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疫情无情人间有情，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国，牵动着亿万群众的心，举国上下抗击疫情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胜利即将到来，在当今社会，科技医疗水平极其发达的情况下，病毒也是来势汹汹，那么在中国古代，碰到传染病，瘟疫又是怎么防治的呢？要知道，中国古代医疗科技水平比较低，但是中国古代老百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在中国古代，战乱四起，人为灾害，自然灾害，每每发生战争过后尸横遍野，瘟疫疾病就会爆发，对古代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亡，问题来了，古代针对大型瘟疫的爆发是怎么防治的呢？这里要从朝廷和个人两方面来说！

从朝廷方面来说：

一，派遣专员带队下疫区

不管哪个朝代，一旦发生重大疫情，朝廷会第一时间指派相关官员，带领太医以及医疗，援助物品前往疫区进行防治工作。

（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庐江大疫。甲午，河间王（刘）建薨。……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范晔《后汉书•孝桓帝刘志本纪》

（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东汉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正月，大疫。——范晔《后汉书•孝灵帝刘宏本纪》

以上可以看出作为朝廷方面，会专门遣史处理疫情重灾区，进行防治救助派药治疗。

二，对于重灾区实施区域隔离

用通俗的话来说，针对疫情瘟疫重灾区，考虑到传染传播等原因，会开辟一个隔离区，类似瘟疫村，把所有患者集中在一个区域管理，派遣专人负责查找传染源，集中诊治，隔离患者，并且撒播石灰粉进行大面积消毒，并且由军队在外围监管严防患者脱逃，以切断传播途径，这样集中隔离，可以有效的控制瘟疫传播范围，使疫情最大范围的得到控制，要知道在古代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这种集中隔离或许是控制防治瘟疫最好的办法。

从民间百姓自己防治方面来说：

在古代，发生了重大瘟疫疫情，仅仅依靠朝廷的救援是远远不够的，历朝历代以来就有很多的民间名医自主的加入到救助救治疫情方面来，比如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他们自主的研制药物，教授百姓们如何防治，如何消毒，其中，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总结语：瘟疫无情人间有情，自古以来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古代的劳动人民依靠着聪敏才智，任何困难都挺过来了。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就算是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但是相信在全国人民，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文：唯恋无名  图：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古代的瘟疫和防疫措施

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跟不上，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

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爆发大规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里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直接催生了明末大起义；

清朝享国的296年间，也有78年爆发过大瘟疫。

无论中外，每当“瘟疫”大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都是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破坏性极大的瘟疫，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重视，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头

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其源头是上游被污染的水源，有这源源不断的污染源，瘟疫蔓延速度极快。

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新任知州刘彝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生活区。

也正是用了这一招，虔州瘟疫才被彻底遏制。

第二招：切断传播路线

早在秦朝，就实行了“隔离法”：凡是得（麻风）病的，都集中到“疠迁”去住。

使用这招数，一般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因为那时候病人一旦被“疠迁”，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能否活命，全看个人造化了。

虽然狠辣一些，但对于健康人群的保护，效果十分明显。

这手法，清朝执行的更彻底。由于女真人来自于关外，对天花的抵抗力相对较弱，即便皇族染上天花，也很难幸免。

康熙

所以，清朝对天花严格把关：清代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过来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第三招：免费医疗

前面两招虽然有效，但对瘟疫都只能遏制，而想要斩草除根，还得讲医学。

从汉初开始，就有官方的志愿者免费为疫区和患者提供医药服务。而这项惠民政策，后来也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延续。

北宋时期，一旦面临疫灾，政府就会立即拨付专款、选派专人，到疫区救助。医生是全国各地最好的医生，而药费则由朝廷无偿埋单。

典型的太宗淳化三年开封疾疫，朝廷就命令太医局选了十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到一线治病救人。

此外，官方还会强制推行卫生改革。明朝景泰五年爆发的四川瘟疫，一时难以控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不信邪，玩了一把硬操作，他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讲究卫生，健康长寿”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古人自创了哪些奇葩防疫手段？

朝廷努力救灾，百姓也会“自救”，有些手段的雷人之处不亚于如今。

一、喝符水

古人无论是对病症本身还是如何治疗，认识程度都非常有限，大部分会祈求神明保佑，这就给邪教创造了温床。

比如东汉末年的张角。汉末的那场大瘟疫，使张角异军突起，练得一手鬼画符的神奇技术：

这技术操作起来也不难，把画好的咒符，烧了兑水喝，据说是“包治百病”。

如果当时有大汉电视台，势必会邀请张角做现场直播。

至于疗效嘛——得分人：治好的，那都是张天师的神力；没治好的，那就是你心不诚。

假如一个大汉百姓对张角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张角也是有话说的，治好了不是活蹦乱跳吗？治死了又如何？请问死人会得病吗？

而当时陷于绝望之中的老百姓，根本不会思考那么多。

当然这招数在当时也十分奏效，张角的信徒，一度扩张到百万，喝符水的操作一直用到张角战死为止。

二、精神调摄

同样是强调“心”的作用，“伪张天师”这么做，没想到“真张天师”也这么做。

古人讲究“心静自然凉”。曾经有那么段时期，有人认为：心里凉快了，整个人就爽了，也就没病了。

于是乎，道教的祖师爷张道陵（就是西游记里的张天师），在疫情发生后，会找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居”。这么看来，真张天师没有伪张天师那么神棍，人家也会画符施法，但在疫情面前，还是乖乖地和如今一些人一样，躲在家里，避免人群聚集。

三、五石散

可是，身体的病痛一旦超过了人的承受阈值，自我催眠就没用了，怎么办？那就只能依靠药物了。

熟悉魏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流行五石散，而五石散最初针对的“病”，正是当时流行的大瘟疫。

它和鸦片一样，能让人产生幻觉，莫名兴奋，如此一来，病就算依然在，但感觉却是不同的。

但这东西也和鸦片一样上瘾，魏晋风骨中的嵇康大冬天穿着单衣，身上流汗不止；刘伶喝醉酒后裸奔，这些癫狂的姿态，恐怕都和用药过量有关。

不过那年月想要配出五石散来可不容易，也只有士大夫才能玩得起。

至于这五石散的功效吗？仍然是“然并卵”！

五石散一直流毒了几百年，直到唐代的医药界泰斗孙思邈，大手一挥说“不许再吃”，才被彻底废除。

其他操作

除了上面这些常规、非常规的手段外，民间还有吃五毒饼、喝酒等操作。

简单说一下，这里五毒饼可不是真的拿“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蟾蜍”五种毒物做的食物。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人家五毒饼也不过是在皮面上刻了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毒”形象的印子，里面的馅其实是玫瑰的！

说白了，这“铁面柔肠”的五毒饼，就是食物界的门神。祈福的意义，远大于杀毒的效果。

再来说下喝酒“克制”瘟疫的方法，酒的品类大体分为屠苏酒、雄黄酒、菊花酒。

“春风送暖入屠苏”里的屠苏酒，据传是华佗创始，配方相当复杂，内中还包含剧毒成份，基本属于以毒攻毒的“化疗”范畴。

类似效果的，还有参杂雄黄的雄黄酒，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逼迫白娘子现出原形的那种酒。

此外，“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对于古人来说，重阳节可不是光看菊花，人家还要喝菊花酒来增强免疫力。

总之，在古人眼中，喝酒不但解愁，还能解毒。

瘟疫这个人类大敌，我们与之斗了几千年，阶段性胜利有那么一点，但我们也从未占据压倒性优势。

这伙不见踪迹的敌人，总是“来了又走，去了又回”。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靠谱、不靠谱的斗疫法，似乎都能从古代找到影子。

当然，古代的一些方法也不全是“伪科学”，而且，古代老百姓探索的寻找源头、集中隔离、控制扩散和加大医疗投入等措施，放在现代也依然实用。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还是要相信科学治理范畴的内容，不信谣、不传谣，遵照权威医师的意见，不出门、勤锻炼、强体魄、严防护、少接触，这样才能有效遏抑疫情的蔓延。

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疾病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处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跸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周乾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在电视剧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瘟疫爆发，男女主如同天神般登场，以某种方式治好了这一批人，被人称为神仙下凡。中国历史上的“天神”并不多，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瘟疫到来时，古人又是如何防止瘟疫的呢？

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到清朝末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300多次大瘟疫，因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爆发中，中国人也掌握了一定的方法。

罪己诏

在大型瘟疫面前，封建迷信的古人会将它归到某个人身上，或是认为那人不幸，或是认为是上天的惩罚，因而皇帝一般会下罪己诏，检讨自己做的错事，以让上天收回惩罚。但这种情况只是人们的迷信，更准确地说是皇帝收服人心的一种方式，对改善瘟疫并没有用。

隔离

以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要控制好疾病，一要管理传播源，二要切断传播方式，三要保护易感人群。

古人虽然不知道原理，但也早早地了解到了管理传播源的方式——隔离。一般来说，患病的病人几乎都会禁足，防止与人接触，将病毒带出去。古代如果爆发了某种疾病，常常会封村，就是为了在人流动性小的情况下，彻底防止将瘟疫传播到其他村庄。而汉代还专门创办了“病迁坊”，专门用来隔离病人；萧齐时，也曾专门设立“六疾馆”来收治病人，隋朝同样也是如此。这种方式非常有效，在如今也很管用。

1911年，东北爆发鼠疫，晚清政府将山海关封锁，并对每个进出者进行隔离观察，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医学并没有完全传过来，古人对瘟疫的防治也有一定的方法。

消毒

在瘟疫到来之时，古人常常会对空气进行消毒处理。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便写到了用艾叶和丁香等物熏蒸屋子会有效预防疾病。除此之外，他们会将艾叶放在香囊之中，随身佩带，这样便能更好地保持健康。在古代人眼里，艾叶的作用非常大，比如孙思邈便提出“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的见解，扁鹊等人同样在他们的书中对此有所提及。

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将病人的衣服进行蒸煮，比如说李时珍提到的蒸汽消毒法。由于古代的医学技术与现代相差很大，他们家境又较为贫寒，根本不可能将穿过的衣服丢置，因而这是一种防疫的重要手段。

药剂

一些大医学家对瘟疫也有所研究，他们研制出了一些药剂，但瘟疫到来时便煎药来救治人。晋朝时葛洪便在他撰写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瘟疫这一次，并专门为它写了集中治疗的方法。而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要方》中同样提到了“辟温”的方法。除此之外，宋元明清的医学家们都为治疗瘟疫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他们撰写的书籍中提到了相关的治疗方法。

由此来看，古人的智慧是无限的，有些防治瘟疫的方法现如今还管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全靠上面说的方法，毕竟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全国性大瘟疫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古代把这些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记载。

　　那么古代人得了瘟疫怎么办？其实很早人们就知道，面对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离。

　　目前有实物可证实的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进行了立法。

　　据《法律答问》（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国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

　　当然，并非一隔了之，隔离只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记载，在疫病发生时，国家会直接派医官巡诊为患流行病的病人医治。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至东汉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对疾疫治疗重视的首推宋代。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而同样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安法规文献《封诊式》中明确记录着一个传染病案例，有个叫“丙”的人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它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

　　“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即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传染。

　　所以隔离在当时是自官方到民间都认定的一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措施。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到了晋代，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则已成为制度。

　　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东晋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说明当时为防止瘟疫的扩散，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

　　当然虽然实施隔离，皇帝任然要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予医药治疗。防止瘟疫更大扩散。

　　因为中国的东汉年间屡屡发生大瘟疫，后来的朝代吸取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平时在太医署等机构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做充足的储备。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人员聚集环境及场所，规模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医师驻点。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急措施都很快反应。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涉及较大区域，则朝廷派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一般都是免费，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医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谣言方面，古代也较为有作为。

　　我们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给一些谣言发展带来了空间，如东汉的张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动百姓起事。古代医巫不分家，在对待疫病上除了医药，还靠巫术。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对巫术持怀疑态度。如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记·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是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再加上医药知识的普及，很多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使得每次疫情谣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会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政府除了在送医、送药的基础上还采取如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对百姓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等举措以减轻民众负担。

　　古人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后期处理也非常完备。

　　古人认为尸体也是病毒和细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着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带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宋史·五行志》)。

　　而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最初，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认为是四季不时或者瘟神作怪。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环境及公共卫生有紧密关系，因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严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区域倾倒垃圾，重刑惩治破坏公共环境行为。

　　不仅如此，古代普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便主持兴工清理沟渠，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消除疫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