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经》，对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里的《乐经》。

失传很早，据说汉代人就看不到了。有说法说是失传于秦代焚书。

其他失传的书籍数不胜数，这一本“经”级别的算是地位比较高的。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这些古籍中曾记载着一些私人书信、医书等等。但是这些考古学家却并没有把这个书籍中的内容向外公布，因为上面也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并且不少学者也对这种信息有争议。

要知道在罗布泊最有名的就是楼兰古城。楼兰古城在公元前630年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消失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是非常神秘的古城。在上个世纪探险家发现了他的遗址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产生了探索的兴趣。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家也专门感到了罗布泊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文书古籍，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个人书信，也有医书等等。虽然当时发现的这些古籍与平常所见到的竹简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却要比其他的竹简多得多。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了一些神秘的信息。

在考古学家进行查看的过程中，发现了永康三的字样。要知道现如今这些学者一直对这个有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个名号根本就是不存在，是别人虚构的。还有人认为其实这个名号是当时君主篡改的。至于当时这个名号是否真实存在，现如今也没有学者能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

因为这部古书中记载的内容并没有其他古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所以专家也没有把握判断古书记载的真实性。由于没有一个有利的证据进行佐证，并且上面记录的内容也非常的深奥，所以专家根本就不敢把其中的内容向外界宣布出来。当然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非常多的文物。这些文物也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加深入的研究楼兰历史。

　　关于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来源，早期的古书中不断有零星记载。 但没有全貌了。

　　《春秋 左氏传》中有：

　　（传十二·十一）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

　　这里可以看到确切的看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名称。

　　《周礼 太卜》中有：“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三坟的具体内容是：《连山》、《归藏》和《周易》。

　　《山海经》中有：“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

　　这里又将《连山》与伏羲、夏后联系了起来。

　　上面三部古代经典属于后来公认的本原正典，不存在伪造的嫌疑，而且成书年代至少都在战国或以前，所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就其存在的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问题是，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上古神秘遗书早都已经亡佚，现存三坟中的内容，包括《乾坤易》，后人都以为属于伪造，《九丘》真容后世当然不曾见过，关于八索，到是还有人说是八卦，比如当代台湾著名易学家南怀瑾先生，他以为八索就是八卦，下面是南先生在《易经杂说》中一部分的引用：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连我们当时的袁先生也弄不清楚。三坟是什么？三坟就是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经，或者说是《尚书》，洪范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畴，就是《河图》、《洛书》的理数。”

　　其实南怀瑾先生的观点是来自西汉时代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这样看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问题又寻根到了孔安国身上，据汉书记载，孔安国大概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子孙，由于鲁共王想要扩展自己的宫殿，所以要拆除孔子宅院，在这个过程中，从孔子宅院的夹壁墙中发现了其中的《尚书》、《孝经》《周礼》等古书，这样当时的孔子后裔孔安国就得到了这些书，由于汉武帝时代，十分重视经典的考证，孔安国就作为汉武帝博士开始研究《尚书》。所以孔安国的观点应当是具有经典权威的性质，所以后代学者也十分信奉孔安国的观点。

　　但是，除了《八索》是八卦的之外，三坟、五典、九丘还是不曾有确切的下落，难道这些古书确实都亡佚了不成么？我不敢断然无依据的得出是或否的结论，既然自古至今都在争论，那也不妨继续争论下去，不过继续的前提是要有新的足以立足的文史依据，我想就个人的一些发现来参与这个讨论，希望为这个结论假设一种可能性。

　　我想有人已经说了，八卦就是八索，我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而且还希望能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可以把这个工作放到最后来作。

　　而我首先要提出来的是，“太玄”就来自“九丘”。九宫八卦就是九丘八索。《玄》《易》体系是《丘》、《索》体系的继续和发展，所谓“丘索”，可是说就是“求索”，是一个华夏百科文明通过总结升华聚合成《易》，反过来又提供实践指南和应用的过程。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依据。

　　九八体系，反复的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比如前面说的九宫八卦、九丘八索，在黄帝内经中有九宫八风和九野八风，古代还有九州八方，当然过去人们理解的九八往往就是井字分格的图形，八在外，九有中，不是我所发现的九九八十一，和八八六十四的关系，但是从研究的结果看，八九的分法可能是八十一和六十四的简化导致的误会。其实八九的分法后来也有继续简化的痕迹，就是所谓二三的问题，庞朴曾研究的古人“天三分”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而老子《道德经》主张的“守一”归一问题也就是这种简化的极端。

　　关于八十一的问题，众多道家经典的章数也都是八十一，比如《参同契》比如《道德经》等等。中国古代音律学中的三分损益的基础也是八十一，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宫数就是八十一。

　　我在有关《太玄》和《易经》的关系的文章中，详细的说明了玄易的准应关系，从这种准应关系中包含的严密的逻辑性来分析，得出了太玄的原作者并不是扬雄，但是如果不是扬雄又是谁呢？我当然不能说出是谁作了太玄的基本体系，但是可以说明的是，太玄来自九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九丘的名称表明和两个特征字有关，一个是“九”，一个是“丘”，我们不妨来检索一下，在《太玄》中去寻找包含了“丘”字首名，结果会令人感到惊讶，太玄八十一首中，确实是不多不少的有九个首包含了“丘”字，这是一个隐藏了几千年的天机，罗列如下供大家验证：

　　1、礥： 次六：将其车，入于丘虚。 测曰：将车入虚，道不得也。

　　次七：出险登丘。或牵之牛。 测曰：出险登丘，莫之代也。

　　2、干： 次五：蚩蚩,干于丘饴,或锡之坏。测曰：蚩蚩之干锡不好也。

　　3、狩：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 测曰：卉炎丘陵，短临长也。

　　4、增：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贞。 测曰：増高刃峭，于损皆行也。

　　5、释： 次四：动之丘陵，失泽朋。 测曰：动之丘陵，失下危也。

　　6、夷： 次六：夷于庐，其宅丘虚。 测曰：夷干庐，厥得亡也。

　　7、唫： 次六：泉原洋洋，唫于丘园。 测曰：泉园之唫，不可讥也。

　　8、聚： 次七：竦萃于丘冢。 测曰：竦萃丘冢，礼不废也。

　　9、养： 次三：粪以肥丘，育厥根荄。 测曰：粪以肥丘，中光大也。

　　由此可以提出这个假设，九丘就是当今流传的、被普遍认为是扬雄所著作的《太玄》中赞辞，由于其中包含了九个丘字，并且又合乎九九之数而得名“九丘”。

　　如果是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九个丘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我想，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的说法还是可以相信的：“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当然，不能从书面看到这些内容，丘实际有可能是具有地理图典的功能，当今传世的《太玄》可能并不是九丘的全部，仅仅是图罢了，当然，图也是十分关键的，所谓图就是《太玄》中首名的顺序以及和易经的准应关系，应当说，还有许多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解释和说明，亡佚的应当是大量的说明文件。

　　在我发现的《玄易经纬图》中的《斗建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玄易的地图意义，这一点也恰好符合《尚书序》中有关：“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的描述，所以《太玄》和《九丘》的关系是有古代地理依据的。

　　关于九丘的地理含义，本人也一直在寻找，目前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些地面遗迹可能和此有关，不过需要继续考证，待考证完结后再总结公布。

　　下面就解决前面说的，关于八卦就是八索的依据问题。

　　著名的楚国大夫屈原，流芳千古，经久不衰，他有一章句令后人传诵成为千古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屈子的忠烈，也不讨论他的文采，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求索”的来历。《玉篇》中说：“求,索也。” 《说文》中说：“索,入家搜也。”到此可以看出，求索一词来源应当十分久远，我们当今使用“搜索”“检索”“寻求”等词的来源就与此有关。作为索这个字，分解开来可以看到，有一个关系的系字，这个系字具说和上古时代结绳而治的习惯有关，就是用绳子大结来记录世代传承的关系，包括子孙这些字的甲古文字型也都和此有关。我在易经中也希望使用查找特征此的方法来验证八索的的问题，结果发现，索子、系和包含系字的素的和是八：

　　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随：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 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无妄：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遯：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姤：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踟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震：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 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渐：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解释《易经》的有《系辞传》之所以叫系词，可能和“索”、“素”中的系和本身的“系”有关。此点依据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可以作为前人观点的一个旁证。

　　另外，关于求和丘字，古老的含义是否一致，有待继续研究，不过从甲古文字型来看，丘字是两个人相背而立，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用说话就可以明白意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出题，请另一个求解。当然这需要验证，不过求和丘最近已经有人说其中有关联了。现在的求字，按《说文》的解释是：“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还有就是裘皮大衣的意思。不过孔子的名字为“丘”，所谓“孔丘”不知是否和九丘有关也不得而知，不过丘字曾经因为避讳孔子的名称而改过“邱”字，不知是否影响过这个字的含义。如果真的有关系，“求索”一词的起源含义可能就有出处了。-------------------------------------------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要说我国哪座古墓的出土最令专家印象深刻，那么毫无疑问一定是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葬的，这座古墓不仅结构宏伟复杂，而且埋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就犹如一座宝藏墓一般。这座古墓的出土让人至今难以忘怀，因为它不仅出土了各种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和中草药等3000多件珍贵文物，而且还出土了一具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更令专家感到惊讶的是，古墓内竟然出土了一本失传上千年的古籍，专家解读后证实，这就是轩辕黄帝留下的医书。

建设地下医院，没想到挖出一座古墓

1971年底，湖南省军区医院决定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底下建设地下医院，但在施工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塌方，而且塌方处还出现了许多可燃气体接触到火焰后，就立马燃烧起来。这一现象的发生，使得工地人心惶惶，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挖掘。医院的负责根据这一情况的出现猜测很可能是挖到了古墓，于是上报给当地的文物局，在专家们的挖掘下，一座名声享誉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

要说这座古墓中最珍贵的文物是什么，那毫无疑问一定就是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这具尸体刚出土的时候，形态完成，全身湿润，而且身上的肌肉都很有弹性，部分的关节也还能够自由活动，几乎与新鲜的尸体无异。后来经过证实，这具女尸就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因为棺木内防腐剂的作用保存得非常的完整，如果不是真正从墓中出土，很多人都以为她只是睡着了，因此还有着“东方睡美人之称”，马王堆汉墓也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

辛追夫人可谓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宝，它的出土为世界的医学方面提供了许多的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在美容、历史、文化、考古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她身上所隐藏的秘密是我们几辈子都挖掘不完的。就连日本的考古专家都想一同研究这具女尸，但好在被我国专家拒绝了。除了这具女尸之外，古墓中出土的帛书和医学典籍等也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其中最令专家感到惊讶的古籍是黄帝四经。

《黄帝四经》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书上记载着许多的医学内容，为研究古代医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后来在专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对这本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谁知这一研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这本书竟然是失传了上千年的《黄帝四经》，这本《黄帝四经》。

可以说是一部“治国之本”的书，全书由四篇文章组成，为专家研究炎黄子孙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研究古代医学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书中所提供的医学内容可不比专家在辛追夫人身上挖掘到的少，可以说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这本书与《归藏》、《老子》、《庄子》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是历史传承的重要文化，同时也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共同守卫的优秀文化。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