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西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10]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11]

丝绸之路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12]。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13]。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14]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15]

张骞凿空西域图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16][12]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此后，西汉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据地。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西汉政府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终胜利，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常驻官员，派士卒屯田，设校尉统领保护，使汉族同新疆少数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从西汉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17]

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国，也始于丝绸之路。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18]。从此佛教正式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19][20][21]。1998年正因为如此，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22]

天凤三年（16年），西域诸国断绝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

东汉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23]

永元三年（91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

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西域50余国皆归属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再次打通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24]

大秦属下的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紫绶金印。[25][26]

延熹九年（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东汉洛阳，朝见汉桓帝。

丝绸之路的发展（上）

公元前1世纪以前上古时期 大约是汉朝晚期的马塑像。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最初的发展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玆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宝石。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著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时期，埃及人已经造出了船。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著这条时候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经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一方面安息利用这样一条遍及各地的古代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在亚历山大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犁轩”，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后，他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控制了埃及。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印度和东非之间通过希腊管辖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为罗马帝国所灭）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幅兽皮壁画上的战士可能是希腊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后出现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画年代为前3世纪—前2世纪。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国在中亚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如今中国新疆省的西部。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极东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处）。接下来的30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这个庞大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塞琉古帝国（Seleucid，参见已不存在国家列表）的将领欧提德姆斯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亚历山大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提德姆斯（前 230-200 年）执政时期国土达到极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仅超越了复次忽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喀什，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参见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世纪中国》）。小结但这种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的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斗，之间也在不断的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