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年，西汉时期的中国版图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县名――“骊轩”(Liqian，今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为什么用这个连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奇怪的名字它因何而设安置的又是些什么人

罗马人的世界帝国梦

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到前2世纪后期，罗马通过一系列战争从意大利本土扩张成东起小亚细亚、西抵大西洋沿岸，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地中海世界霸主。

公元前247年，帕提亚王国建立。中国古籍把它称作安息。帕提亚于公元前115年开始向东扩张，于公元前94年占领了亚美尼亚，领土扩张到南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地区，王国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成为仅次于汉帝国和罗马共和国的世界第三大国，但实力远逊于前两大强国。

帕提亚的崛起令其成为了罗马继续东扩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罗马东扩的最终目的，是要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把罗马东界推至中亚、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以和东方文明古国汉王朝直接交往贸易。

克拉苏远征帕提亚

在公元前60年的罗马共和国，凯撒、庞培、克拉苏形成了三头执政的局面。公元前54年，克拉苏为了夺取更多的财富和土地，发动了对帕提亚的掠夺战争。公元前53年4月，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4万多人的军队横渡幼发拉底河，进军帕提亚。

5月罗马军与帕提亚军在帕提亚境内的卡里(今土耳其哈兰)相遇。帕提亚军队采用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用精锐骑兵打乱了罗马军队的阵型，令罗马士兵惊惶失措，溃不成军。克拉苏被俘并被处死。其长子普布利乌斯率第一军团残部6000余人突围。远征帕提亚的4万多罗马士兵，2万人战死，1万多人被俘，6000余人逃跑。

罗马战俘戍边安息

普布利乌斯所率的第一军团却没能回到罗马，从此在西方史料中销声匿迹。33年后，公元前20年，罗马和安息议和并交换俘虏。但回到罗马的俘虏屈指可数，不仅第一军团神秘失踪，连在卡里被俘的罗马士兵也消失大部。

在卡里被俘的一万多罗马士兵的命运取决于历史上安息同罗马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安息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直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中国汉武帝(前140年～前87年)时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盛极一时，欧亚非各国受益匪浅，安息更是从东西方贸易中获利丰厚。所以同时和罗马与汉朝修好是安息的重要国策，安息一旦战胜了入侵者，解除了王国的危险后，便希望与罗马重修旧好，继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所以安息的统治者决定既不处决罗马战俘，也不释放他们回国，而是将这万余名罗马士兵发配边界，为安息人戍守饱受游牧民族侵扰的东部边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

郅支单于西走康居

公元前133年～前70年，汉王朝数次进攻匈奴，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前57年，匈奴发生内讧，出现了五单于争霸局面，并分裂为南北两部。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并被康居国(与安息的东北部接壤)接纳。

前44年，以逃出安息的罗马战俘为核心的“罗马王子部落”已在康居西部繁衍生息了数年，日益兴旺。他们按古罗马军团的形式组建军队，自称“骊轩”(军团之意)，因常在丝绸之路上受雇为商保镖而在当地获得很高威望。康居王和郅支单于也请骊轩人帮助训练自己的军队，帮助筑城和防御营地等等。

前42年，匈奴与康居反目，郅支单于请骊轩人帮其按罗马方式筑城自保，耗时两年，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附近的塔拉斯河畔建成了一座奇特而坚固的城池，史称“郅支城”。该城紧扼丝绸之路，郅支单于以此为据点，经常袭扰商旅，丝绸之路受阻。

汉军大破郅支城

前36年，经过长期的侦察和准备，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汉军和西域15国军队4万余人，深入康居，一举摧毁郅支城。此战，汉军斩首15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余人。甘延寿等将这些战俘带回中国。交战中，西汉军注意到郅支单干手下一支很奇特的军队，他们以步兵百余人组成“夹门鱼鳞阵”，土城外设置“重木城”。而这种用圆形盾牌组成“鱼鳞阵”的攻防阵法以及在土城外修筑“重木城”的防御手段，正是当年罗马军队独有的作战方式。

来自古罗马的名字

“骊轩，大秦也，张掖骊轩县为西域蛮族而置。”中国史书此时提到的“大秦”即指古罗马国。《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大秦国一名犁犍，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近代学者认为，骊轩就是罗马军团中的“军团”音译，它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词语，源自希腊语，古拉丁语写作LEGIO。

西汉墓群中的罗马骸骨

公元2003年，在永昌县西水泉堡附近的焉支山下发现了西汉墓群。共清理出99座墓，大多为夫妻合葬墓，有百余具骸骨。这些骸骨具有西方人特征：体格高大，骨架一般长度男性为180米，女性约160米，比汉族骨架约长10厘米；眉骨高耸，下颌宽平，门齿平整，大小均匀，躯干短于下肢，与汉族相反；在裹头颅的残留丝织物上还发现有棕红色或黄褐色毛发。所有墓葬中的骸骨全部头朝西。水泉堡距骊轩故城约20公里，两地间有汉代烽火台沟通。

骊轩罗马后裔

今日的骊轩周围30平方公里内拥有欧洲人体特征的人约有200人，被当地百姓泛称为“骊轩人”。这些人在安葬死者时，无论地形如何，一律头朝西方；过节时都制作“比萨饼”，对牛十分崇尚，尤其喜好斗牛。这些更像是古罗马人的习惯。2000年时，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对部分骊轩人后裔的血样进行了化验，证明他们具有46％的欧洲血统。

结语

不论今天的骊轩人是否古罗马士兵的后裔，在2000多年前的岁月里，至少有6000多名罗马士兵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了他们不熟悉的两河流域，甚至到了亚洲腹地焉支山一带。这些罗马士兵肯定非常清楚，终其一生，他们也不可能回归祖国的怀抱。

与中华民族相同，罗马民族也有着属于自身的荣耀与自豪。这从今天的那些骊轩人的生活习俗上就可看出一二――能历经2000年岁月洗礼而不忘传统的民族值得所有人的尊敬。在此我们庆幸，2000年前，由于地域的限制，大汉帝国与罗马共和国之间没有爆发实际意义上的冲突，双方通过贸易往来了解到彼此的伟大，并竭力维护这一和平关系。两个民族的这种克己至诚、维护和平的精神颇值得世界各国借鉴。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