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而根据今人研究，认为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女真南侵后，中国再次出现了北方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据估计，南宋在人口峰值阶段，全国人口达到8，500万。若以绍兴卅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朝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50个，其中临安人口过120万，开封人口过1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 在人口分布上。北方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期间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而永兴军路则有户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户23万。这两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宋朝对西夏的抗战中这些地方处于前线有关。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四路。这四路人口达到571万，占南方人口的一半。其中两浙路最多，达到197万。江南西路户口则有166万、江南东路则有101万。福建路有106万。淮南东西路共计达到130万。川峡四路总计有200万户、荆湖南北路总计有140—15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京西南路有40万户。（以上数字均为崇宁年间统计）

古代戏曲学·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

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是一种承继关系，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宋元南戏又称戏文、南曲、南戏文。最初产生在温州(又名嘉兴)一带，所以又叫做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明朝建立后，它继续发展并取代北杂剧而占据戏曲舞台的主导地位，人们改称为传奇。它由多种声腔演奏。

宋金杂剧产生的前后，流行于南方的民间小曲，也渐变为歌舞小戏。徐渭在《南词叙录》里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对于它产生的具体时间，历来有两种说法。明祝允明认为产生于北宋末年。他在 《猥谈》 中说：“南戏出于宣和 (1119—1125) 之后，南渡之际(1127)。”徐渭则认为稍后一些。他在《南词叙录》里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两种说法相距七十余年，正是南戏由乡村小戏渐变成完整戏剧形式的过程。

北宋末年，内忧外患相当严重。地处浙江一隅的温州却比较安定，再加上对外通商口岸的各种便宜，因而商业经济相当的发达繁荣，人口也相当的集中。为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当地农村小戏进入城市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随着宋王朝的南迁，大批北方人口也蜂拥而至，仅浙江一带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南宋初年又有一个相对的安定时期，市镇乡村的民间歌舞及戏曲演出更加活跃。南宋都城临安 (今杭州)，商业手工业更为发达，人口也高度集中，作为演出场地的瓦子勾栏遍布全城内外。据《武林旧事·勾栏瓦子》记载，临安有南瓦、中瓦、北瓦、蒲桥瓦等二十三处。第一处瓦子又有许多勾栏，仅北瓦就有十三座。同时还有无固定演出场所的路岐在各处流动演出。此外，从汴京来的各种伎艺也汇集临安。这一切都为南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代统一全国后，许多北方杂剧作家和艺人到南方安家落户，进一步推动南戏走向成熟。与之相适应的一批下层文人和粗通文墨的艺人组成武林书会、古杭书会等，专为班社编写剧本，更把南戏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据有关记载，宋元南戏剧目共二百三十八个。但由于多数出自下层文人或艺人之手，刊印的机会不多，留传下来的仅有十七种。其中基本保持原貌的只有五本，经后人修改的有十二本。另有一百三十种左右仅有残文佚曲。

总观宋元南戏的内容，以歌颂爱情自由，提倡婚姻自主的作品为最多。这些作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婚姻制度，对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以无限同情。正因为如此，为封建社会所不容，只有《宦门子弟错立身》全部留传下来。其次，描写婚变、批判男子负心的作品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王魁》就是这样的作品，而全本留传下来的只有《张协状元》一种。这些戏里的男主人公原来都是比较清贫的读书人，一旦高中，就抛弃结发妻子，甚至置之死地。作品对这些负心汉，或以无情的批判，或以严厉的报复。而对于受迫害、受抛弃的妇女则寄予无限的同情。再次，宋元时期战争频繁，许多人在离乱中家破人亡，人民遭受巨大的灾难。宋元南戏对此也有反映。元末著名的《拜月亭记》、《白兔记》、《荆钗记》、《琵琶记》都是这一类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描写爱国英雄人物和表现忠奸斗争的戏，可惜一个完整的剧本也没有留传下来。

宋元南戏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宫调和套曲方面，比较自由灵活。它采取以人物上下场为界线的分场形式，交待情节的场次一带而过，需要集中刻画人物和表现矛盾冲突的场次，则刻意求工不惜笔墨。在场次安排方面，它没有四折一楔的限制，一般都在四五十出左右。开头总有一个副末开场或家门大意，介绍创作意图和概括叙述故事情节。第二场才进入正戏。主要人物一般都在前几场上场。故事情节展开后，行当角色、冷热场次交替进行。围绕生旦戏主线，还分别穿插净、丑、末的插科打诨，使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令观众不致生厌。在歌唱方面，它不受一人独唱的限制，凡上场角色都可以唱。乐曲最早取材于当地民歌，也有一部分是宋代词体歌曲。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统计，曲调源于唐宋词的有一百九十支，占南戏曲牌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词体歌曲的曲调形式和唱词格式变化较多，曲调的风格和情趣也不拘一格，适宜表现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此外，还有大曲、诸宫调、唱赚等音乐成分。南戏音调与南方语音是一致的。它以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为主，节奏由慢到快，舒缓婉转。南北合套的运用，又把南曲与北曲音乐结合在一起，表现力更强。表演方面，它在民间歌舞小戏的基础上，吸取宋杂剧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综合性。角色行当也发展为生、旦、净、丑、外、末、贴七种。净、丑是喜剧角色，与生、旦等正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舞台艺术方面，各种艺术手段的运用已初具规模，时空变化的舞台处理也有新的发展。可以说，它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基础。

流传至今的十七本宋元南戏中，《拜月亭记》和《琵琶记》的艺术成就最高，对后代的影响也最大。

《拜月亭记》又名《幽闺记》。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认为是“元人施君美所撰”。据曹楝亭藏本《录鬼簿》：“施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公巨目美髯，好谈笑。……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钟嗣成在《录鬼簿》中为他写的吊词是：“道心清净绝无尘，和气雍容自有春，吴山风月收拾尽。一篇篇字字新，但思君赋尽停云。三生梦，百岁身，到头来衰草荒坟。”并没有说他写过《拜月亭记》。该剧据关汉卿杂剧《拜月亭》改编而成，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只是人物更多，线索情节更复杂细致一些。它歌颂青年男女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抨击封建家长嫌贫爱富，恃强凌弱。同时，它以金元交战为背景，在客观上也表现了战乱强加给人民的痛苦。在人物形象塑造、戏剧性、语言等方面都很有特色。作者对封建时代少女的内心世界理解深刻，所以能在情节发展中把人物性格特点写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全剧矛盾冲突尖锐，戏剧性较强。语言朴实生动，通俗易懂。正由于它有以上优点，所以《走雨认错》(又名《抢伞》、《踏伞》)、《招商成亲》、《幽闺拜月》等出，数百年来常演不衰。清代多种地方戏还把全本加以改编搬上舞台。

《琵琶记》作者高明(约1305—1370)，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人称永嘉先生。元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历任处州录事、绍兴府判官、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元末，方国珍在江南起义，接受招安后，想聘为幕僚，力辞之。后隐居宁波城东栎社，潜心写作《琵琶记》。明朝建立，召请他参加撰写《元史》，以病老为由不出。后卒于家。《琵琶记》主要写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一故事在民间流行得很早。南宋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南宋戏文也有《赵贞女蔡二郎》一本，写蔡伯喈背亲弃妇，为暴雷轰毙。高明正是在这些民间说唱和戏曲的基础上改编成《琵琶记》。高明提倡封建教化，认为戏曲“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副末开场》)。作者写《琵琶记》的目的主观上宣扬“子孝共妻贤”的伦理观念。但通过赵五娘及公爹、公婆等人的遭遇，客观上却反映了元代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同时，对权贵们的骄奢，下级官吏的腐败，也有一定揭露。《琵琶记》的艺术成就相当高。在情节安排上，作者以强烈的对比手法，一边写丞相府的荣华富贵，一边写蔡家的饥寒交迫，场面交错对照，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在语言运用上，作者根据特定环境和人物的身份，该典雅的典雅，该口语的口语。《琴诉荷池》写蔡伯喈招赘相府与牛**在荷池上弹琴诉情，曲白典雅，语意双关，充分表现两个人物忐忑不安、互相试探的心理状态。《糟糠自厌》写受饥挨饿的赵五娘、公公、婆婆，便采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手法。这就和当时环境、人物身份十分吻合。它对后代的影响超过《拜月亭》。清代戏曲选本《缀白裘》收录二十六折，与其它南戏传奇相比要算是最多的了。地方戏中的 《上路》、《吃糠》、《扫松下书》等，也都是《琵琶记》 中的精彩片断。

明代传奇是在宋元南戏和宋元杂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本、表演和歌唱都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峰。

明代初年，传奇并不繁荣。原因有二。一是朱元璋父子为了巩固政权，在《御制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演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二是在严禁的同时又利用八股取士制度把知识分子引入仕途。这样一来，就严重限制了传奇创作。明代中叶以后的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追求声色之娱的人日渐增多。与此同时，随着政权的巩固和官吏的腐败，过去制定的法律也日渐淡忘，戴在戏曲家头上的金箍咒客观上有所松动。从戏曲本身发展规律看，以上演传奇为主的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争先恐后地向四方传播。据《南词叙录》记载：“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昆山腔经嘉靖年间魏良辅等戏曲音乐家的改革，歌唱流丽悠长，委婉动听，也逐渐以苏州、太仓为中心走向全国。弋阳腔则演变为青阳、徽州、乐平等新腔几遍天下。各声腔争奇斗艳和争相演出新作，引起文人的极大兴趣，纷纷从事于传奇创作。由于以上两大方面的原因，传奇便取代了杂剧而占据剧坛的主导地位，直至明末。

明代传奇的演出与舞台艺术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从演出场合看，昆山腔和弋阳腔除流行于广大城镇和乡村外，在宫廷、官邸及民间庙会也有频繁的演出。明代的宫廷演出，前期主要由教坊承应。万历年间，专设四斋、玉熙宫等演剧机构。演出规模宏大，排场豪华，有时也召民间班社进宫演出。一些贵族与士大夫官邸也成立有家班，只要主人高兴，随时就在厅堂演出。民间演出的舞台，既有陆上的，也有水上的，与宋元时期勾栏瓦舍、路岐相比，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在音乐方面，声腔不同，其特征也迥然有别。昆山腔集南北曲大成，在充分发挥南曲委婉悠扬的同时，也吸收北曲激昂慷慨的格调。各种曲牌搭配、场次安排更加规范。借宫与集曲的运用也更为广泛。演唱技术也更加讲究，不仅要唱出各曲的情趣，还应达到性格化、戏剧化的高度。伴奏乐器的配置和乐队场面的组织也更丰富完备。弋阳腔音乐在字多音少一泄而尽的基础上，又创造出帮腔和滚调，弥补了无伴奏的缺点，丰富了演唱形式。在表演艺术方面，脚色分工更加细致。昆山腔从南戏的七个脚色发展为“江湖十二脚色”，每个脚色都有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表演艺术更加专精。弋阳腔吸取民间武术与杂技来表演历史剧也颇具特色。艺术家对表演艺术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颜容在《赵氏孤儿》中饰公孙杵臼，“能使千百人哭皆出声”(李开先《词谑》);马锦在《鸣凤记》中饰严嵩“使同辈拜服，观众赞赏”(侯朝宗《马伶传》)。由此可见一斑。在舞台美术方面，十分重视服装、化妆、脸谱。江湖班社的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官僚富商的班社，其行头更是豪华精丽。净丑脸谱更加多样，也更符合人物性格特征。

总观明代传奇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代前期(洪武至正德，即1368—1521)。这一时期，不少作家仍从事杂剧创作，传奇仅产生百余种。明初，朱元璋把《琵琶记》与《五经》、《四书》相提并论，极力赞赏它宣扬的忠孝双全思想，认为“珍馐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徐复祚《曲论》)。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一些朝廷大臣、学者名流便争相仿效。如邱濬《伍伦全备忠孝记》写兄弟一门忠孝，纲常伦理色彩非常浓厚。这些作品大多改编历史故事或金元杂剧、宋元南戏，缺乏时代气息。只有李日华《南西厢记》、王济《连环记》、苏复之《金印记》、沈采《千金记》、邵灿《香囊记》、薛近衮《绣襦记》等，对后代有一定影响。它们中的一些优秀折子，迄今仍活跃在昆剧舞台上。第二阶段为明代后期(嘉靖至崇祯，即1522—1644)。在这一时期，弋阳、昆山等声腔争奇斗艳，传奇创作盛极一时。知名的作家有李开先、梁辰鱼、张凤翼、沈璟、汤显祖、屠隆、陈与郊、梅鼎祚、汪廷讷、高濂、周朝俊、徐复祚、叶宪祖、凌濛初、冯梦龙、沈自晋、阮大铖、吴炳、孟称舜、袁晋等二百人余人，创作传奇七百余种。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一些进步作家大胆描写青年男女爱情，宣扬个性解放，向封建礼教、婚姻制度挑战，猛烈抨击以权贵、官宦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像《焚香记》(写王魁高中状元后，负义结发妻子敫桂英)、《玉簪记》(写陈妙常、潘必正的爱情故事)、《红梅记》(写李慧娘大胆追求美好爱情，被权奸贾似道杀害的故事)、《牡丹亭》(写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故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其次，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统治阶级暴戾的作品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像《鸣凤记》(写杨继盛等忠臣与严嵩等奸臣的斗争)、《精忠记》(写岳飞等被秦桧害死)、《和戎记》(写王昭君被奸臣陷害，被迫往匈奴和亲)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群星灿烂的作家中，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不愧为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刻苦攻读。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南京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因抨击时政，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一年(1593)被任命为浙江遂昌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专心著述，写成《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并与此前写成的《紫钗记》合在一起，总名《玉茗堂四梦》。《紫钗记》据唐代蒋防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改写而成。主要写李益与霍小玉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邯郸记》取材于唐代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主要写卢生梦中行贿中试，出将入相享尽荣华富贵。梦醒，乃身卧邯郸旅店中。《南柯记》取材于唐代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主要写淳于棼梦入槐安国，与公主成婚，任南柯太守、左丞相。梦醒，看破红尘而坐化。以上三剧，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科举制度的腐败和上层统治者的腐化享乐生活等，进行了揭露讽刺，表达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强烈不满与愤慨。《邯郸记》和《南柯记》把“人生如梦”加以形象化、具体化地表现出来，颇富浪漫主义色彩。《牡丹亭》又名《还魂记》，主要取材于明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它写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杜丽娘因梦中生情而死，后又因情而复生，与一般才子佳人传奇的故事情节截然不同。明代的封建礼教特别厉害，受害而死的青年女子不计其数。作者通过杜丽娘的特殊遭遇，表现了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广大青年男女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积极争取爱情自由的愿望。同时，暴露并抨击了封建礼教的腐朽和对青年男女的摧残。在当时，它传达了青年男女的心声，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牡丹亭》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更使古今人赞叹不已。汤显祖写该剧，既不重视结构，也不为曲律所束缚，而着重在情字上狠下功夫。《牡丹亭》中的情，主要体现在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上。正如作者在 《题词》 中所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互运用的手法，把杜丽娘塑造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引起古今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它流传之广，几令《西厢记》相形见绌。在语言上，作者善于把自然真切的语言，再经过加工琢磨，形成在深浅、浓淡、雅俗之间。这种含蓄自然的语言，往往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在曲律上，汤显祖不太讲究。自《牡丹亭》问世后，当时的曲律大家沈璟、吕玉绳改动了一些不合律的地方。汤显祖大为恼火。他给吕玉绳的信中说：“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自此，展开了一场争论，形成以汤显祖为首的词采派和以沈璟为首的格律派，并延续数百年之久。现在看来，各有各的道理，又各有各的片面，二者兼顾起来才比较完美。

清代传奇完全继承明传奇的衣钵。二者不同的地方为：明代为海盐、弋阳、青阳、昆腔的演出本。明朝中叶，海盐、青阳诸腔衰微。至清代，唯有昆腔、弋腔能把它搬上舞台。

清代传奇大致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顺治至乾隆(1644—1795)为前期。入清以后，满族统治阶级为了防止汉族人民的反抗，完全按照明朝的规章制度行事，新的措施很少。在经济方面为了争取明代旧官僚豪绅的拥护，宣称永不加重赋税，使拥有大量土地资产的人仍能维持原有的利益。再加上有一个相对的政治稳定。因此，经济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民间、宫廷、官僚的声色之娱，远远超过明代。当时流行于全国的剧种主要是昆腔和弋腔。昆腔以江浙一带最盛，而北京则以京腔(即弋腔在北京安家落户后的称谓)为主。京腔虽然盛行于北方，但一般士大夫仍以昆腔为雅音，视作中国的正统，因此昆腔在北京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由于京腔和昆腔长期争胜，在表演、歌唱、服装、化妆各方面都有新的创造和提高。作为昆弋载体的传奇创作也有新的发展。苏州地区作家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叶时章、张大复等作家社会地位低下，不仅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他们继承明代《鸣凤记》等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传统，写出了《清忠谱》、《万民安》等。这些作品把社会平民和商人作为主要人物，并反映他们与权豪势要进行的殊死斗争。他们与戏曲班社的关系也很密切，剧本多应班社演出而创作，因而结构精练，曲白通俗，适合于舞台演出。像李玉的 《一捧雪》、《 关》、《永团圆》、《占花魁》、《千钟禄》，朱素臣的 《十五贯》、《翡翠园》，朱佐朝的《渔家乐》，张大复的《天下乐》等，都长演不衰。李渔更是戏曲界的行家里手，不仅会作，而且率领一个家班到处演出。他的 《笠翁十种曲》 (即 《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慎鸾交》、《巧团圆》、《奈何天》、《风筝误》、《玉骚头》、《意中缘》、《凰求凤》)，内容虽不算上乘，但结构巧妙，矛盾尖锐，语言精炼，为当时舞台增添不少光彩。方成培的《雷峰塔》颇具民间神话色彩，被各剧种改编上演，常演常青，永不衰败。被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即洪升与孔尚任)的《长生殿》与《桃花扇》更是清代传奇中的奇葩，与《西厢记》、《牡丹亭》相比亦不愧色。

嘉庆至光绪二十六年(1796—1898)为后期。此时期，昆腔衰落，地方戏蓬勃兴起。弋腔也演变为某些地方剧种，或以独立的声腔融合在某一剧种之中。于是传奇创作也走向衰落。尚可提及的作家有蒋士铨、夏纶。蒋士铨有《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桂林霜》、《冬青树》、《空谷香》六种。夏纶有《无瑕璧》、《杏花村》、《南阳乐》、《瑞筠图》、《广寒梯》、《花萼吟》六种。夏纶六种头巾气较重，远不及蒋士铨六种中的《临川梦》、《桂林霜》。此后的黄宪清(有《茂陵弦》、《帝女花》、《桃溪雪》、《居官鉴》)、杨恩寿(有《麻滩驿》、《理灵波》、《再来人》)、李文翰(有《紫荆花》、《胭脂舄》、《凤飞楼》、《银汉槎》)，则每况愈下。对此，吴梅说道：“乾嘉以还，铅山蒋士铨、钱塘夏纶，皆称词综。而惺斋(夏纶号)头巾气重，不及藏园(蒋士铨号)。《临川梦》、《桂林霜》允推杰作。一传为黄韵珊(宪清)，尚不失矩度;再传为杨恩寿，已昧厥源流;宣城李文翰、阳湖陈烺，等诸自郐，更无讥焉。” (《中国戏曲概论》)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传奇的佼佼者。许多学者都喜欢把二者加以比较，尽管褒贬不一，但无不视为双璧。“二家既出，于是词人各以征实为尚，不复为凿空之谈。所谓陋巷言怀，人人青紫，闲闺寄情，字字桑濮者，此风几乎革尽。曲家中兴，断推洪、孔焉。” (吴梅 《中国戏曲概论》)

洪升，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人。生于顺治二年(1645)，康熙七年(1668)进国子监肄业，在京寄居十余年。康熙二十八年 (1689)，因在国丧期间演《长生殿》，革去国学生籍。不久回到浙江，酒后失足落水而死。一生创作传奇杂剧十种，现仅存《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主要取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 《长恨歌传》。关于创作意图，作者在《例言》中写道：“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他们的结合又导致了安史之乱，乃至唐朝的兴亡。所以尽管作者同情他们的爱情悲剧，但又有“乐极哀来，重戒来世”(《长生殿自序》)的深刻用意。该剧前半部以写实为主，后半部以虚构为主。前乐后悲，对比鲜明;人间天上，交相辉映，给人以无限遐想和美的享受。很多曲词如同抒情诗，有的由景触情，情景交融;有的夹写夹议，激昂慷慨，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相当高明。作者对音律十分熟悉，写成后又经当时音乐名家反复修改，达到了宫调曲牌无一不合律，集曲犯调无一不合格的高度。对此，清人 一在《长生殿序》中给以高度评价：“句精字研，罔不谐叶。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百倍。”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生于顺治五年(1648)。青年时期攻读举业。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为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受康熙帝赏识，破格录用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五年，他往扬州治理黄河入海工程，结识一些明末遗老，凭吊了南京明故宫、明孝陵，知道了不少南明兴亡的事情，为创作《桃花扇》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返京后，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广东司员外郎，不久罢官。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卒于家。主要作品除 《桃花扇》外，还有《鳣堂集》、《岸堂文集》、《绰约词》等，今人辑为《孔尚任诗文集》。《桃花扇》是一部典型的历史剧。所写的南明朝政、主要人物，都精确无误，至于儿女爱情、宾客谈笑，虽稍有渲染，也都有根有据。全剧借李香君、侯方域的离合之情，写南明王朝的灭亡经过，并从中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亡国之痛。《桃花扇》对人物的塑造很有特色。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像刚正不阿的李香君，诙谐幽默的柳敬亭，忠厚老实的苏昆生，暴戾鲁莽的马士英，老奸巨猾的阮大铖，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全剧人物众多，线索复杂，不枝不蔓，浑然一体，结构非常严谨，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曲词宾白则根据人物身份填写，写儿女爱情的曲词温柔雅丽;写政治斗争的曲词则激昂慷慨，极切合人物口吻。遗憾之处在于音律上不十分注意，难以歌唱，因而很少被昆剧搬上舞台。

《长生殿》与《桃花扇》相比，到底哪本更技高一筹呢“仅论文字，似孔胜于洪，不知排场布置、宫调分配，昉思远驾东塘之上”，《桃花扇》“有佳词而无佳调，深惜云亭不谙度声，二百年来词场不祧者，独有稗畦而已”。这便是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的评价。

明代时期的传奇是早期中国戏曲剧种之一，和宋元时期的南戏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传奇本来就是由南戏发展而来的，很多明代的人都会将南戏称为传奇，其实就可以称传奇，是宋元南戏发展到明代时期的，改成主要是指那些以南曲演唱为主的中长篇戏剧。南戏在宋元时期主要是以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最早起源于浙江温州一带，可是随着元朝灭掉南宋之后，就让杂剧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南戏慢慢的也就衰弱了，但是仍然在一些民间流传着。但是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南戏又迅速的得到了发展，后来南戏也慢慢的向传奇演进着。

南戏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一种简称，产生于南宋，是在北宋杂剧的基础上进行改编逐渐形成的。而南戏当中的代表作是《琵琶记》，这个故事就改编于民间流传很久的《赵贞女》。南戏发展的比较好，主要是因为南戏的演唱方式是非常的灵活自由，而且因为唱词的综合应用也能够方便在舞台上进行演出，这也充分展示了南戏剧本形式上的优越性，随着南戏的不断发展，也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的完善起来了，所以这也给后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再加上韵律上随着当地方言的不断丰富，也变得风格多样，曲调的风格也很多，适合表现各种人物的感情。

传奇

传奇最早指的是唐代文学短篇小说，主要是记录着非常多的故事，对于基础的余生生活记录的非常详细，而且生活气息也很浓厚。明代时期的传奇和宋元时期的南戏，大致是非常相同的，因为传奇本身就是以南方音乐为主，而且在采用戏剧结构上情节也是比较长的，而且对于人物的形象塑造也是非常深刻细腻的。

最后可以说，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也直接影响着后世戏曲的表演方式。现在流传至今的还有非常多艺术成就比较高的作品。

唐代——

1，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柳宗元出身于 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

2，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3，李商隐，著名诗人。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他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4，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5，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6，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字摩诘，汉族，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外号“诗佛”。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这是王维名和字的由来。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非常多才多艺。音乐也很精通。受禅宗影响很大。

7，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8，温庭筠 (约812—866)，唐代诗人、词人。本名岐，字飞卿，汉族，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新唐书》与《旧唐书》均有传。年轻时苦心学文，才思敏捷。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据说他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时人亦称为“温八叉”、“温八吟”。诗词兼工，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词与韦庄齐名，并称“温韦”。温庭筠，古籍上记载的有两位：一位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另一位是五代十国晋丞相桓文之门客。

宋代——

1，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2，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3，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4，李清照（1084－1155），今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早期生活优裕，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5，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丞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传世。

7，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