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这些年，教堂、书馆、博物馆没少看。教堂的神圣庄严并非限于宗教，欧洲的教堂通常又是建筑艺术展览馆、画廊、古物旧史陈列室、雕塑展厅乃至图书馆、音乐堂。同样，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供养之所，也可能是绘画和建筑艺术的殿堂；博物馆除了陈列古物旧史、名家画作，若是哥特建筑，必也是建筑艺术展厅，其穹顶高墙、花窗回廊宛如教堂而璀璨着瑰丽的壁画、窗花、雕刻乃至种种奇特的构件装饰。

　欧洲的建筑与人文艺术间有种浑然交融的天然联系，它们彼此镶嵌，相得益彰，相互成就。此般纷繁奇丽，归功于不朽的文艺复兴时代。至此我也晓悟，建筑是一门融万般智慧于一体的艺术！那万千砖石编织的、无声交响的殿堂，正为典藏人类的精魂宝血而诞生！置身其间，总被她崇高至圣的美丽震撼。仿若被一曲摄魂的交响曲乐袭击。是的，那凌空的飞券、瘦骨嶙峋的复调般的线条，如同遵循同一旋律的音乐曲式，并在同一空间同一旋律腾跃，直到汇流一起，合声齐鸣。

　这些年，我寻访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里的书馆，它们多远离城市，隐于小镇或偏僻荒野，端庄古朴，恬静淡然，乃至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洋溢着僧侣的气息。而那穹窿花窗下、扶壁回廊间的书藏，穹顶大钟播洒的天籁星光般洒落，那时我想，这沉浸在天国鸣奏中的典籍连同一众挂链旋成的“乐谱”，此刻是否与神共鸣？那瞬间，我明悟了书自古被赋予神性的事实。不是吗？自古而今，红尘滚滚，市井啸然，而书籍，始终被供养在淡然静谧的一隅，不管在圣堂神殿，还是闹市居家阁楼抑或店铺，它们始终沉默——无声而智慧敏锐的陈述。文字、印字纸卷、书籍，远古掀起引领手抄时代的宗教权威把它们看作印刷文明的鸣嘶，一种来自亘古洪荒的无声呼啸，而我，更愿意把“它们”看作“他们”——一群不按血缘支脉阶级贵贱、而遵循价值信仰乃至命运归聚的同路人。

　我想，这正是爱书人置身书馆获得宁静的原因，那是因为在无声的凝眸中获得了彼此的呼应共鸣，乃至抚慰启迪。我热爱处身于其间的宁静敏锐，逗留于书籍垒砌的墙间，还来不及一个美好相遇的期许，纸页的幽香，已然令人心醉神迷。

　一

　2014年的圣诞和新年，我去了英国的牛津小镇。

　之所以对小镇着迷，一为她闻名遐迩的学术气息，一为声名显赫的博德利图书博物馆，还有那些藏匿于地表、盘旋而下的图书迷宫。由哥特塔楼群、图书馆、博物馆集成的牛津，不仅是建筑艺术永恒的展览地、学子的修习所，更是知识渴慕者的朝圣地。之前看到博得利老馆的藏书信息，说，里面有多少藏书、古籍，新老馆之间地下隧道如何曲折悠长等。看得惊奇急切，就过海峡隧道，到了小镇，直奔博得利藏馆。

　从塔楼进入书馆，需经神学院大厅，那是哥特建筑中的非凡之作，一个繁复瑰丽的艺术织体。看到它，让我想起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细纱缎带、荷叶边、蝴蝶结以及种种褶皱，乃至西欧盛行的梭结蕾丝——那由几十个线轴排成扇状的亚麻或蚕丝在无数交错中打结、编织的镂空花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那花窗频立高拔，肋骨密集繁复，它们附着攀爬于四壁穹顶，瘦骨嶙峋，文质彬彬。似乎，同目标朝向的每根肋骨，不仅向后世宣告哥特建筑在在艺术史上的空前绝后，同样告示，要进入这个圣贤荟萃之地，首先须明白其不同寻常——这要从天花顶部扇状织体上的字母说起。这些在教堂里出现频繁的拉丁书写，富于劲道，符咒般神秘。五百多年来，它们就那样规则而庄严地悬卧于穹顶，俯览游人穿越时间隧道，从嚣闹浮华抵达古朴神圣。据在这里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馆员说，神殿在建筑期间曾因资金不到位而告停，为继续这个伟大的工程，博德利在民间发起募捐，承诺：不管募捐者贡献多寡，一律把其家族姓氏雕绘于穹顶以留芳后世。而今，这些分布密集而规则的字母，它们对应的家族，在几个世纪之后，也许，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却支脉婆娑人才辈出，试想，若为后者的家族成员，哪天慕名前来神殿，仰头、在梭结蕾丝般的哥特花环上寻到自己家族的姓氏，将是作何感想？曾经，非笔试时期的牛津学子，便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进行口头答辩，教授则在隔壁聆听并评断优劣——这个不大的地方，曾是众多总统国王、首相和诺贝尔得主的文凭颁发处——时至今天，人们热衷于谈曼德拉和甘地，他们两位都从这个古老的圣堂走出去——能说英雄不看出处？某年克林顿从美洲到大不列颠来，偌大的帝国，他只对母校怀有情谊，而辽阔的校园小镇，他也只对博德利情有独钟。

　从神学院的大殿上来，是古籍藏馆。时值圣诞，花窗的彩图被皑皑积雪覆盖，那缝隙里漏泄的光，难以燃亮冬季的阴晦。教堂大钟敲响的时刻，站在花窗下廊柱间的书墙和阅览台旁，凝神屏息，彷如置身教堂的肃穆。1602年的哥特建筑典范，显然少不了穹顶拱券以及高拔的花窗，也许是出于免受光线过分侵入导致纸质受损、藏书变色及温控所需，顶上横空拉出的天花挡板，远看是一面以远古方砖般的雕花方块拼成的屋顶，近看则是湛蓝底加明黄咖啡两色雕花环抱的盾形纹章，盾形纹章护卫的内里，是一本打开的书，扇开的纸页上以拉丁文写着牛津大学的纹章格言：DominusilluminatioMEA——thelordismylight，这句座右铭源自牛津大学诗篇的卷首语：主是我光明！可见书馆创建者的用心，意在告诫学子：知识如神明，亲近知识，即获得光明力量和崇高信仰。

　晓悟更多的细节是以后的事了。那天，我仰望那大小纹章形成的图案，心里回鸣着诗篇口号般的格言，顿生虔敬之意。横加于拱券花窗之间、集无数雕花纹章于一席的天花挡板，俨然一幅斑斓的巨型卷轴，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敞开于中世纪的装帧华丽的典籍。

　彼时，我就站在典籍环绕的藏馆中央，书架书墙，以河流的线条逶迤。远古的典藏，经时间发酵，书页和油墨的香气似乎更为醇厚，我翕动鼻翼，一如几年前穿越在勃艮第地表下17米深处的悠长酒窖，呼吸变得贪婪。空中支出的环形悬廊，四下立着勾股悬殊的直角三角木梯，图书添加、外借或回归，需从三角木梯拾级而上，跃步悬廊，修女般气质神色的馆员，把沉甸甸的典籍或提或抱，在悬空的环廊上轻巧自如地行走，寻找书籍的典藏处，到了地方，即弓腰下蹲，把大书归聚或取出。我举着脖子，追随墙廊上的影子，多年前期待做图书馆员的愿望此时尤为强烈。

　为节省空间，并尊重古建筑的结构，书馆按中世纪格局安放自墙壁外凸的书桌，并以16世纪末起用的隔板书架系统，形成一墙两桌的格局，每个连接于书墙并外凸的阅览桌面配三架藏书。瞅见阅读台上那几挂连接书本和书架、案台的铁链时，心里一阵轰鸣。镣铐般的铁链，来自古老的铸铁，漆黑壮硕，它们比攀爬在古帆船锚洞的锚链要小，质地却是一致：漆黑的光亮、粗糙的光滑，线状的沉甸甸的轻巧。环环相扣的回形链条呈V状拴在案台和书架上，另一端连接书本外封、和厚实皮封上钉贴的两片角状铁皮镶嵌。为防书籍被随便挪移和外流，导致遗失和受损，管理者想出了这个办法。我为书籍在这里所受的待遇感动，并敬佩图书管理者的苦心孤诣。阅者进入藏馆的条件十分严苛：把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包括相机甚至一切随带携带除留在外，借阅者需严格登记，在馆阅读，需要把链条拴挂的书籍沿着挂架移到桌面，小心翻阅，不可在纸页上随意写画涂抹，不可用圆珠笔、钢笔、签字笔等一切带液体和颜色的笔，惟一可用的书写工具是铅笔，且书写节制，严谨。读后，需把纸页抚平，系好链子，按书脊向外、封口向内的原则归位，并理顺挂链，使得它垂挂自然、美观。

　想必，那些长眠在神学院教堂的皇公贵族和神父主教们不会想到，他们曾经的捐赠，会成为博得利自始至终的珍藏，尤其是，该馆书藏会在几百年里一直是不列颠书馆中馆藏最古老丰富的。那个十四世纪初期就捐赠了首批手稿的科巴姆主教，直到辞世，他建造书馆的夙愿最终没有实现，甚至他捐赠的手稿还被迫拿去作了偿还债务的典当，不过，半个世纪之后，奥利尔学院还是苦寻其踪并重金赎回——五十年的光阴，这些典籍竟然还能寻得来路并原璧归赵，能说这是某种世俗之物的认领吗？也许正是科巴姆起了一个好头，后来，捐赠的王公贵族就源源不断了，慷慨者有亨利四世之子汉弗莱公爵，他不仅捐赠了300部手稿，还有更多古典巨著，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普鲁拉克的拉丁语译作，甚至但丁、彼德拉克及薄迦丘作品——汉弗莱图书馆由此诞生。然而，很不幸，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价值连城的典籍被大肆掠夺和遗弃，甚且变为废纸。所幸是，伟大的事业，前仆后继者总是层出不穷，汉弗莱公爵离世一个半世纪之后，外交官博得利重提建馆一事，并慷慨解囊、运筹帷幄，最终，这座辉煌的建筑屹立在一群塔楼之中，并以破釜沉舟之心，寻回流失民间的典籍。如今，那些来自神父、教皇、公爵、首相捐赠的手稿，不仅有来自拉丁文、希伯来文等语种文献，更有含印度、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研究馆藏，这些藏馆里的典籍，是几百年前西方传教士从各国搜集的，这些来自远古的东方手稿，一旦毁损，还得回到它们的故国去修复，以它们母国独有的纸张、工具和手艺。这不，馆员就给我们看一部来自日本的孤本，这本古籍才在不久前从日本修缮返回，之所以要把它送到日本去修复，正因为这里找不到同样的纸张，甚至，脊骨的缝合、糊裱等工艺也不敢确定。因而，这样的古籍需要采取特殊的邮寄方式，甚且是专业护送到日本，等到修好了才去接回，这前后耗费了近年时间。

　出于我们对这部沉甸甸的老书的好奇，或者是一个图书管理者对爱书者的仁爱之心，告别前，她建议我们每人可轻轻触摸一下，轮到我时，手指轻轻摸上去，感觉纸质轻薄如抽去水分的桑叶，又像蚕茧拉薄后的界面，那一刻，书的贵重与否我难以判断，但纸张和文字的合体，让人感觉神秘，仿似某种附体。

　二

　相比牛津乃至世界的城市书宫，那些地处荒僻的修道院藏馆要神秘些。如，意大利切塞尔的马拉泰斯塔。

　此地为人称颂之处，在于它有着近五个半世纪的馆藏和保持完整的阅览室。来自中世纪的建筑，似乎难以避开哥特风格。以门口为中轴的连环飞券下，排列着混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的廊柱，那柱头柱础、柱桩凹槽，井然其间，而每两根廊柱支起的拱券之间洞开的两个窗口，加上柱桩与墙窗间的斜面木桌，使得空间里充满了几何图形的线条感。然而，相对英、荷、比、法等西欧各国的哥特典范，该建筑还是难免落入平庸之嫌。它采取的是去繁就简的造法，完全略去梭结花边般的肋骨网织，扶墙朴素，简陋低矮的小窗，几乎毫无雕饰。不明白掀起文艺复兴这一辉煌艺术思潮的意大利，缘何会在哥特建筑发展到晚期时才把这一奇葩引入，这里的两座宗教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尽管风格上都具哥特建筑特点，然而和崇高俊秀的杰作相比，实在过于庸常逊色。不说腾空的飞券、复调旋律般交织的肋骨，光说两排上起微弧下线方直的小窗就完全不具性格和想象力。然而，这样一个毫无起色的建筑，为什么在西方宗教、学术两届如此声明昭著呢？我想，也许和它对僧侣书院风潮的引领有关。和北欧宗教团体一样，他们早意识到设立书院于僧侣乃至百姓的迫切，而小地方偏僻，要在短期内靠个人捐赠建起一座辉煌的建筑显然不切实际。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经院藏馆和阅览室，它的功用已然实现。光，如同悬挂的满月，从正中拱券下方的大门登堂入室，与两墙窗户的光流汇合。窗户之众多密集，和左右排列井然的廊柱以及频起连环的拱券呈对应关系，上拱拉起的空间感和以窗作墙的`敞开结构，使得室内光线充足。远古的典籍，就敞放在千古日晖之下，自始至终、寸步不离。它们几百年如一日地保持同一姿势：闭合，或绽放般敞开。几百年来，它们和祷告台般的阅览桌拴连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一条同样来自远古的铸铁绳链，链子的一端连接书籍封皮，另一端系于书桌边缘的铸铁枝条。和博得利藏馆一样，这样的陈设，显然是为防止图书的丢失。桌上，那扇开的宽大内页，斑斓着插图、花边乃至首写字母的华丽。

　这里的馆藏显然没有博得利那样讲究，排窗导入的过于充足的光，不仅对书卷的干燥度有影响，尤其会加快手绘插图以及花边装帧的褪色。然，图书的拥有者似乎更在意书籍对读者的帮助。而今，这些在南欧日照和潮润空气中敞开了五个半世纪的华丽纸卷，有的毛了边角，有的缺了内页纸张，甚至脊骨爆裂。想想，这五百多年里，它们经历了多少人的翻阅和抚摸，甚且，损毁修复又经历几何？曾经，因经费有限，院方御用的抄写人员不多，手稿抄写之后，需要以插图绘画装饰，胜任这项工作的，是那些具有高尚品味的宫廷艺术家或民间艺人。据说，如今还有人从这些手稿里辨认出曾经抄经者的字迹来，甚至从彩绘插图追认某个装帧师傅的手艺。而越来越多的人，是从设计华丽的纹章知晓这个建筑、书籍和一个家族的关系，它们竟是指向一个共同的名字：马拉泰斯塔。此刻，这个名字就以纹章雕绘的形式静默于手稿中，或者以各种大写的、装饰奇丽的卷首字母出现在段落的开端，甚至，在每张书桌的侧角，绣绘的劲道宛如兽骨或青铜上的雕刻。

　那么，该提起那个叫诺维洛马拉泰斯塔的人来了？

　纵观古今，如果说政治家有受人歌颂之处，大多和他的人文情怀有关，而贵族对公共责任怀有的使命担当，更使得后世传颂。该家族自十三世纪中期起，统治了意大利北部鲁比孔河两岸领土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到了十五世纪中期，因为巨大遗产的分配，使得家族成员变得富有。来自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两个兄弟，先后建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长兄、里米尔封建领主西格蒙多潘多尔请阿尔贝蒂设计并建立的马拉泰斯塔教堂，他沿墙设置长排石棺并安置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杰米斯图斯普莱桑及一些学者遗骨；一是弟弟、诺维洛请家族建筑师马太奥努蒂设计并筹建的马拉泰斯塔修道院书馆。诚然，这处经院书馆的诞生，来自马拉泰斯塔的诺维洛功不可没，同时，也得益于当时纯洁神圣的宗教思潮：捐出财富，以布施、潜心于学问为荣。忠诚于此思潮的宗教团体以圣方自各会及本笃会为代表，他们视阅读为一种神圣高尚的习惯，因而，每天的课业，除了传道祷告，阅读和抄写经文，同样具神圣。这样的风潮，使得各国教堂和修道院里的抄经坊里场景壮观。那高拔的花窗下、飞券长廊，一般是修士们抄写经卷的地方，以高窗取代砖墙的哥特建筑，好处是采光好。环廊下、斜立木架的方板，不是画家的画板，而是抄写的桌面。御抄员集于一地，抄写、雕绘、装帧，这样的场景，曾经也在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抄经坊呈现。一部手稿的诞生，不仅经历环节之繁、时间之长，尤其是雇佣抄写员的支付成为负担，因而，书院对于书籍的管理甚为严格，诺维洛甚至启用了修士与公国议会共同管理的模式，把所有的典籍罗列在册，并定期巡查，任何管理人员，出现图书丢失必以撤职惩罚。曾经，十六世纪早期，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的主教贾恩玛特基博迪借用圣约翰克力索斯托姆于该书馆的手抄版本，因之前有过因两本手稿丢失而人员被革职的先例，公国参议为防意外断然拒绝。这引起教会的极大不满，最后迫于压力而折衷为之：主教以金币一千作抵押，由公证人陪同两位参议员亲自送往维罗纳，而一年之后，再把押金带上前往主教圣堂，将手稿接回。如果——这个事件放到现在被认为小题大做，会说明什么问题，是印刷文明带来便利之后，大众对曾经手工作业的不理解，还是，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产生了变化？

　在欧洲，类似马拉泰斯塔修道院的书馆不少，如瑞士的圣加仑，荷兰Zutphen小镇的圣瓦普尔，马德里的等等，它们在书籍的收藏和管理上大同小异。—尤其那些弧度近乎一致的拱券和廊柱，然而，规模不大的馆藏，内部观感大大改善，飞券廊柱间以丝网覆盖的小窗明净典雅，廊柱上的圣芭芭拉、圣凯瑟琳、圣彼得和圣保罗以及创始人Walburga，沉默静观这个四个半世纪的圣堂。明**的地板上，斜面的阅览桌与古籍漆黑一色，以铁链拴于木架上的典籍看起来俨然一个古老无比的大型木盒，黑漆漆沉甸甸。当然，最为壮观的是那墙式的馆藏，那横于隔层上套着的圈圈铁环以及环圈下垂挂的回形针式续接的铁链，顺着环环相扣的链条方向，可以找到另一端的锚定点，那同样是一个环形铁圈，固定在手稿皮封硬实的边缘。一如曾经站在博得利古籍馆那些铁链拴带的书墙前，我莫名地低了头。我由衷地感到惭愧而又深受感动和震撼。想到自己多年以来对书的怠慢，使得我的书受损，甚至散失，以致现在，每发现一部不在，就以种种方式也寻找，可最终，重新购买是惟一选择，然，手捧读过的书，和重新买的书，又是两回事了。

　三

　初到欧洲那年，在一座教堂的橱窗里看到一卷奇特大书。那是个等待维修的教堂，以帆布遮盖的玻璃橱窗，和圣器室一样，陈列着各种器皿：镀金的宝血银杯，四周呈放射状线条的折叠金叶、正中开有透明小窗的镀金圣体光座以及镀金的绳拴香炉等，这些在教堂里看多了也不稀奇，我感兴趣的，是那部于杂乱中敞开的陌生的老书，又宽又长，奇厚，看着就沉甸甸的。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一部纹理质感这样美雅的书。如此古典，又如此华丽！纸张和我熟悉的书截然不同，书页上的拉丁文书写，不仅一笔一画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清晰，最让人惊诧的是，书中几个段落莫不以花草鸟兽的灵动和轻巧呈现，其间还有插图绘画，场景来自《圣经》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等内容，甚至四周边框以鸢尾雕绘作装饰，真是美轮美奂！凭直觉，知晓那是一部和《圣经》相关的书，可我熟知的《圣经》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部奇特的大书叫什么呢？我对自己被隔离在玻璃墙外感到懊恼，因为书的奇丽使得我伸手触摸的愿望无计可施。

　对那部老书的好奇和迫切，成了难以了却的心愿，直到几年后，本市活字印刷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手稿展览，使得搁置的记忆重现。毫无夸张，那是一席中世纪古籍的盛宴，规模可谓空前。那时，我还没去过牛津的博得利，没见识过都柏林以书造宫墙的圣三一，甚至邻近瑞士的圣加仑、奥地利的阿德蒙。当我站在金圆规展厅，目睹数以千计的手抄本现于眼前，真是难禁狂喜。一如几年前那部被置于橱窗的大书，上千卷的手稿同样被置于棺椁般的玻璃柜里，宛如圣体，只可隔着厚实的玻璃瞻仰，不可有任何造次，偶有一两部展放桌面，提醒也赫然在目：Don\\\'ttouch!（别触摸）！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凛然而立。连着几个展厅，陈列的古老大书莫不似曾相识。这些古籍，老的千多年，最近的也有四百多年，那是说，它们是16世纪活字印刷术盛行之前的绝笔，汇集众多修道院文士、插图绘画师以及宫廷装帧师的心血。可谓珍宝！古籍的书写，无不如青铜雕刻般刚朗明晰，技艺装帧则是迥异。风格却和记忆中的那部大书一致，每段开端，总有花卉鸟兽的奇异插图，后来才知道，那是首写字母的动、植物设计，而插图及边框合围的设计，则出自《圣经》故事，总之，别出心裁。看多了，逐渐明白书中频现的一些动植物插图，如，以鸢尾、荆棘、百合或矮牵牛等合围的边框；以麦穗、藤蔓、橄榄枝、翎羽、长尾鸟呈现的首写字母和纹章，段落之间的插图则以上、下十字架或最后晚餐等图景雕绘，无不绚丽、美雅。其间的镶金彩绘，鳞片般层叠排列、彼此镶嵌的叶叶金片，真是叹为观止。这场持续数月的展览，起初我频频光顾，先是拍了录影，又拍，隔三差五就去一趟。那些古老且陌生的气息让我好奇，而成此结果的技艺、工具、材料乃至特殊的劳作程序，更使得我迷狂。我萌生了追踪它们来源的迫切。

　手稿的拉丁语词manuscript，前部分manu，等同于英语的hand：手。后半部分的script，来自动词scribo，和英语的towrite相当：写。这样说来，一似古国的象形文字，“手稿”词意就简明而生动了。曾经，的旧世纪，只要说到手稿，指的正是手抄经卷。

　一部经卷的抄本皮纸——山羊皮或牛皮，也许三几只牲口的皮远远不够，那么，抄写一部经卷得杀掉多少牛羊呢？这个恐怕只能回到中世纪去问了。倒是羊皮的加工手艺让我好奇。从远古的解说中得知，满是血水和毛发的皮从牛、羊身上剥下之后，需要和酒或石灰一起浸泡，以去血垢异味，而后，是皮具固架拉伸，坤展。为皮纸光滑美观，使得油墨渗透深切均匀，还需用浮石打磨，甚至用面粉、蛋清或牛奶处理。当然，这些过程再漫长艰辛，解决的还只是材料的问题，而抄写、彩绘插图、装帧等人员的技术和时间，显然是无价的。事实上，到了15世纪后期，古藤堡的活字印刷开始以后，纸张已经流行，然而，皮纸手稿依然被重视，甚至随着印刷文明的产生越发被视为珍宝——纸张印刷流行时期富人依然沿用皮纸而拒用纸张。这是因为，那不仅仅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更甚是，宗教乃至学界权威认为，前后皮封厚实的皮纸手抄本存放千年而油墨、彩绘及镶贴金片不会变色。这也需是一种主观臆断或期许罢了，因为，中世纪至今，也还没有千年，这个意愿是否为事实，还需要时间验证。

　曾经有一回，站在宽敞的展厅，我有所迷惑苍茫，心里问自己：这些昂贵而瑰丽的手稿都来自哪里？它们只是本国的珍藏吗？还是旧陆一些国家选出的抄本。这些氤氲着僧侣气息的古籍，以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过分了。它们于各个书馆的珍藏，一如米开朗觉罗的画于梵蒂冈。而这个城堡般的展厅，一个被誉为印刷文明的活字铸造印刷工厂、印刷文明的诞生地，续了古城堡遗志的普朗坦它，正是古藤保的帮凶、遏止手抄时代的祸首。然而今，它们在这里会合，怀着各自的高贵骄傲和矜持。说起来，曾经若不是古藤保和普朗坦的出现，迷人的手抄和装帧艺术就不会被如火如荼的印刷文明取代。如今，普朗坦图书博物馆的手稿馆藏有近千部之多。最古老经典的手艺、上好的羊皮纸、尊贵华丽的装帧，无所不有。事实上，这里不仅藏有中世纪期间印刷的、各语种的千余种图书，甚至还珍藏着古藤保或其助手以他本人铸造的铅字印刷的三卷36行《圣经》，以及菲利普二世支助出版的八卷含希伯来、拉丁语等五个语种的《圣经》——该经卷的篇幅破了十六世纪的记录。如今，那些曾经取代手工的机器、古老的印刷机还在，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机器，有的还可照常运转。而印刷车间的铅字库、活字盘更是赫然在目，甚至法国钳子设计师制作的成套字模。如今，印刷作坊中还保留着十六。十七世纪用于活字铸造、印刷、校对等各种劳作的原貌曾经，我一再在这些铅字的铸造和储藏室逗留，铸造间曾经熔浆成字的高温灶房，以及那些以编织箩筐装载、堆叠的棱角分明的黑漆漆的铅字颗粒，让人肃然，一个写字人，冷不防地，就站在了这里——印刷文明的源头，真是恍如隔世。

　古藤保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里程碑，它的产生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推波助澜，但也有人说，印刷文明对手抄时代的取代，是古典主义曾经难以接受的失陷。文字的演变和印刷，从最初的泥塑、蒲草、木刻到活字印刷，传奇频生，这个过程让人明白，作为表达工具的语言，它的功能需要通过文字来实现，而思想的结晶、书籍的孕育产生，更因了思想的启蒙乃至不朽性质而倍显珍贵，从而使得书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颜如玉”，也许正源于此。

　多年后，当我一再出现在各国图书馆，荒僻的修道院或皇宫一样的藏书楼，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诸国大公、贵族，无不在建造书馆这件事上苦心孤诣？他们不惜建筑业大师来设计圣堂宫殿般辉煌的建筑以作藏书之用。

　前不久读到人类最早落成的图书馆，那是在埃及的以佛所。建筑建于公元113或114年，落成大约在135年。曾经，存有12000个卷轴的图书馆，在沙砾尘土中掩埋了近2000年，在20世纪初期被考古学家挖出的遗骸，远比古希腊神庙还有辉煌磅礴。而今，这个曾经的宫城，除了地基下掩埋的几个先贤，里外已空空如也，然而，游客一如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他们不远万里、顶着沙尘烈日来，在沙漠的枯竭和高温的蒸腾中，肃然而立。

　图书馆是什么地方？是建筑物？连地楼阁？朝圣地？那么书是什么？是印刷文明的无声呼啸与嘶鸣？是文字的汇集纸张的缝合、失声的陈述？思想的风暴？灵魂的不朽和永生？

　我显然不想给书下定义。倒是记起，那年圣诞，我逗留在牛津大学图书藏馆之间的地下书城迷宫，想起那句话：此刻，我不需要上帝，我只渴慕知识。

您好；楼主这里有些资料可以给你参考天一阁西大门 天一阁博物馆位于宁波月湖西岸，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它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

天一阁西大门天一阁博物馆位于宁波月湖西岸，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它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座私家藏书楼之一。天一阁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31000平方米。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总体布局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

藏书家范钦范钦(1506----1585),明宁波府鄞县人，字尧卿，一作安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进士。由随州知州升工部员外郎，忤武定候郭勋，杖谪为袁州知州。三十八年，以副都御史提督南赣，三十九年升兵部右侍郎。著有《天一阁集》等，刊刻过《范氏奇书》。范钦性喜藏书，自嘉靖九年开始藏书活动。他宦游四处，悉心求购。他是一位兼收并蓄、兼综四部的藏书家，不仅“喜收说经诸书”，也重视明朝当代文献的收藏。藏书达7万余卷。其收藏有五大特点：孤本多、抄本多、可与他本印证者多、明代文献多、碑帖多。

天一阁外景天一阁博物馆的藏书文化区主要包括：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司马第和宝书楼。东明草堂系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处。范钦，字尧钦，号东明，故题其书室为“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现东明草堂于1980年重建。范氏故居原系范宅的东厅，后为范氏后裔居住生活之处。它处于高墙环绕的天一阁藏书楼之外，做到了生活区与藏书区相互隔离，是范钦为保护藏书的精心安排，现建筑为清道光九年重建。司马第即范钦宅第，环境幽雅，位于月湖深处，林木荫翳，规模丰敞，于1996年恢复司马第台门、耳房。

宝书楼天一阁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天一阁又称宝书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书楼主人范钦取“天一生水”之说，以水制火之义，建筑书楼。楼上一大间，楼下成六间，并名为天一阁，且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火。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曾孙范光文又在阁前叠山理水，建筑园林。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风物清丽，格调高雅，别具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历史上，绝大多数藏书家往往不数传而散，而范氏天一阁能十三代人薪火相传，既得益于良好的管理制度和藏书措理之术，更得益于范氏子孙的贤孝。范钦原有藏书7万余卷，现尚存17万余卷，大部分为明代刻本和钞本，不少已是海内孤本，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为特色，天一阁原藏明代方志有400余种，现存271种，其中164种为海内孤本，为我国收藏明代方志最多的单位之一。天一阁也为收藏科举录最富者，现存370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孤本。解放后，经文物工作者多年访求和当地藏家的慷慨捐赠，阁藏古籍已达30万卷，其中善本8万余卷，蔚为大观。除此以外，天一阁博物馆内还包括园林休闲和陈列展览的区域。由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东园、南园，百鹅亭、凝晖堂、秦氏支祠、天一阁书画馆、水北阁、花轿厅和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组成。 谢谢希望可以帮帮你祝你旅游愉快

1、首先，可以到图书馆或者书店，看看有没有收录该书的相关信息；

2、其次，可以上网搜索，比如搜索相关网站上是否有收录该书的信息；

3、此外，可以上拍卖行或者二手书店，看看有没有古籍散佚名的书；

4、还可以到古籍藏书室，寻找古籍散佚名的书；

5、最后，可以在网上搜索古籍散佚名的书，并在网上购买。

民间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合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另外还有天一阁，温州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湖州南浔镇嘉业堂

三希堂是皇帝的藏书室，崇贤馆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