克里当政期间，雅典全盛的表现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主政治发展到古代世界的高峰；三、伯利克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民主政治：扩大公民的权利；鼓励学术研究，发展文艺，重视教育。

　　（3）古代罗马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史上燃起的第一支火炬，那么，古罗马文明就是欧洲文明史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对于古罗马的兴衰过程，可以设计古罗马历史发展线索简表：罗马城（前8世纪）─→罗马共和国（前509年）─→称霸地中海（前2世纪）─→罗马帝国（前27年）─→帝国分裂（395年）─→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

　　2．难点：

　　伯利克里改革使雅典奴隶制得到高度发展，说明改革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应既看到其进步性，也应该理解它的局限性，可以补充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来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

　　公元前5世纪，雅典奴隶制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奴隶被普遍使用，中小奴隶主数量增多。中小奴隶主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要求扩大政治权利。伯利克里当政时期，顺应了这一趋势和要求，他改革政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奴隶主统治基础，把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到古代世界的高峰，雅典的奴隶制经济也达到高度繁荣，形成了文化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的局面。对于这一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可以在学生讨论交流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它为雅典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和保障，把古代世界的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伯利克里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政权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在由于在文化领域上较高与被征服民族（文字与宗教），所以自身不会被同化。在对待异族文化上，采取的是宽容与吸收，而且加以保护，比如伊朗德黑兰境内的基督教堂，埃及的神庙，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哭墙等等。在对待异族文化的态度上，从阿拉伯人对待异族的文明典籍就可以看出：

　　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不仅时间长，而且所涉及的范围很广。

　　一、波斯典籍的翻译

　　阿巴斯王朝深受波斯人的影响。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建设上，阿拉伯人无不效仿波斯人。而皈依伊斯兰教并掌握了阿拉伯语的波斯人更是担负起将波斯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重任，其中又以文学作品为主。

　　二、希腊典籍的翻译

　　早在在希腊化的时代，希腊人就曾经将希腊文化散播于西亚和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前来征服这些地区时，仍然有许多的希腊化的城市，其中著名的就有波斯的军迪沙普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徒成为将希腊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中坚力量。在阿巴斯王朝前期，数以百计的翻译家不辞辛劳地将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跟哲学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三、印度典籍的翻译

　　阿拉伯人通过翻译已经译为波斯语的印度典籍，或者直接翻译印度典籍使得印度的文化得以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印度人对阿拉伯人的影响体现在数学、天文学、文学等方面。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倭马亚王朝期间出现早期的文化译介活动，但未形成规模。直到阿拔斯帝国，特别是在阿拔斯朝代中期的公元830年至930年左右，在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大规模、有组织的译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巴格达学派。它取代了早期的亚历山大学派，并引发了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文化中心和埃及的开罗文化中心，共同构成了辉煌绚丽的“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文化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用三个阶段来勾勒这场文化译介活动：

第一阶段（初期）

起自曼苏尔哈里发，止于拉希德时代，即从伊斯兰教历136年至193年。这期间翻译的著作有：波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等。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伊本·穆加发，他的作品成为文化融合的典范，本文稍后将有简略介绍。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义学派穆阿台及勒派的元老如奈扎木已经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阅读了他的一些哲学著名，该派具有崇尚理性的倾向，这派的教义学者们已经在运飞跃、本质和现象等哲学范畴来讨论宗教问题。

第二阶段（鼎盛期）

起自麦蒙时代（813～833在位），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麦蒙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全国的翻译和学术研究活动，从此，翻译活动进入新的高潮。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如伊本·穆卡法、艾布·叶海亚、叶海亚·伊本·马赛维、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萨比特·伊本·古赖、白塔尼、花剌子密、伊本·麦台尔、叶海亚·伊本·阿迪、肯迪等。他们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勘、译述，并对早期已译出的有关著作进行了校订、修改和重译工作。在译述过程中，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这一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斯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 ·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此外，最著名的翻译家还有：约翰·伯特里格（哈里发麦蒙的释奴），他的哲学造诣很深，超过他的医术，他翻译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第三阶段（尾声）

约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叶（伊历300年-400年）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及其注释。著名的翻译家有麦泰·本·优努斯、萨比特·本·古赖等。

公元八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统治的牢固，文化生活出现了繁荣景象。至第七代哈里发买莱时代，与拜占庭关系得到缓和，他派遣候奈因（大翻译家，被指定主持智慧宫 ，把大量希腊古籍译为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亚里士多德的几十部著作，几乎全是他一手翻译），组织学术访问君士坦丁堡求书，带回大批稀世珍本，从而掀起了希腊古籍的百年翻译运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附注自己的见解，这种译评，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