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病传入中国，使用了传统的霍乱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曾多次使用霍乱这一病名。如《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飨泄霍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汉书》说：“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伤寒论》对霍乱的症状和治疗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呕吐而利，此名霍乱”，这些都说明，霍乱在汉代已是众所熟知的病名了。

　　对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学者们多遵从伍连德在《霍乱概论》中的论述，认为是从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传入中国的。他是依据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书》序中所言：“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剧”。又云：“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余云岫在《流行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一文中考证，中国之有霍乱，约在1817年，由印度经陆地传入，此前虽有记载，皆不能确定为真正霍乱。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1817年的传入没造成特大流行，可从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时，霍乱就传入了中国，故首次传入应从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云岫的观点。对于霍乱，我国似乎还有更早的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绅的《百代医宗》一书中记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脚心麻至膝上者，不胜其数，死者千万矣”。后世医生据此对霍乱有“麻脚瘟”的病名。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述霍乱的症状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烦躁、干呕、转筋等，似已认识此病。

　　在世界霍乱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毙者甚众。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陆定圃《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同书又以付题称为“麻脚瘟”，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之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就明确指出以温经通阳之药为治。这一观点，历代以来虽有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谓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从病证有腹痛、米泔样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来看，用姜附四逆辈方为契合，这也为实践所验证。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是值得重视的，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也曾出现于我国广东沿海，后曾波及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0139。现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我国1993年在新疆首先发现0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仅占同期爱尔托病例的0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这也说明第7次流行还没结束。

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可谓是唐朝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而改变这一时代的转折点，就是我们熟知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在盛世的欢歌下，由于一场叛乱，暴露了唐朝国防力量的虚弱，也改变了大唐的盛世之路。

唐朝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是如何征兵抵抗这场叛乱的？在史书上未见明确的记载。而令后代欣慰的是，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六首诗里，我们可窥一斑。

我们都知道，杜甫（712-770年）所处的时代，恰恰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急剧转变时代。755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安史乱前的“开元盛世”，又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

杜甫甚至还身陷叛军中了一段时期，亲眼看到胡兵的残暴，并在逃亡的路上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乡亲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了一起。这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正所谓“穷年忧黎元”。

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中节度使王思礼等九位节度使率各部唐军围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九路兵马共计60万大军溃败于邺城。“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通鉴》卷二百二十一），由此可见当时唐王朝的局势有多危急。

唐王朝为了迅速补充兵力，便实行了漫无限制、毫无章法，乃至惨无人道的公开征兵政策。但这种极端的政策，在史书上却没有留下记录，而杜甫却在六首诗里进行了深刻的写照，这就是著名的《三吏》、《三别》。

三吏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限于篇幅，这六首诗在本文中不再一一列出，熟悉的读者估计也能直接背诵出来。

而令杜甫、令后世无奈的是，这种极端的征兵政策，又是极端矛盾与痛苦的。这矛盾与痛苦，也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共有的。由于为这次战争的征兵，已经不是天宝年间所进行的穷兵黩武的战争，而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战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杜甫在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杜甫一面同情人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含泪安慰、劝勉那些被迫征上前线的人民。

于是，未成年的男子、新婚的丈夫、已献出三个儿子的老妪、子孙已死尽的老翁、无家可归的独身汉等等广大的人民均被征去服兵役，以平定这场大叛乱。

本文参考文献《中国古代史常识》、《杜甫诗选》

嫪毐之乱是发生在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嬴政刚刚亲政的时候的一起谋反事件。

当时秦始皇之母亲赵姬赵姬和假寺人（即假太监）嫪毐私通，还生下了两个孩子，最后这件事情被秦始皇得知，嫪毐慌乱之下便想要起兵叛乱，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秦王迅速平定，嫪毐因为事败被杀，其与赵太后所生下的两个孩子也被处死。

嫪毐此人来历不详，只知道他是吕不韦从民间寻找到的。当时吕不韦害怕自己和赵太后私通的时期被已经渐渐长大的始皇帝发觉，想要找一个人来替代自己，于是吕不韦就相中了嫪毐。在吕不韦的安排下，嫪毐没有经历腐刑就以宦官的身份进了宫，侍奉赵太后。

后来为了更好地瞒住始皇帝，嫪毐等人慌称太后寝宫的风水不好，于是他们得以搬到雍城，并且生下两个孩子。由于远离始皇帝，嫪毐在雍城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在得到权势之后嚣张跋扈，经常以秦始皇的“假父”自称，结果正是因此被秦始皇发现，最后逼不得已起兵反叛，被秦始皇一网打尽。

嫪毐之乱发生之后，秦始皇对嫪毐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经下令全国“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后来嫪毐兵败之后，被秦始皇施以车裂之刑，并且灭其三族。那些在嫪毐门下为嫪毐出谋划策的门客也受到了刑罚，为首的几十人被枭首，其余人被罚流放到蜀地。

将嫪毐送给赵太后的吕不韦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事情发生的第二年，吕不韦被罢相，并且全家流放到蜀地，在流放的途中，吕不韦喝下毒酒自杀。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虽然没有被杀，但也因此被逐出咸阳。

嫪毐之乱可以说是秦始皇正式亲政之后的首战，在这场动乱之中，秦始皇明知嫪毐有反叛之心却并没有先下手为强，反而促使嫪毐成功反叛，并借此将嫪毐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处可见秦始皇的谋略之深。

古时候，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诗经·斯干》有云，出生的时候，男孩：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生子

如果生下男孩，赶紧让他睡到檀木雕成的大床，让他穿精美的衣裳 ，让他玩珍贵的玉圭，听一听，这孩子的哭声多么响亮，长大后一定会身着官袍，成为周室的君主或侯王。

男孩的待遇就是如此，那么女孩呢？女孩的待遇是：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如果生下女孩，嗨，那就让她睡到屋脚地上边，给她穿小小的襁，找来陶制的纺缍让她把玩，但愿她长大后不招是惹非不邪僻，每天围着锅台转安排酒饭，知理知法不给父母添麻烦！

小孩

从出生开始，男孩睡檀木雕成的大床，穿精美的衣裳，玩珍贵的玉圭，哭两声都觉得那么好听，完全能意味着，他以后会成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女孩呢，与男孩比，简直天上地下，尤其是最后三句：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只希望你长大不惹麻烦，不要成为邪僻，每天只需要守好本分，不给父母带来麻烦就成。

厌恶

就这么三句，厌恶、嫌弃已经跃然纸上。出生就是如此，长大就更不用说了。《诗经》是先秦时代的民谣，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就这么刻板，而且还不止这些。

甚至讲大自然中一些反常的现像跟女人联系起来，认为但凡出现这五种怪象，男人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女人要作坏事了，而且还言之凿凿，记录在古籍《汲冢周书》当中，都有哪五种怪象呢？分别是：

一：春分之日，元鸟不至，妇人不信；二：清明又五日，虹不见，妇人苞乱；

玄鸟

三：立冬又五日，雉不入大水，国多*妇；四：小雪之日，冬虹不藏，妇不专一；

五：大寒之日，鸡不食乳， *妇乱男。

问题是，玄鸟、虹、雉等，跟女人，女人的品行、行为有什么关系，还生生将她们联系起来，实在是荒唐得很那。

关于史书中记载的“一女乱三曹”就不得不提到三个人，他们分别是曹操、曹丕、曹植跟甄宓。

甄宓原本是袁绍给自己的次子袁熙找的妻子，由于袁熙后来要前往幽州担任刺史，就将甄宓留在冀州照顾自己的母亲。当曹操率军攻下邺城后，整个邺城自然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早就听说过甄氏美名的曹操，自然想要将甄氏收为囊中之物。可惜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曹丕其中早一步闯入袁绍的府中，被甄氏美貌绝伦的姿色所吸引。等到曹操刚准备进入到袁绍的府中时，发现门口被曹丕的亲兵驻守着。

当曹操进入到袁绍的府中时，曹丕直接请求父亲将甄宓赐给自己。曹操这时候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女子破坏父子之间的关系，直接同意了他的请求。当曹丕得到甄宓之后，一直对她宠爱有加，并在婚后生下儿子曹叡和女儿曹氏。

关于甄宓跟曹丕的弟弟曹植到底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只知道曹植当初还是一个少年，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同样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他第一次觉得一个女子可以长得那么漂亮，心中难免有一丝幻想，但是理智告诉他，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只好将幻想埋藏在心底的最深处。

当曹丕继位成为魏王的时候，距离曹丕跟甄宓在一起已经十多年了，即便是再漂亮的一个女子，长时间相处下去也就变得没那么惊艳了。特别是当曹丕称帝之后，后宫更不缺年轻貌美的女子，此时的甄宓跟这些年轻的女子相比，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特别是当刘协进献二女给曹丕当妃嫔后，甄宓难免受到冷落，自然会有说出一些怨恨的话。

这些话平时听着没什么，但是在曹丕开始对甄宓产生一丝厌恶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在当时备受宠幸的李贵人和阴贵人挑拨下，听到这些流言蜚语的曹丕勃然大怒，直接选择以糠塞口，赐死了甄宓。即便在这时候，也没有流出关于甄宓跟曹植的谣言。

但是在甄宓去世后不久，曹植就在回封地鄄城途中经过洛水的时候，写下了《洛神赋》这首千古辞赋。虽说这个辞赋只是虚构出自己跟洛神的邂逅和爱恋，到人神道殊的无奈跟悲伤。但是不少人看完这首辞赋的时候，很自然将其跟甄宓联系在一起。毕竟在《洛神赋》当中，其实还是有不少甄宓的影子在里面。这赋原名叫《感甄赋》，明帝曹睿继位后感觉原赋名字不好听，所以将其改为《洛神赋》。也正是由于此赋，才让大家觉得曹植与甄氏之间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但这仅仅是大家的猜测而已。

黄巾起义，又称黄巾之乱，黄巾之祸。

是东汉晚期边塞地区有宗教组织的反朝廷叛乱 ，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之一。

其动机很明显，就是利用当时朝廷腐败、宦官乱政的机会改朝换代，达到成为统治者的地位。

由于历时久远，黄巾起义的公开信息很稀少，《三国演义》中也是一带而过，并无详情细节。

再有，就是在文革时期的历史课文中有过偏颇的介绍，并不能反映事件的本源性特征，有待于历史的客观性的评判。

因此，至于黄巾事件是否称为“起义”，从客观的角度讲，这个定义有失公允。

关键还在于“义”字的定义域有多宽、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认识、或者是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些都还有待于商榷。

但很明显，黄巾事件是由教会组织的、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政治事件，这就跟“义”字不沾边了，只是借题发挥的借口而已。

所以，作为良民来说，绝不参与如此显著的政治立场性的评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利于良民百姓的，因为百姓永远都是待宰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