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改造者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3浏览:1收藏

蔡伦: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改造者,第1张

蔡伦: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术的改造者

我们说话办事都要讲证据,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的这么大的事更是要讲证据。那么大家是从哪里知道蔡伦就是发明了造纸术的人呢?

下面就来看一下蔡伦造纸是哪部史书上记载的。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人们之所以认为蔡伦就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主要是因为《后汉书》的记载。

《后汉书》的内容中大部分的原始史料,都来自于东汉时期官方编纂的史书《东观汉记》。

这《东观汉记》是汉明帝在位期间,由大学士等人执笔编写的史书。其中蔡伦传这一篇是后来在公元151年汉恒帝命人补写的。

公元151年离蔡伦去世也就30年左右,因此这些编纂的人算算应该是与蔡伦同时期的人。于是许多学者认为这《东观汉记》里记载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东观汉记》也只有早一些的古籍可以相信,明清时期的抄录本错误比较多。

主要是后世学者在抄录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思想,每一句话都会加入一些自己善用的词语,反而画蛇添足,使整个故事失真。因此只有隋唐或者之前的古籍才是与东汉时期所记载的比较相似。

到了唐朝之后,很多人开始提出蔡伦不是发明造纸术的人。都认为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不是发明了造纸术。

北宋的《负暄野录》中就说,“盖纸,旧亦有之。特蔡伦善造尔,非创。”因此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是对蔡伦是发明还是改进这个问题上仍有疑问。

1、蔡伦的故事

蔡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因为他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被美国权威著作列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中的第七位,排名仅次于中国的孔子。

公元75年,是蔡伦进入汉宫的第一年。传闻当年汉章帝不仅喜欢美貌的女子,还喜欢才貌双全的娈童,便举全国之力从天下征召这样的子弟入宫为自己服务。因此蔡伦入宫做宦官并不是因为家里穷,而是长的太过好看,人也过于聪明了。

入宫时间不久,蔡伦就从小黄门升到了黄门侍郎。黄门侍郎这个官,虽然官阶不高,但是却能和高官及后宫嫔妃们直接接触,于是,蔡伦在这些日子中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窦皇后。

窦皇后不但家世背景雄厚、姿容秀丽,而且颇有心计,深得汉章帝的宠爱。但就是偏偏生不出儿子。后宫中的女人,不管地位如何显赫,帝王的宠爱如何之深,但是若没有子嗣,在年老色衰时,就会成为昨日黄花。

万一哪天汉章帝驾崩,那么一旦太子即位。窦皇后的位置可能就保不住了。

在与蔡伦接触的日子里,窦皇后深知其办事能力。于是为了使太子刘庆倒台,窦皇后指使蔡伦诬陷太子生母宋贵人行巫蛊之术。

蔡伦是个聪明人,这点事情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很快宋贵人被打入死牢,服毒自尽,太子也被废为清河王。

2、对蔡伦的评价

造纸术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一起称为中国四大发明。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人类知识得以大量完备地记录、保留和传播。而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在中国也算是家喻户晓。但自古以来,大家对蔡伦的评价却各有千秋。

蔡伦是东汉的一位太监,在历史上,太监或者说宦官是皇室的仆人,皇帝皇后的奴才,他们的出头和没落与皇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想绕过皇权随心所欲地自由发展根本不可能。

所以,中国著名的太监几乎都是以奸诈、毒辣及险恶著称,太监这一概念也成了宫廷阴谋的代名词。而蔡伦,想要在这万般险恶的宫廷里活下去,也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太监之一。

蔡伦想要改进造纸术的源头就是因为想要在邓皇后的面前邀宠,这件事情说来也是挺好笑的。

不过许多发明家发明的初衷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发明本身带有偶然性及功利性。就因为蔡伦的发明初衷是自私的,于是许多人就觉得蔡伦并不能算是一个发明家,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太监。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封建时代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世界上发达国家之列,原因就是因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使文化昌盛,促进了经济发展,而西方为什么能够赶上中国,也是因为借鉴了中国传过去的造纸术,才得以达到目的。

由此可知,蔡伦的造纸术,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伟大发明。因此他们依然对蔡伦有着很高的评价。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烧毁了许多战国之前的古籍,让我们更古老的文化中有许多流逝!无独有偶,在遥远的美洲,玛雅文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估计被人烧毁,许多珍贵的玛雅文明遗产丢失!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损失!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 年)秦始皇下令:除了秦朝国史、医药、术数、农技、园艺等著作外,其它一律限期交到官府,统一焚毁。逾期不交者处以黥刑或罚做苦役,凡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者处死,借古谤今者灭族,废止私学,欲学者以吏为师。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遂寄希望于方士可为他寻觅不死仙药。但因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斥骂秦始皇,始皇大怒,于是下令御史拿问诸生。其时受株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全部被活埋于咸阳。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苛暴,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玛雅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件,不过,下令焚书的是外来的侵入者, “坑”的是玛雅的祭司。

  

   西班牙殖民者玛雅之后,不仅在军事上与玛雅人的反抗展开较量;并且在文化上,两个民族也发生了冲突。西班牙人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与玛雅祭司集团所代表的信仰格格不入。结果,西班牙军队的随军主教迪那戈·德·兰达,竟然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1562 年他下令将所有玛雅书籍付之一炬,并将玛雅祭司全部处以火刑。玛雅祭司集团全权掌管着用象形文字记录的玛雅历史、文化知识,他们是玛雅社会的知识阶层。兰达这么一烧,致使玛雅历史文献只剩下四本幸存的手稿,它们分别根据收藏地点或发现者来命名: 《格罗里那抄本》、《巴黎抄本》、《马德里抄本》和《德里斯顿抄本》。这几部抄本形成于不同时期,《德累斯顿抄本》可能出自11世纪,《马德里抄本》可能是15 世纪的手笔,《巴黎抄本》大概略早些。抄本,顾名思义,这些经书并不是玛雅最早文献的原件,而是祭司们在数百年中陆续抄录绘写的复制品。

   同时,有能力识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祭司全部遭到杀害,致使那些幸存的真迹成为天书,至今无法破译。有志于研究玛雅历史文化的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西班牙人留下的文献中捕捉玛雅的影子,甚至于那个下令毁灭玛雅文献的兰达主教,居然也成了玛雅史料的主要见证人之一。西班牙人毁灭玛雅文化的做法如此决绝, 主要原因(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认为玛雅人的神祗文字太像魔鬼所为。也许潜意识里也暗自惊异于他们完善的知识体系,虽然异于西班牙人熟知的常理,却也是匪夷所思,奇特而高度发达。这使他们心底发怵,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威胁。可惜,玛雅社会的严格分工使普通百姓完全无法接近这些文字。西班牙人处死了占玛雅人口一小部分的祭司,就相当于在中国把所有的儒生包括识字的一切人全都处死了。于是,虽然玛雅人一直守着自己的语言、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直到今天;然而却没有人能看懂自己民族的文字、自己祖先留下的史书。那幸存下来的四本文献分别收藏于欧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只能作为一种古董供人观赏。

  

   出于这上独特的原因,其他文献的价值都被逐次抬高了。其中被认为最有价值、最接近玛雅文化原型的,就是《卡奇克尔年鉴》、《奇兰·巴兰》、《波波尔·乌》和《拉比纳尔的武士》。

   《卡奇克尔年鉴》是一部编年史。卡奇克尔人和基切人同为当年危地马拉一带强盛的部落。《卡奇克尔年鉴》记述的是这两个部落间时战时和的关系史。

   《奇兰·巴兰》意为“美洲豹的预言”,是玛雅人的历史文献。奇兰·巴兰是负责记载历史的祭司。祭司们记录的历史保留至今的尚有三部,其中最完整的是《楚玛耶尔的奇兰·巴兰》。该书估计完成于16世纪,它记录了玛雅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其他两部完成得较晚,内容也不全。

  

   《波波尔·乌》是玛雅人的古典诗,表现了玛雅人对大自然、对人类命运的乐观态度。它也是一部有关基切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巨著。其中包括创造世界、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基切部落兴起的的英雄故事,历代基切统治者的系谱,一直到作者生活的年代。

   《拉比纳尔的武士》是一部历史剧,描写基切部落与拉比纳尔族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故事发生在12世纪左右,基切人中的古马尔加部落和拉比纳尔部落间因争夺对萨马内赫部落的控制权所发生的一场冲突。以拉比纳尔的武士胜利,基切武士作牺牲为结局。

  

   这四本书,虽然有这样那样毫不搭界的特点,但是在性质和内容上具有一种共性:它们都是得自于玛雅祭司集团的真传。正是因为这个具有专业性的来源,增加了它们的权威性。这两本书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家们最关心的玛雅文明的核心部分,那些已被时间淹没或已被西班牙者毁掉的部分。书中记述的那些久远的神话、编年的历史大事、天文学知识、以及那些曾一度秘传于小圈子内的仪式知识,是无法在现代玛雅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也是最有价值的。

   当年由玛雅人中的通神者秘密记录、讲授的东西,在外族者强权蛮力的逼迫下,成为永远的秘密,或者公开的秘密。当年在玛雅人心目中神圣超凡的东西,在今天的文化研究者眼中,正好是解开玛雅文化之谜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历史由这么多偶然事件组成,重新发展一次,也未必是现在的格局。当年的通神者精心构建、维护起玛雅的“神”,今天的研究者费尽心机要去抓住玛雅文化的魂。这些文化的制谜者和解谜者,谁能诉说这些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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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

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图书馆哪些书不外借一般是各图书馆自己制定外借典藏制度进行规范,而且不同图书馆也不尽相同。不过,珍贵古籍不外借是业内共识,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和以查阅为主的各种工具书主要供馆内阅览,也是图书馆的通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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