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

1、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2、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3、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4、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5、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

6、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7、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8、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9、沈诗任笔：指南朝齐梁间的沈约和任昉。

10、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11、沈宋：指初唐武后时期著名的宫延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

12、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13、张王乐府：指张籍、王建所写的乐府诗。

14、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

15、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16、南唐二主：指五代时南唐的两个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

17、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18、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19、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20、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21、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22、明代后七子：指宗臣、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涂中行、吴国伦。

23、唐宗派：是明代前后七于的反对派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

24、公安派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25、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26、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

27、宋诗派：即清代“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

28、浙西词派：清初词派，以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朱彝尊为代表。

29、阳羡词派：清初词派，以江苏省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

30、常州词派：清中叶词派，代表人物是张惠言。

31、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32、苏州作家群：清初戏曲家群体，代表人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

33、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洪异和孔尚任。

34、南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

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火药推动西方世界向资本主义世界进步（但也带来了灾难），结束了冷兵器的时代

造纸术使得书写更加方便，摆脱了中国竹简的繁重，保护树木，也宣示了中国的文明

印刷术使得古籍传播更为方便

指南针开辟了海上时代，主要是促进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 造纸术 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很快取代了欧洲中世纪长期使用的羊皮和小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事业的发展

火药 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使欧洲的骑士阶层日益衰落，火器的进步还促进了欧洲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

指南针 促进了各国的远洋航海，推动了西欧的地理大发现及早期的殖民扩张

印刷术 欧洲人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古籍承载了这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古籍数量巨大，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蕴含了我国文化中精髓的部分。现如今传世古籍大概有十余万种，它们的保存状况却不是很好。许多古籍修复工作者一直在拼命的修复，然而古籍修复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缓慢。为什么古籍修复那么困难呢？

其一是古籍破损严重，这是很多图书馆都出现的问题。很多古籍破损严重到不能翻阅的程度，这给修复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自然的侵蚀，还经历了人为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流失，纸张变得很脆，一碰就会碎。其二是很多古籍都是通过购买，收集，捐赠等方式进入图书馆的，书籍在进馆之前保存程度不同，有些古籍甚至还有残损。其三是资金问题，古籍修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设备不足，人员不足。其四是在图书借阅过程中受到人为损坏，很多人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没有保护的意识，导致一些古籍在后期借阅的过程中损坏了。

那么想要传播古迹文化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对古籍保护认识程度的加深，古籍修复的过程越来越专业，主要是修复，尽量保持古籍的原汁原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持书籍的原意，不要放太多的主观因素。在用于修复古籍的设备和材料中，要注意成分，不能对古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修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古籍的保护，比如将古籍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延长古籍的寿命。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在图书馆借阅古籍时要注意轻轻翻页，尽量做到轻拿轻放，减少古籍的磨损程度。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的定义：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古籍的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弘扬国学必须从诵读“原典”开始。”

确实，南怀瑾先生曾讲：配合地图，读古人的史书“原典”（而不是当今专家、教授写的通史），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政治家。出将入相，博古通今。那就需要我们：1、通古文（会文言文），2、认得繁体字。

我们知道，小朋友们得到知识一般是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一是间接。

直接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身傍的师友，得到学习和收益；间接的善知识，多半是书籍。

其中，书籍给人们带来的启迪和能量，有时超过直接从身傍周围人的学习。因为人的周围未必有那么多高人，而古籍中，却多半是高人与你的对话。如果你读得懂古文，那么几千年前，古人的话你都会听得懂，看得明白，就如在他们身傍参加一个极高级的学习讲座，而且那些讲座，是千百年来，经历时间的考验和朝代更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精化。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古籍，是古人流传下来给我们的，而我们的前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护自已子孙的先民了，他们极有智慧，而且好记载，好记历史，（有些其他民族的先民，也很有智慧，但是他们不注重历史，也不好记载，所以，只有文化失传）。而且我们的先人，是十分有道德、并且注重道德的。所以，他们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流淌着对子孙后代殷殷期望和厚爱的精华。

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经得历了多少代人的传递，试想，一本时尚杂志，可能会在书柜里放着十年二十年吗，想必不到一个月，就变卖成废纸了。如果一本书能在手里留到自已去逝，并且值得把它传给后人，并且后人在他去逝后，还觉得这本书有保存价值，可以想一想，这本典籍，必然是具备相当价值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所以有人说，读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如此看来，古人有心流传下来的至宝，你不去挖掘，还有心去阻挡别人去挖掘，阻挡别人从中获得利益，你这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个个贤达有出息、有所成就吗？大概您只想让孩子们接受“小猫叫，小狗跳”的浅智儿歌，只接受当今电视里那些泡沫剧，接受那些杀、盗、*、妄的启迪，而想把他们挡在智慧之门之外，挡在古圣先贤慈悲教诲的殿堂的门外。如此看来，您想一想，您是想“救救孩子”吗？

再说文言文 我们的文言文，是先人极有智慧的发明，他们让文字记载与平常的语言对话，分开两条腿走路。我们知道，人们说话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变，变来变去，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大概后世一百年，读我们今天的话，会需要考古。

由于文言文是独立的文字记载，所以，如果你读得懂古文（文言文），那么，上至周朝，下至近代，所有的文章，你都可以读懂，都可以从中受益、从中学习。

文言文，这个智慧的发明，在今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附]：南怀瑾先生讲文言文的重要 中国古人了解，语言最多三十年一个变化，因地方不同带来的语言变化也是一种，所以把语言和文字脱开。后人只要花两年的时言，学会了一两千个字，几千年以上的书也能读懂。外文不同了，譬如英文，现在已经一二十万字，还在不断地发展下去。一百多年前的外文古书，现在人已经看不懂了，非要专家研究不可。中国文字不同在这里。

中国文化宝库一把钥匙打开，就是古文。古文、古诗学好了，白话文、白话诗也自然会写得好。

文言文，一个智慧的工具。 [转贴] 因为中国有文言文，所以，几千年前老祖先如孔老夫子的东西，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人们仍可以看得懂

相比来说，西方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仑等文明，他们的文明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先人没有我们先人如此的智慧，没有发明文言文这样好的一种工具，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再去研究他们几千年前的东西，简直是要命，那真是专修那个科目的世界上极少的几个科学家才可以懂得古埃及和古巴比仑人要说些什么。相比来说，我们的《老子》、《吕氏春秋》……摆在面前，一般稍通文言的人，都可以读懂。

如此看来，文言文，他的优势是将一个文明，完整的，原封不动的，很好的传承下来。

并且，因为他的精练，所以文言文里面，还有许多白话文无法替代的韵味和智慧在其中。值得珍惜，值得学习。

读懂文言文是与“先民中的智者”沟通。吸收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智慧的精华。如果能把这把“钥匙”掌握在手，那对于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一定大有裨益。

现在的儿童读经教育正在着手于此，当然他们还要加诵一些英文的经典和心珠算等等。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几种说法

（1）周朝说

我们在前面提到，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2）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的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还有东晋说等，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纸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实物或是确定的记载来证实的，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学问需要有这样的方法“大胆推测、小心论证”，这用在我们新闻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适，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的推测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头还需要找大量的史料来对想法进行论证，只有想法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3、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政府官员。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见附录）

在这篇文章中，孙樵生动地描绘了开元杂报的有关情况，使我们研究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它的内容，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等等，孙樵后来拿《开元录》核对了一下，“条条可复”，也就是说都可以得到印证。（《开元录》是关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编年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从其他的史书中仍然可以验证，《开元杂报》的内容确实是发生在开元年间的政治事件。）

孙樵还把他在襄汉间看到的《开元杂报》与后来在长安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相类比，可见它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证明。

我们把它和现在的报纸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孙樵所看到的“数十幅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随意给它加的一个称呼。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是否印刷，现在也还没有定论，但是它肯定是经过复制的多份“条报于外者”的，而且，内容纪录的是最近发生的新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国的早期报纸。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在唐代就出现了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时间可以追溯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引述的史实的上限，也就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开元杂报》的原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孙樵的记载作了一份复制品。（见附录）

（2）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

我们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虽然从史实上为我国唐代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开元杂报”却并不存在了，这不得不使人遗憾。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发现了两份唐朝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再次为我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份报纸分别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有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见方汉奇通史54页图）

从两者的内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因此，它和开元杂报一样，也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4、我国早期报纸的形态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国早期报纸的特征：

内容：进奏院下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等朝廷的政事活动。

发行：这些报状是不定期地由首都向地方传发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各地的藩镇长官。

版式：这些报状无报头、无固定名称，有的称为“进奏院状”，有的称为“邸吏状”，有的称为“报状”或“状报”等等。不分栏，只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纪录。

新闻来源：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的则是他们所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

所有这些特征，我们用先前给出的“报纸”的定义来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报纸并不符合报纸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只能说，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但正是这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渠道的主导。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情况。

三、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宋朝时的发达、明朝时的独立、清朝时的完备。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轨迹。

1、发达的宋朝报纸

我国早期的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邸报。负责发行邸报的机构是进奏院。

（1）邸报

邸报，只是从宋朝开始的，对封建官报的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宋朝的报纸和唐朝一样，也没有固定的名称，邸报是其中一种。

宋朝建立之初，对唐朝的进奏院进行了整顿，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奏院是由各地方藩镇首领建立的，他们各自为政，各进奏院的官员们只负责摘录各自的长官所需要的信息。这种状况到宋代有了质变。宋朝在这些分散的进奏院之上建立了一个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其中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进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这样一来，原来由各个地方诸州的进奏院自行开展的对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新闻信息传递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只是在发报环节上，仍由各地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因此，和唐代的进奏院状比起来，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

首先，它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是一种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自己的上级藩镇长官报告新闻的新闻信，而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照一定制度，一式多份地发往诸路州郡，向地方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

第二，它的读者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

第三，它已经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

第四，它是定期连续发行的。发行的周期，各时期不太一样，从每日、每五日到每月，都有过。

不过，虽然邸报比起进奏院状报来显示出更多的进步性，但是邸报和进奏院状报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事物，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封建官报。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

宋朝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刑罚等。

为了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宋代开始注意到对邸报的传发工作进行管理。其中，严令规定了不许刊登的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比如说灾异、军情、朝廷机事（也就是皇帝认为容易引起反对和非议的一些事情）、还有未经批转公布的臣僚章疏，这些内容一般都是不允许报道的。为此，宋代还实行了“定本”制度，“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出这个范围。

（2）小报

另外，宋朝之所以被称为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达时期，原因不仅仅在于邸报有了质的发展，还在于，在宋朝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古代报纸——小报。说到小报，我们一定会想起“小道消息”这个词，它和我们正常的信息来源相对，是一种非官方的说法。有时候，小道消息比正规的消息来得早，有时候，小道消息传播了正规渠道不传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是迫切想知道的新闻。

“小报”记载的也是非官方发布的消息，它是我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由于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说，小报是比邸报更为先进的报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仍从报纸本身的特征来看。

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高。大家翻回去看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邸报，它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而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泛的多，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大街上窃听到的，等等，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

其次，小报传播迅速、时效性较强。由于小报不用审查，因此小报往往比邸报传播的早，而且快。

另外，小报的读者面也更广，不仅是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小报的出版，打破了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官方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封锁，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清末。但同时，它也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议论朝政的禁忌，泄露了新闻，因此，小报自诞生之日起，都一直处于非法的身份，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查禁。

2、明朝时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目前有关元朝新闻事业的记载不多，因此，这段时期在新闻事业史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到了明朝，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布抄传情况又有了巨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明朝的新闻事业与以前的朝代有所区别，它不设进奏院，而是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封建官报的发布抄传工作。发自首都的官报仍被习惯地成为邸报。

明朝邸报的发布和抄传活动，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地方上报的信息，也就是说臣僚们的章奏，要让皇帝看到，必须经过通政司，因此朝野人士对这个部门都十分重视，认为它是“朝廷的喉舌”；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通政司的给皇帝的章奏，经过御览之后，有一部分就交给六科分类抄传，他们抄录的内容逐日装订成册，成为邸报的母本，为了工作方便，六科设在故宫午门外的阙右门和端门之间的长廊一带；提塘的办公地点称为“提塘报房”，没有固定的地点，靠租民房来维持，一般也离故宫不远，比如说，《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传阅，这就是明代邸报抄传活动的全过程。

明朝邸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增加了社会新闻，比如说，有这样一则史料：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与抄发邸报的地方——提塘报房相比，明代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民间报房的产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于邸报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内容非常有限，是许多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新闻。小报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但是由于小报是私自发行，政府很难对其施加有效的控制。于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从明朝开始，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部分邸报稿件，公开出售。这样，从事抄报和送报工作，就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一现象在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比如说，明末有一个叫祁佳彪的御史，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

其中的何甥，是他的亲戚，他的职业就是送邸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姓名可考的与邸报发行活动有关的人。

明朝既有抄报行、报房，又有送报人，作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的报业也正在形成，这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3、清朝的京报——古代报纸的完备

到了清代，民间报房有了明显的发展，以京报的刊行为代表。

明代的民间报房，更多是依靠着提塘报房的，他们的消息仍然得自六科和提塘，所刊行的报纸与邸报内容基本一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部分人开始从提塘报房中分化出来，他们摆脱了官方的身份，专门以编发报纸为职业。清代的民间报房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他们所刊发的报纸，也与以前的邸报有了明显的变化。清代民间报房所处的报纸，统称为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作京报房。

大家把教材翻到25页，这是一份清代京报的封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报纸是没有报头和封面的。这时报纸的封面是用**的连史纸作的，所以有“黄皮京报”的名称。封面上用“京报”两字作为报头，因此，清代的京报，又可以写作《京报》。报头下面通常给有某某报房的印戳，比如我们书上的这个，就盖的是“集文报房”，说明这份报纸出自当时的集文报房。当时北京存在的像这样有名号的民间报房很多，聚兴、集文、同顺、公兴、连升等十余家。每期报纸一般为4-10页，对叠后装订成册，大小就同书上的差不多。

京报的内容与当时的邸报基本相近，包括宫门抄、上谕和章奏三大部分。宫门抄，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内部传出、张贴于宫门外的新闻，主要包括朝廷的重大活动，比如召见军机、臣僚们的谢恩谢赏、朝廷的典礼和祭祀活动等等。上谕部分主要是照发皇帝的谕旨，任免、褒奖、赏赐等等。章奏部分是臣僚们的奏疏，包括皇帝的批示。由于这些内容很多，一天的报纸不可能全部容纳，因此选择上的不同，就成为京报和邸报之间、以及各报房所处的京报之间的区别。

京报的发行范围不像官方的邸报，只局限于官府的官员中，而是发自社会各界、甚至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晚清时期，京报的发行量曾达到1万份左右，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邸报的发行是靠提塘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乡这样一级一级来完成的，而京报则是由各报房雇用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的，在北京的订户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可以收到前一天的报纸，外地订户最快的两天就可以收到，而边远的省份也能订阅到京报，只不过收到的要慢一些，需要1个月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京报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

另外，与民间报纸相对的朝廷官报——邸报，仍然是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在清朝，这种官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新闻事业的开创上。也就是说，除首都北京外，清代的各省省会和大一点的地方州府，也出现了专门的新闻传播活动。

在清代的地方新闻事业中，各省的提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两种，京塘就是设在北京的提塘，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明朝时的提塘相类似。此外，在各省的省会还设立了各自的提塘，叫做省塘，他们除了按规定向各衙门发送官文书和转发来自京都的官报外，也通过自设的报房，翻印京报，向省内的官绅出售。这些翻印的京报，已经不局限于官僚机构内部传抄的官报。

除了翻印京报外，地方报房还刊行了一种报纸，受到当地官绅们的注意，这种报纸叫做“辕门抄”。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私营报纸。它们和当地发行的京报相配合，以个体供中央信息，一个提供地方信息，成为地方人士了解政情的两个重要渠道。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一个大致情况，内容非常多，为了使大家有个清晰的印象，我们在最后对我国古代报纸的状况作一个小结。

四、小结

我国的古代报纸，分为官报和民报两种。其中官报指的是“邸报”，它有很多名称，比如“状”、“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邸钞”等等，“邸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民报又包括两种，一种是产生于宋代的非法的小报，另一种是出现于清朝的合法的京报。它们突破了官方的信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和邸报比起来，形式和内容都更为先进，具有更多的社会进步性。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间的小报和京报，都只能是古代报纸。它们共同的具有古代报纸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是通过与现代报纸相比较，而得出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它的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

其次，它的形式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堆砌，没有分栏，也没有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不同新闻体裁的区分。它没有四开或对开的版面，而是抄印在单张的纸上，或者装订成小册子的形式。

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100多年的历史，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辕门抄，也有近400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但发展不快，形式内容的变化不大，在信息量和新闻的时效性等方面，都难以和西方的近代报纸相比。这些报纸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各王朝限制报纸出版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安土重迁、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状态，都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产生对新闻的数量和时效要求较高，和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的报纸。明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一度出现过产生这类报纸的契机，但很快就在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面前，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扼杀了。

古代报纸长期发展不快、变化不大的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以后，才有所改变。但是这时，旧时的邸报和京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化，适应不了改变的要求，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只得逐渐被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

孙樵《读“开元杂报”》：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pi,四声）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戌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meng二声)，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廷铮事焉？”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该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庭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tian二声）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桥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开元杂报复制图

几个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网站：

http://wwwchuanboxuenet 传播学论坛

新的《传播学论坛》开设有“重点推荐”、“热点问题”、“近期热点”、“专家、学者视角”、“传播人视点”、“网上学术会”、“媒介批评”、 “学子论坛”、“学术、著作评介”、“学者、传人访谈”、“信息专栏”、“调研报告”、“研究资料”、“新书架”等十多个窗口，并新开设了“网上学堂”以满足广大学子。所有内容分类设为“传播理论”、“新闻传播”、“舆论传播”、“教育传播”、“报纸传播”、“书刊传播”、“广播影视传播”、“广告传播”、“网络传播”、“公关传播”、“传媒传播”、“传媒经营与管理”、“企业传播”、“行政事业传播 ”、“经济传播”、“政治传播科技传播”、“文化传播”、“军事传播”、“局域传播与国际传播”、“传播方式与技艺”、“学者与传人推介”等共二十余个栏目，以保证阅者资料查询的需要。

《传播学论坛》是一家专业学术网站，创办于2001年上半年，5月正式上网。

《传播学论坛》编辑部是一种新型结构——虚拟化编辑部。编辑人员在大陆和香港两地工作。有大学教授，有传媒的高级编辑，有新闻传播研究专家、学者。是科研、教学、传媒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论坛编辑均是自愿者，至今义务工作。

创办人阮志孝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副研究员，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科研与教学的学者，熟悉传媒，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和较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其策划与运作之下，自创办以来，《传播学论坛》发展迅速，不到半年时间，每日浏览量就达到数百台IP。现在，在一般情况下，一日上千台IP。浏览总量现已达60多万多台IP。

《传播学论坛》的受众都是大专以上的知识分子，主要群体是新闻、传播科研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和博士、硕士、本科生及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广告公司、咨询传播公司等从事传播工作的记者、编辑、公关人员等传媒工作者。

《传播学论坛》创立的初衷是：为社会提供一个自由学术空间，并以此凝聚一批有志之士，以更为高远开阔的眼界来尽可能全面的研究作为人类三大活动之一的传播活动及种种传播现象；对局限的、支离的、片面的各种传播现象研究加以系统整合，为传播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科学贡献一份力量。

创办三年多来，《传播学论坛》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不仅发表了大量国际国内知名专家的论著，而且刊载了大量后起之秀的高质量的文论，被各华文重要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