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古书的注释体制之一起源于南北朝，内容为疏通原书和旧注的文意阐述原书的思想,或广罗材料,对旧注进行考核,补充辨证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论语义疏》是现今完整流传下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唯一义疏体著作，此书亡佚于南宋，清乾隆年间又由日本传入。

传：替经书作注的著作。一般由他人记述，例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它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详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笺：本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无纸，用简策，有所表识，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於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后因以称注释古书，以显明作者之意为笺。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主要有三类：

①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②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③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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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提供几个版本的简介，任你挑选使用：

一、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它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成。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中始终如一地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的篇章排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各章各节独立成篇。它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记录了孔子关于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方面的言论，是研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文献。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二、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而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是一名武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他跟着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孔于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畜牧）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孔子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与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马融简介，“与闻国政”（《史记·孔子世家》），政治生涯到了顶峰。由于与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政治观点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希望在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先后到了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一心一意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曾整理删定《诗经》、《尚书》等，并根据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讲学，学生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三、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

《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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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郑玄。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

四、论语》简介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30 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50 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问，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484 年，经过大约14 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死。公元前479 年，孔子病逝于家中。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马融简介，弟子们为孔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过，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它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份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问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72 人。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经验。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我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书共20 篇，约500 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全书共约12 万字，平均每章字数在24 字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10 字，最长的也不过300 多字。

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魁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对此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

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于他再传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的一段话。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它弟子为多。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0 年左右。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20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22 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21 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这三种本子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张禹曾为汉成帝担任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时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新解说。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北宋邢昺在何晏《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为本世纪30 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有重要参考价值。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可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

五、《论语》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人类过去的2500多年中，世界人们读得最多最熟的书恐怕就是《论语》了。现在，人类终于迈进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但如何去面对20世纪的强盗给我们留下的千疮百孔？ 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论和语，论就是议论，语就是告知，使人有所觉悟。 《论语》辑录了孔子的主要观点如政治观点、教育观点、经济思想等等。还辑录了孔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

《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三章。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有一部分没有问，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孔子的弟子们回答别人的言论。

宋代的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注的本义是灌注。古代经书多难懂，好像水道阻塞，必须灌注才能疏通，所以把对经文的解释也叫做注。古注就其特点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传、笺、章句、集解、疏五类。

1、传——解说经文字词、阐明其大义的注解

古人把儒家的重要文献叫做“经”，把解释经书的著作叫做“传”。如孔子著《春秋》，后人写书解释《春秋》者，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另外依照经书文字逐字逐句进行解释的，也称作传。如西汉鲁人毛亨的《毛诗传》：

《诗·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毛传》：“相，视也。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闇昧之行。”

2、笺——对传文进行补充订正的一种注释

笺的本义是小竹片，古人用笺随时记下心得体会，以备参考。《说文》：“笺，表识书也。”如《诗经》毛传郑笺。郑笺就是郑玄以《毛诗》为依据、对《毛传》进行补充和订正的注释。对《毛传》隐晦简略的地方，郑氏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把不同于《毛传》的意见写出来，以表示有别于已有的注释，标作“笺”，后人称为《郑笺》。例如：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3、章句

章句就是“离章辨句”的意思。其特点是，除了对古书作逐词解释外，还要说明句意和全章大意，分析句法，辨明篇章结构等。如东汉赵歧《孟子章句·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将以利吾国乎？”

父也。孟子去齐，老而至魏，故王尊礼之。曰：‘父不远千里之路而来至此，亦将有可以为寡人兴利除害者乎？’”此段话从“孟子去齐”以后串讲整个句义，是章句的体例。

4、集解

集解可以分为两类：

（1）又称为集注，集说，集释等，这是汇集各家解说，加以选择并加上自己见解的一种注释方法，如魏何晏的《论语集解》。

（2）不是集各家之说，而是通释经传。如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5、疏

疏即义疏，是疏通其义的意思，或称作义注，正义、疏义等，简称疏。汉魏时期所作的注，到了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到了唐代，由于时间久远，人们感到不易理解，于是出现了“疏”这种新的注解方法。疏的注释特点是不但对古书原文进行注解，同时对前人所作的注解也进行注释。六朝所作的义疏很多，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唐代进行义疏的著作主要有：

尚书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正义

周易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正义

诗经 汉毛亨传 郑玄笺 唐孔颖达正义

周礼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仪礼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礼记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公羊传 汉何休注 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 晋范宁注 唐杨士勋疏

宋代所作义疏的著作主要有：

孝经 唐李隆基注 宋邢昺疏

论语 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

尔雅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孟子 汉赵歧注 宋孙奭疏

后人将以上这些注疏加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成一部书，称作《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