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历史上，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长的名讳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换，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陆容《菽园杂记》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吴中为甚”。这种要求也曾经适用于汉字文化圈临近国家，例如日本、朝鲜半岛。

　　避讳始于周朝，《左传》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但当时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回避。名讳两字中，只有一个字相同，也不用回避。到了汉朝，这种要求变得非常严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

　　在古代，避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退休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谱《大彭统记》刊登河南生员段昌绪家存吴三桂文告时，乾隆帝之名讳弘历不缺笔，成为彭家屏自杀及段昌绪斩首罪名之一。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书生王锡侯在他删康熙字典写的字典《字贯》凡例写入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之名讳（玄烨、胤禛、弘历），没有缺笔避讳，也有批评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的内容，被认为非常不敬，而被依大逆律定罪处斩。

　　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也必须回避了，当时著名诗人李贺就是因为其父名“晋肃”，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致使终身不得志，韩愈为此事非常生气，为之作《讳辩》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

　　回避君主的名字，叫做避公讳或国讳。一般适用于过去七世代以内。

　　避讳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名字，叫做避家讳。

　　回避圣人的名字，叫做避圣人讳，例如邱姓就因避讳孔子的名字“丘”而产生。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位时，“仪”曾经是避讳字。清朝灭亡后，中国不再避国讳。现在虽然已经不讲究这些避讳习俗了，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在取名时尽量不取同父辈或祖辈同名或同音的字作为名字。由于避讳的影响，现在的中国人还是认为直呼长辈的名字为不敬，所以会特别注意亲属称谓。

　　相反地，欧美文化中许多父子，甚至好几代都同名同姓，代表纪念。而日本也常会用与长辈名字中的字以取名，为示缅怀先人之意。如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名中多有“家”字。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

　　在古代，避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

　　主要方式有三：

　　一、改字

　　1回避君王的名字，叫做避公讳或国讳。一般适用於过去七世代以内。

　　避汉文帝刘恒音讳，「姮娥」改嫦娥。

　　2避讳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名字，叫做避家讳。

　　苏东坡(苏轼)祖父名「序」，所以写书时不用序，改用「跋」。

　　3回避圣人的名字，叫做避圣人讳。

　　孔子之名「丘」曾经是金朝的圣人讳，所以丘姓的一部分改为「邱姓」。

　　二、缺笔

　　即当遇到要避讳的字时，在该字上少写一笔。清代康熙帝之名「玄烨」，因缺笔的关系，所以字的笔划不写完。

　　三、空字

　　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不填写，例如「观世音」被称为「观音」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

　　除国讳之外，民间因信仰、迷信等因由，更对甚多日常用词作出避讳，变成一些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用语，其中突出例子如下：

　　中国广东、香港“空屋”：原意为空置的房子，但因“空”与“凶”（即不幸）的读音相似，而改用“凶”之反义词“吉”，因此人们习惯以“吉屋”代替形容空置的房子。

　　“通书”：原为一本书籍名字，但因“书”与“输”（即失败）的读音相似，而改用“输”之反义词“胜”，因此人们习惯以“通胜”代替指通书。

　　“伯母”：原为年长女性的尊称，但因与“百无”（即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读音相似，而改用“无”之反义词“有”，因此伯母（尤其操粤语人士）叫伯友。

　　“肝”脏：五脏名称，但因“肝”与“干”（即枯竭）同音，而改叫“膶”（取湿润之音意），因此（尤其操粤语人士）牛肝叫“牛膶”。

　　同理，“舌头”的“舌”，粤语“舌”与“蚀”（即亏蚀）同音，而改叫“脷”（取盈利之音意），因此（也是操粤语人士）猪舌叫“猪脷”。

　　日本由于“四”与“死”同音（同样读“し”，人们以代表“四”的固有词“よ”（汉字写成“与”）代替“四”字，如重箱的“四の重”改为“与の重”，本膳料理的四の膳改为与の膳。

　　台湾在台湾，“四”与“死”亦是音近。故常避“四”字。如餐厅、饭店常言“‘三加一’位客人”。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

在我们整理和阅读古籍图书时，往往会发现有一些残字，有的行里空白，有的词句明显不通，使人难以理解。这些情况，除版刻方面的讹错外，一般都是由于避讳造成的。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起源较早，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千百年来由于违反避讳原则而被砍头的大有人在。比如清代江西举人王锡侯等人就是在进书乾隆皇帝时违了讳而被杀的。后人将此事总结成两句话，曰：“王举人好心上书，书呆子身首异处”。

　　　　古书上避讳的方法是很多的，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缺笔。是将应避讳的字不完整写出来，而少写一两笔。如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和“民”字，便把“世”字写成“”，把“民”字写成“”。再如，为了避讳孔丘的“丘”字讳，将“丘”写成“”，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讳，将“匡”字写成“”等等。

　　　　二、去字。是把需要讳的字去掉，不写在书上。这有两种做法：一是不留空；二是留空。所谓不留空，如现在的瑕县过去原叫瑕丘县，龚县，原叫龚丘县。为了避讳孔丘的“丘”字，便把“丘”字去掉，于是就成了瑕县和龚县。留空就是将讳字去掉，但留个空。比如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唐人把“王世充”写成“王充”、后代的刻书匠不知这是避讳造成的，所以刻书时便把二字联在一起刻成王充，读者如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会闹出笑话。另外，还有些书将需要避讳的字空着，但均写“上讳”二字，比如《说文解字》一书在秀、庄、、祜等字上，皆写“上讳”二字。其空字不注。这是因为东汉光武帝名秀，明帝名庄，章帝名，安帝名祜的缘故。

　　　　三、改字。是将需要避讳的字改写成其他字，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做法。由于避讳，不但不少人的姓被改了，名字被改了，而且很多东西的名称都被改了，下面分别介绍一些：

　　　　1改姓。现在不少人姓邱，其实，这些姓邱的先人最早并不姓邱，而姓丘。丘原是一个地名，即是以今山东临淄（古称营丘）这一地命的姓（周武王封其功臣姜子牙于此，建立齐国后姜子牙的子孙凡住在营丘的，都以地名为姓遂为丘氏）。春秋末年，孔丘被举为“圣人”，这样，丘姓就和孔子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