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首先，由于年代是在太过久远，你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根本无法确认究竟是真是存在过的，还是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个人认为比较靠铺的说法是，这些人并非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代表了当时的一个氏族，从他们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氏”可以看出一二，可能这些人代表的一个氏族，比如燧人氏就代表了当时首先开始使用火种的氏族，有巢氏代表当时开始筑造房屋的氏族，又或者这些人是该氏族的首领。诸如此类，说法繁多。1、神农氏，别名：五谷帝仙，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奇人物。他发明了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因以火德王，又称炎帝，然而关于神农氏是否就是炎帝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以功绩显赫，以火得王，故为炎帝，世号神农，并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　所谓“姜”，就是牧羊人，“女”字底显示出这个姓氏有着古老的母系社会的遗存。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姜氏出自于一个游牧或者半游牧的民族。纵观神农氏起源各争议地，南方各地显然属于附会，唯有宝鸡符合这一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认定，神农氏是宝鸡人。神农有八世和一人两说，八世说中，前两任神农葬在出生地宝鸡，第八世葬于南方；一人说中，神农葬于宝鸡。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奇人物。除了发明农耕技术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则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是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　传说神农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几乎是全透明的，五脏六腑全都能看得见，还能看得见吃进去的东西。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氏又曾跋山涉水，尝遍百草，找寻治病解毒良药，以救夭伤之命，后因误食“断肠草”肠断而死。《神农本草经》即是依托他的著作。炎帝神农在位120年，传七代世袭神农之号，共计380年。2、伏羲氏，伏羲氏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他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也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传正月十六为伏羲氏生日，我国甘肃天水市（伏羲故里）有伏羲文化节。3、燧人氏，又称“燧人”，远古人“茹毛饮血”，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关于他的神话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化到人工取火的情况。《尚书大传》云：“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是神话中以智慧、勇敢、毅力为人民造福的英雄。燧人氏即是代表一个人物，有时则是几个人物的合成；有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历史；有时又代表先民生活的一个时代，反映了人类饮食方面的一个时代的特色；是一个时代成就的反应。“燧人氏”这一词汇的多义性，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是普遍存在的。4、有巢氏，传说中他教会了人民筑巢而居。现代一般认为。是后世对发明巢居的人给予的荣誉称号。有巢氏，中国上古传说人物、氏族，亦称“大巢氏”。传说中华初民穴居野处，受野兽侵害，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以避野兽，从此人民才由穴居到巢居。从这个角度看，有巢氏实际上代表着当时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从原始的山洞居住发展到建造房屋的阶段，是进步的一个标志。5、轩辕，即黄帝，出自有熊氏，亦称为帝鸿氏。黄帝曾居于轩辕之丘，故而得姓轩辕，黄帝的后代子孙遂称轩辕氏。一说黄帝作轩冕之服，教民做衣服，故谓轩辕。又据古代传说，轩辕即天鼋，天鼋变为龙，龙为轩辕部落的图腾，因以得氏。6、盘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宇宙就像是一个大鸡蛋一样混沌一团。有个叫做盘古的巨人在这个“大鸡蛋”中一直酣睡了约18000年后醒来，盘古凭借着自己的神力把天地开辟出来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空的星星；他的身体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和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江河；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汗水变成了雨露。 盘古的精灵魂魄也在他死后变成了人类。7、女娲（拼音：nǚ wā），中华上古之神，人首蛇身，为伏羲之妹，风姓。起初以泥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而后世间天塌地陷，于是熔彩石以补天，斩龟足以撑天。传说共工怒撞不周山，在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还有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另传说女娲制造了一种叫笙簧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女神。《风俗通义》记载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关于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至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我们现在称某人的名字是什么与古人是不同的。古人名是名，字是字，各有用途。古人一诞生就起名，成人后则有字，号；死后有谥号。《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周道也。”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 “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 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 “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 “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都是反义。 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如苏东坡、郑板桥等）。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 “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有以号明志的，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晋代陶潜的靖节等。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清纪昀称纪文达等。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如《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⒈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 ⒉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⒊以室名、斋名、轩名、堂名为号的。如王夫之号姜斋取自他的室名；辛弃疾的号稼轩也是取自室名；北宋诗人苏舜钦，流寓苏州，筑沧浪亭，自号沧浪翁。 ⒋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⒌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 “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⒍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文人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姓氏起源不详。

"効"与“效”为一姓。“效”为误写。问题出在1958年文字改革后“效”与“効”通用（词典上“效”字后加括号“効”），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身份证制度，由于当时计算机文字输入条件的限制，一些地方的户籍部门为图简便，有些是効姓人自己为图简便，在制作身份证或平时书写时时将姓氏“効”变通为“效”，于是出现一个姓氏两种写法的问题。作为姓氏，正写应当为“効”，効姓后人应该切记，以免讹传。

効氏族人的分布，已知聚集地，有河南舞阳、禹州、巩义、开封；甘肃定西和陕西泾阳等地。舞阳有“効集”，禹州有“効家巷”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宁远、李家堡都有“効家川”。散居人口分布区域较为广泛，除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和城市外，在台湾、国外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亦有効氏移民定居生存。

有关情况：

一、除了“効”，还有“校”与“较”。作为姓氏符号,“校”比“効”常见。校姓人主要聚集地，已知有河南中牟（东漳村、韩寺大洪、兴隆岗、城关镇东关、姚家校庄）、南阳，河北栾城县（北长村）、鹿泉市永壁村和江苏（兴化市陈堡乡校家庄）有“校”姓（南阳、江苏兴化读音hao）。其中河南中牟达5000多人口。关于“校”姓，在辞典和有关史料中可以找到根据，如：校，姓也。周礼，校人之后，以官为氏。见姓谱。按唐有校杰，为士曹。校人：①马官之长，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主池治之小吏也。孟子，万章：“子产，使校人畜之池”。周礼，夏官，校人。姓，唐有校杰。校人，周代官名。①马官的头目。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管理池沼的小官。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注：“校人，主池沼之小吏也。”校（姓谱）周礼校人之后，（路史）周公族之后有校氏。（校正）掌管牧马的官。左传，成十八年，“弁纠御戎，校正属焉。”校人。官名。以官为氏。但关于“効”为姓氏，至今未见任何文字记述。根据考证，“较”与“校”应出一源，于清朝时期统归为“校”。其根据，一是方志有相关引证，中牟清朝县志有关校姓人记载乾隆20年（1755年）前全部为“较”姓，而在此后（乾隆27年、[公元1762年]）“较”皆改为“校”，同时期坐落在县城北东的“较家岗”改成“校家岗”、县东南的“较庄”改成“校庄”。 此外根据辞源，较量同（校量），兢胜。校本作“较”。

二、河南校姓人士有关校氏族源为蒙古族且系成吉思汗子孙的考证应当关注。近年河南校氏家族问祖探源比较活跃，一些有识人士（如校永泉先生等）的研究引经据典，很有深度。据有关探考，中牟的“校”姓先祖元朝时是元藩属国的人，封地在洪洞，家族兴旺，元亡后逃难，丢了“册谍”，以“封号”改姓为“校”和“较”，其中一支逃难到河北栾城（校），一支逃难到河南中牟（较），分别定居，繁衍至今。其根据是在河南省中牟县东漳村南二里“校秀书”墓碑铭文（由此将校氏祖先追溯至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成吉思汗）。校秀书，清朝乾隆时人，《中牟县志》有传；立碑人其侄孙、痒生校逢庚，碑文是：“不朽皇清国子监太学生抡庵校公讳秀书 应赠孺人韩氏○○○ 右边铭文：○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碑文中有“藩服”和“食邑”的字样，元史专家解释：藩服”就是“藩属”，一般是指诸王(或属国)；“食邑”就是封地。相关历史背景是：洪洞县元初属平阳路(后改晋宁路)，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阳路分给其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时已故)之子拔都家族为分地，后来拔都又把这块大分地再细分给各支子孙。拔都及其后裔在今俄罗斯立国(史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赋税(五户丝和包银)，并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属到分地担任达鲁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来到分地，并定居。而根据《郑州晚报》的报道，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木交王为元朝末年的镇京总兵。受命边疆平叛后因拒不回京，龙颜大怒，派兵擒拿。木交王为保存后代，让3个儿子分别到山东、河北、河南隐匿，去山东的姓“较”，去河北的姓“效”（効），去河南的姓“校”，而当地知悉方志的人也认为他们是“百分之二百”的蒙古人，其迁徙和一个叫“木交王”的蒙古族高官有关。 以上说法，也有引证：一是物证。中牟东漳东村的校全胜藏有前几年在校姓先人聚居的校岗挖出的石狮等物，人物的形象异于中原汉人，还有一个应为系在高大马匹脖颈上的硕大“铜铃”；还有人见过从校岗出土的重达百多斤的“样刀”和“大铁弓”，这都容易与蒙古人联系起来。二是“人证”：记者采访时，“校姓人问记者是否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连鬓胡，眼珠浅黄，而且性格温良，这是长期隐姓埋名不惹是非沿袭下来的”。“另外校文学副台长（注：校文学：中牟广播电台副台长）还说，蒙古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一个整块，中牟校姓的人也是，而汉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相连的两块。这个说法在随行采访的几个人身上得到了印证”。三是民俗。一个是中牟校姓人不看《元王失江山》的戏，因为该戏讲的是蒙古人失去大好江山的事，校姓人觉得是个耻辱，不让后代看；另一个是校姓人不杀“鞑子”，民间流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游戏，中牟的校姓人从来不玩。 [1]

三、効姓人与校姓人的关系。根据舞阳効志军提供情况，当地効氏传说：効氏为蒙古“交力王”之后，因被奸党陷害，满门受祸，隐名逃奔，遂老大取“効”姓，老二取“校”姓，老三取“较”姓，三字均不离交，含有标志寓意，便于后人认同归宗。这个说法与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较为接近。2006年元月，河南舞阳与河北校氏人士汇聚郑州，经“共同发掘”，认为开封、巩义、河北、郑州的校和甘肃定西、河南舞阳、禹州等地的効是同宗，考证有可能是蒙古人，疑似成吉思汗的后人[2]。而校永泉也提供了河南中牟的‘校’姓传说，认为“‘校’‘较’‘効’三姓同宗同祖。河南省舞阳的‘効’姓，虽然过去不曾有过联系，但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传说，我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虽然目前尚没有文字证据”。

四、另一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蒙古民族中兴至问鼎中原是在十三世纪。而有史料表明早在隋唐时期中原已出现効氏。如：2007年6 月13日在効氏网页留言发现以题为“石破天惊”提示了“张君妻効姬墓志”。经查，首题为《唐故洛阳县淳俗乡君効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有“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二月六日葬”、“河南洛阳出土, 张钫旧藏，现藏河南新安铁门镇千唐志斋博物馆”。这个资料在北大图书馆可以搜到，原件在新安县铁门镇“唐千志斋博物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得知早在唐朝时期効氏人即在中原生活，由“効姬夫人”的存在，应当联想到欧阳询《皇甫诞贴》中的“効长丘”，说明“効长丘”显然应为人名；进而由此推论効氏在中原的生存年代可以追溯于隋朝，即公元618年以前，这个事实，与“効氏渊源于蒙古人说”存在矛盾。

基于以上情况，探问効氏渊源，有三条路径：一是或许源自古籍、辞源记载，由“校”而来，这与蒙古民族没有关系。但是“効”究竟如何由“校”演变而来，目前既未发现有关记述，连说法也没有。二是或许就是中牟校永泉、舞阳効志军考证及先人传说，効氏的原始姓亦是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有一条从成吉思汗——术赤——拔都的脉络；三是根据唐朝“効姬夫人”这一事实往前探究。

据隋唐已经在中原出现効氏的史实，应当推定効氏根在中原，而且历史较为久远。由于时间关系，相对而言，这是根据“効姬墓志铭”应当得出的推论（河南舞阳効氏家谱记载：効氏远祖应在山西文水和陕西三原）。

五、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是：1、无论河南効姓，或是河南、河北校姓，均有几乎一致的“祖上兄弟三人、避祸分手、字不离交”的传说，而甘肃定西効氏也有类同传说以及“祖先从三原迁徙而来”的说法，这些说法彼此可以呼应、印证，似不能断然认为是“巧合”，从姓氏的形成看，为“避祸”而改变原有姓氏、出现新的姓氏的情况也是存在的；2、定西効氏祖上传下来有敬“家神”的习俗，而“家神”据说也是“鞑子”、起于元朝，与蒙古人有关，家神的有关名号也较为特殊，彼此是偶合还是存在某种关联，也有待于探究。3、中牟校氏向记者提示的其族人有关人种特征如“连鬓胡、眼珠欠黄、小姆脚趾盖是整块”以及性格特征等，在定西効氏族人中是否亦有所体现？

中国人的姓氏虽然繁多，但在姓氏学的角度大部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好多常见姓氏都从古代“祝融八姓”演变而来，一般都有说法，但是“効”作为姓，不仅很少，而且依古姓演绎而追根溯源，不能排除从另外的途径探究；同时历史上中国北方汉族并不纯粹，而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若干民族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确实又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关于効氏渊源的探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关问题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需要实证，需要时间和新的发现，如一时无法澄清，就只能存疑了。但是存疑并不妨碍我们要做的事情，存疑本身就具有认识价值，是认识的进展，时到达目的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