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放久了很容易被虫蛀或者是遇到潮湿天气发霉，这里有几个方法尽量避免这种问题。

芸香草，又名七里香。该植物具有强烈的气味，花朵和叶子气味芬芳，夹在书的两页之间，具有对抗书虫的作用。灵香草，也称为薰衣草，是广西省的特产。自古以来，“灵香草”就被作为薰衣留香、净化空气的名贵香料就一直被用作向朝廷供奉，以及为保护有价值的书籍，书法和纺织品而使用的防虫和驱蚊秘方。

樟脑。在中国，樟脑的使用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明朝中有一本“有关害虫防治和樟脑树的书”。现代社会使用化学方法生产的樟脑香精油是通过桉木的蒸气蒸馏获得的香精油，其为具有特殊香气的白色晶体，在室温下易挥发。樟树害虫防治方法自古以来就得到了扩展，仍然是大多数古代收藏家和个人收藏家使用的主要方法。

古籍收藏在樟树制成的书架或书架上，樟树本身的气味可有效防止书虫的生长，具有较好的驱虫作用。使用低温的方法是用低温驱蚊。在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中冷冻48小时后，螨虫会冻结并死亡，即使未发育的虫子也无法幸免。在书的叶子上放些烟叶。您不仅可以防止螨虫的伪造，还可以起到驱虫的作用。存放书的房间应经常通风，应经常进行卫生处理以降低湿度并防止有害生物繁殖。

也可以经常将书籍拿出来晾晾，通通风，晒晒太阳。

第一个问题：阅读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时，如果你读到“尸”字，会联想到什么？十有八九是这样的吧：

第二个问题：阅读古籍时，如果你同时读到“尸”、“屍”字，会有什么想法？十有六七会是：古人也写错别字啊！“屍”不是“尸”的繁体字吗？古籍不是都用繁体字吗？原来古人也经常写错别字啊！原来古人也会偷懒，不写繁体字而写简体字啊！！既然“尸”字频繁出现于先秦古籍中，那说明简体字历史悠久，渊源有自啊！！！这可是文字史上的重大发现啊！！！一颗小心脏激动地砰砰乱跳，有木有？

很遗憾的是，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错误的！！！因为，古籍中的“尸”、“屍”，涵义是完全不同的。哦，你的上述想法中，有一小点是正确的：“屍”确实是“尸”的繁体字。

一、先秦古籍中“尸”的涵义

古籍中如果写的是“屍”，这是我们现代人对“尸”含义的一般理解，就是人去世后的遗体，尸体。

古籍中写成“尸”字，并不是古人粗心大意写的简体字、错别字。因为古籍中的“尸”字，其含义和尸体、遗体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先秦祭祀礼仪中，一种特殊身份的人，卽在祭祀过程中充当所祭祀神灵象征的“人”。

立“尸”是中国上古时期祭礼中一项重要仪式。 立“尸”仪式在《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诗经》、《春秋公羊传》、《左传》等文献中有大量、翔实记载。所谓立“尸”，是指举行祭祀神灵的仪式时，选择与其具有某种关系，主要是具有某种血缘联系的人为“尸”。以“尸”作为受祭者的象征，接受人们的祭祀。

二、选“尸”的原则

周代举行祭祖礼时，立尸严格遵循同姓、同昭穆，及其他方面，如受过刑戮的人不可为尸、为女性死者举行丧祭时要别立女尸、初步拟定的神尸人选要通过筮占最后确定等原则和标准行事。其中，祭祀祖先神灵的时候，选择“尸”的原则，就是《礼记·曲礼上》所记载的孙子可以做王父（祖父）的尸，儿子不可以做父亲的尸。对此颇费人思索的现象，古代经学家只是从祖、孙昭穆同，父、子昭穆异这个角度来解释（古人对昭穆制度的解释，又很糊涂模糊，当另文解释）如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在解释《礼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认为：孙与祖昭穆同。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父子之间血缘关系最近，往上或往下每隔一辈，血缘关系就疏远一层。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应该是儿子可以充当父亲的“尸”。《礼记》却记载先秦时人认为子不可为父“尸”，孙可为祖父“尸”，原因何在？

已故现代学者李衡眉先生借助人类学、民族学等有关理论，在他所著《昭穆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千古未解之谜“昭穆制度”作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

李衡眉先生认为：昭穆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时期，当时男女结合，采取男子从妻居的模式（即男子结婚后，到妻子所在的氏族中落户、生活。自夏商周以后，如无特殊情况，汉族男女结婚后，皆采取女子从夫居模式。战国时，秦国男子若家庭贫困，兄弟众多，那么，兄弟们大多会采取被女子招赘的婚姻模式，秦汉时人谓此类男子曰“赘婿”，我们现代人叫这种类型的婚姻为“倒插门”、“上门女婿”等），两个氏族累世通婚，必然出现祖父和成年结婚后的孙子生活在同一个氏族中，而父亲却和成年结婚后的儿子居住在不同氏族中的现象。所以，在先秦时人的观念中，祖父和孙子血缘关系亲近，父亲和儿子的血缘关系疏远，故在制定辈分关系的昭穆制度时，若祖父为昭，则儿子为穆，孙子又为昭，重孙又为穆，……如此交替循环往复。

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社会及夏商周以后，虽然随着男权社会形态的确立与巩固，从夫居成为主要的婚姻模式，但传统的称谓习惯和制度，却流传下来（古代女子称丈夫的父、母，即自己的公公、婆婆为“舅”、“姑”，原因也在这里）

三、“尸”享有的礼遇

按照《礼记》等文献的记载，某人一旦被选定为“尸”后，就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一般臣僚百姓，都需要在很多礼节上，体现出对“尸”的尊重。譬如，如果被选中充当国君的尸，大夫、士在路上见到他后，要下车肃立路边，以示对“尸”的敬重。即便是国君，遇到了“尸”，也要下车肃立一旁。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国国君，都不能把祭祀过程中的“尸”视为自己的臣属，因为在祭祀神灵的过程中，“尸”就是神灵的化身和象征。

四、立“尸”礼的衰微及原因

立“尸”象神的礼俗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尸”、“君”何者为尊的问题，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影响到一般社会伦常的稳定、巩固，立“尸”礼因此日渐式微。秦统一全国后，立尸礼逐渐在中原汉族聚居地区和文化圈内完全绝迹。祭祀神灵时，以神主（民间谓之牌位）充当神灵的象征。

不过，在周边一些少数民族中，这种习俗却一直在实行。如属于鲜卑族的拓跋部，进入中原建立魏（史称北魏）后，祭祀神灵时，仍然立“尸”。

五、鲜卑拓跋部与汉族立“尸”礼的异同

华夏族与鲜卑族立“尸”习俗的共同处是：充当“尸”者，都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如鲜卑族拓跋部一位大臣曾经充当过昭成皇帝的尸，位尊公傅，式拟王仪。（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故孝廉奚君墓志铭”）

一、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汉族）人祭祀选“尸”时，天地神灵还限制不大，但祭祀祖先神灵时，必须选择与所祭祀神灵有共同血缘，且遵循“孙为祖父尸，子不可为父尸”的原则。鲜卑人选“尸”，要和被祭祀的神灵面貌相像。

二、先秦时期华夏族人的“尸”，仅在祭祀神灵过程中，充当所祭祀神灵。祭祀完毕后，则恢复自己本来的身份。鲜卑族人则将“尸”视为至亲亲人对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

所以，当时在北魏任职的一些汉族士大夫鲜卑人的选“尸”原则和方式不满，认为这种做法渎乱情礼，可谓伤风败俗至极。纵使如此，北魏虽在孝文帝在位时，实行了较为彻底的汉化改革，但此一礼俗并未被摒弃。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