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有点多，慢慢看。

在丝绸发源地中国，有关蚕丝的传说和神话很多。根据各种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传说和神话首先是和黄帝及其正妃嫘祖联系在一起的。

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大约生活在五千年以前，以统一华夏民族的丰功伟绩而载入史册。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正妃嫘祖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作为中国丝绸文化的缔造者，留下了悠久的神话传说。

有关嫘祖与蚕丝的神话在各地有不同的传说，下面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嫘祖母仪天下，经常带领妇女织麻网、剥兽皮，负责生产衣冠。因为劳累过度，嫘祖病倒了，饮食无味。一天傍晚，几个女人在山上采野果给嫘祖吃，发现了桑树上结着的白色小果子。众人摘下带回家，发现怎么也咬不烂，便倒进锅里煮起来。煮了好长时间，还是咬不烂。一个女子随手拿起木棍，插进锅里乱搅，拉出来一看，木棍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的细白线。这是怎么回事？女子们继续边搅边缠，不久，煮在锅里的白色小果子变成雪白的细丝线，晶莹夺目，柔软异常。她们立即把这个稀奇事告诉嫘祖。嫘祖详细观看之后，高兴地说：“这不是果子，不能吃，却有大用处。你们立下一大功。”说也怪，嫘祖自从看了这白色丝线后，病情全部好转了。她亲自带领妇女上山看个究竟，在桑树林里观察了好几天，弄清了这种白色小果是一种虫子吐丝缠绕而成的，并非树上长出来的果子。她回来之后把此事报告黄帝，并要求黄帝下令保护桑树林。从此，在嫘祖倡导下，开始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历史。

后人为了纪念嫘祖衣被天下、福泽万民的功绩，尊称她为“先蚕娘娘”，为之建祠祭拜。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祭祀先蚕之礼就已开始，此后历朝历代循而未改，皇后要亲自栽桑养蚕，以示榜样。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武则天曾经诗赞嫘祖。1949年以前，在很多蚕区能够看到一些与先蚕祠近似的蚕神庙，供奉着“先蚕”嫘祖。在当代中国，有许多地方还举办了嫘祖文化节以示纪念。

另外一个著名的关于丝绸起源的神话传说，则是“马头娘”的故事。远古时期一位父亲出外征战，家里女儿思念父亲。一天，女儿开玩笑地对自己养的一匹公马说：“如果你能帮我把父亲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那匹马听了这话，真的跑去把父亲接了回来。为了感谢那匹马，父亲精心地照顾那匹马，谁知马不喜吃食，而每次见到姑娘则非常兴奋，高声长嘶。父亲感到非常奇怪，偷偷地责问女儿。女儿就把先前对马说的戏言告诉了父亲。父亲恼怒之下杀了那匹马，将马皮挂在院中。后来，父亲再次出征，女儿在院子里玩，用脚踢马皮，说：“你是畜生，怎么能娶人当媳妇呢？你被杀死剥皮，不是自找的吗？”话还没说完，只见马皮腾空而起，卷着姑娘不见了。过了几天，姑娘和马皮化成了蚕，在树上吐丝。乡亲们便把这种树叫作“桑”。桑者，丧也，是说姑娘在桑树下献身。父亲知道了，十分伤心。一天，蚕女乘着此马，从天而降，对父亲说：“天帝封我为女仙，位在九宫仙嫔之列，在天界过得很自在，请不必为女儿担心。”说罢，升天而去。后来，各地纷纷盖起蚕神庙，塑一女子之像，身披马皮，俗称“马头娘”，亦称马明王、马鸣王，祈祷蚕桑丰收，十分灵验。这个传说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在浙江省湖州地区便形成了广为流传的叙事诗《马鸣王赞》，既积淀了浓郁的丝绸文化传统，也反映了有关养蚕的生产知识和生产习俗。

在四川省，关于蚕神有另外一个版本。四川简称蜀，蚕桑业发达，自古以来流传着关于蚕丛的神话。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蜀”字是由一棵弯曲的桑树以及树下一只蚕虫而构成的。蚕丛是古代蜀国首位称王者，一位养蚕专家。据说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样向前突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向左交叉（通常汉族传统衣服为右衽，即向右交叉的）。他居住岷山石室中，后率领部族从岷山迁居成都，铸就了古蜀国的辉煌历史，也使四川盆地有了“蚕丛古国”的别称。考古发掘中，三星堆出土了不少与蚕丛氏相貌一致的器物，如人像面具中的纵目式面具和椎髻左衽服饰等。由于蚕丛在古代蜀国的开创之功，以及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桑，他被后代子民立祠纪念，尊奉为青衣神。

当然，在所有关于丝绸文化的神话故事当中，最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便是牛郎织女了。起初，织女和牛郎分别作为星宿名称而出现在古代典籍当中，后来民间对于织女星和牛郎星隔河互映的天文景象赋予了神话传说，经过不断演义、加工、提炼，使之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含义，以牛郎放牛种地、织女生产丝绸的形象，说明了丝绸文化在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社会分工中具有典型意义。

说到素纱单衣其实大家也知道的，这件衣服实在是太珍贵太珍贵了，但是就是这么珍贵的一件衣服，它竟然被盗了，这可是西汉出土的文物呀，那么这个素纱单衣被盗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真的要算一下的话，这个叫素纱单衣被盗会损失多少呢下面就着这些问题继续分析揭秘看看吧!

在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丝绸馆中，有一件以“轻薄”而闻名的丝绸制品———素纱襌衣。素纱襌衣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它是汉朝高超纺织工艺的鲜活证据——“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这些人们原以为只是文学上夸张的修饰语用在它身上竟然如此贴切。

上世纪80年代初，这件国宝级的文物被盗，震惊全国，虽然几十天后文物失而复得，但这件事情给全国文博单位敲响了警钟。素纱襌衣被盗是湖南省博物馆建馆几十年以来发生的惟一一次文物失窃案件，事件的过程则极富戏剧性。

日前，记者找到了当年在省博物馆工作的人员，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雨夜文物被盗

1983年的一天，前一晚上下了整夜的雨。清早，讲解员打开展馆大门时，被惊呆了——排展柜的玻璃全部被砸碎，里面的文物不翼而飞。最后统计，一共有6个展柜被砸，30多件珍贵文物被盗，除了素纱襌衣，还有一批漆器等。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对于文物走私、盗窃等事情几乎闻所未闻，因此也缺少一种防范意识。”工作人员回忆说。“马王堆汉墓的名气很大，国家公安部高度重视这起文物被盗案，派出专人督查此案。”

调查发现，盗窃者是从离地几米高的一个窗户口爬进展馆的。“公安干警对盗窃者下的结论是——胆大妄为，因为撞击实验表明，砸碎厚厚的展柜玻璃会发出很大的响声。”

为防止这批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公安部门向全国海关发放了这批文物的照片，专案组也进驻省博物馆。“由于侦查中发现盗窃者对省博物馆比较熟悉，一度怀疑内部有问题，当时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全都接受了调查。”

文物自己“飞”了回来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国宝被盗，公安部限期破案，所以专案组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一名当时在专案组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40多天后，烈士公园报告，在与省博物馆交界的墙角里，发现了一包东西，里面正是部分被盗窃的文物。过了几天，五一路邮政局寄送包裹的柜台上，又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上面写着“湖南省博物馆收”，打开一看，素纱襌衣和其他一些文物赫然在里面。至此，大部分被盗的文物自己“飞”了回来。

可罪犯藏在哪里呢一天，一名侦查员在韭菜园派出所无意之中得知，派出所前不久抓获了一名小偷，身上还带着一把刀尖断了的三角刮刀。这名侦查员立刻想到，在文物被盗的现场，发现了一片刀尖。经过比对，刀尖和小偷身上的三角刮刀完全吻合，随后，公安干警在小偷的家中又搜出了一批失窃文物。“几乎满城的警察都在找这个人，没想到他居然正蹲在派出所里。”而文物是小偷的母亲迫于压力悄悄地送回去的。

给全国文博单位敲响警钟

调查发现，那晚小偷砸碎展柜后，把文物装在一个蛇皮袋里，然后大摇大摆地从传达室走出去。因为当时省博物馆正在施工，人员进出很杂，所以他没有引起工作人员注意。“素纱襌衣失窃，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祸得福’。”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文博单位的安保意识都不强，这件事情给全国的博物馆敲响了警钟，国家文物局专门下了紧急通知，要求加强保卫工作。

湖南省博物馆此后迅速扩大了保卫人员编制，武警部队也随即进驻，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大大提高。上世纪90年代末，省博物馆筹建新馆，总投资12亿元，其中仅一套安保系统就花了1000多万元。

验证了汉朝的纺织工艺

人们对于素纱襌衣价值的理解一般只在于它的轻薄。省博物馆专家介绍，素纱襌衣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印证了古籍上所记载的汉朝发达的丝绸制作工艺。

2000多年前，只有中国掌握了丝绸的制作技术，丝绸之路由此兴盛。但是当时的丝绸水平究竟发达到何种地步，一直只是古书上记载的“薄如蝉翼”，缺乏实证，因此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文学夸张。马王堆出土的包括素纱襌衣在内的100多件精致的丝绸制品，成为最好的证据。

据了解，制作像素纱襌衣这样一件衣服，从栽桑、养蚕到缫丝、织绸，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文物部门开展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素纱襌衣研究复制”项目，历经20多年研究，运用现代科技，终于制成外形和原件一模一样，重495克的“仿素纱襌衣”——依然重了05克，可已是世界上最接近原件的产品。“可以想像当时古人的工艺有多么先进。”专家感叹道。

最后硬要说损失的话，我觉得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好在还有一件存世，好在考古工作者复原了一件，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