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贾谊。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屈原和楚王一样，芈（mǐ）姓，后来改姓熊,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人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是西汉著名的大儒，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汉元帝元年(前179年)，贾谊在老师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成为西汉政治集团中的一员。

汉文帝对贾谊很器重，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人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一年以后，由于伤感过度，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死时年仅33岁。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那么贾谊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呢？

　 贾谊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西汉时期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深受庄子与列子的影响。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谪居长沙

　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人物思想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1 谁有《贾谊传》的译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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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新注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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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传叙述贾谊及其政论。贾谊年少能文，被文帝召为博士，一年间提升至太中大夫。建议适时改制，为文帝所欣赏，但被周勃等老臣所排挤，出任长沙王太傅，转为梁怀王太傅。多次上疏陈说政事，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权力，抗击匈奴侵扰，倡导礼义教化，重农抑商，谕教太子。后因梁王刘揖坠马而死，自伤失职，悲伤而死。他好辞赋，擅长政论，深识时势，议论剀切。《史记》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是因贾生有《吊屈原赋》，又有似屈原受贬的遭遇；从司马迁“爽然自失”的评语中，还可悟到作者同情怀才不遇的寓意。但贾谊究属不是一般文人，而是政论家，其著名的政论《陈政事疏》乃千古杰作。《汉书》传写其人，详载其论，实是抓住了贾谊最主要最本质之点；班固又引刘向“其论甚美，通达国体”之论，颇有识见。于此可见，“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班固也有胜过司马迁的史识。 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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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1）。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2），召置门下（3），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4），故与李斯同邑（5），而尝学事焉（6），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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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zhǔ）文：写文章。称：闻名。（2）秀材：优秀人才。（3）门下：府门之下。（4）治平：言政治和平而不苛刻。（5）李斯：秦朝丞相。（6）学事：在其门下学习。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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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1）。每诏令议下（2），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悦）之，超迁（3），岁中至太中大夫（4）。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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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为少：言贾谊在博士中最年轻。（2）诏令议下：皇帝发下诏令，要求廷臣议论。（3）超迁：破格提拔。（4）太中大夫：官名。掌议论。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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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1），易服色制度（2），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3），色上（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逞）也（4）。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6），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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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朔：正月初一。这里指历法。（2）制度：《史记》作“正制度”，是。正：订正之意。（3）草具：草拟。仪法：礼仪制度。（4）谦让：辞让。遑：闲暇。未遑：顾不及之意。（5）绛（jiàng）：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当时为御史大夫。（6）毁：诋毁。纷乱：扰乱。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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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既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渡）湘水（1），为赋以吊屈原（2）。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3），其终篇曰：“已矣！国亡（无）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4）。谊追伤之，因以自喻（5）。其辞曰（6）：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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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水：即湘江。今湖南省最大的河流。（2）屈原：名平，楚国大臣。伟大的诗人。（3）《离骚赋》：屈原赋之代表作。今存。（4）江：指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5）喻：比喻，（5）辞：指贾谊的《吊屈原赋》。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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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承嘉惠兮（1），俟罪长沙（2）。仄（侧）闻屈原兮（3），自湛（沈）三桥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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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造托湘流兮（4），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5），乃损厥身。乌（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6）。阘茸尊显兮（7），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8），方正倒植（9）。谓随、夷溷（混）兮（10），谓跖、

2 贾谊传译文,开头是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

孙叔敖①为楚令尹②，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③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④。孙叔敖正衣冠而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之不肖⑤，使臣受吏民之垢⑥，人尽来贺，子独后吊，岂有说乎⑦？”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⑧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⑨曰：“敬受命⑩，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孙叔敖对曰：“甚善，谨记之。” 选自《说苑·敬慎》

译文

孙叔敖担任楚国的宰相，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穿着麻布制的丧衣，戴着白色的帽子，最后来慰问。孙叔敖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他，对老人说：“楚王不了解我没有才能，让我担任令尹这样的高官，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非是有什么要指教的？”老人说：“是有话说。当了大官，对人骄傲，百姓就要离开他；职位高而大权独揽的人，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祸患就会降临到他那里。”孙叔敖向老人拜了两拜，说：“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指教，还想听听您其余的意见。”老人说：“地位越高，要越为人谦恭；官职越大，思想越要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您严格地遵守这三条，就能够把楚国治理好。”

3 贾谊论战的文言文翻译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颇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颇臾，先王曾经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处在我们鲁国的疆域之中，这正是跟鲁国共安危的藩属，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冉有说：“那个季孙要这么千，我们两人都不想呢。”孔子说：“冉求！贤人周任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比如瞎子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摔倒了，不去搀扶，那又何必用助手呢？况且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栅栏里逃了出来，龟壳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这应责备谁呢？”

冉有说：“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季孙的采邑费地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一定会给子孙留下祸害。”孔子说：“冉求！君子讨厌那种避而不说自己贪心却一定另找藉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无论是有国的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没有贫穷；和平相处，便不会人少；安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如今仲由和冉求两人辅佐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用文治教化招致；国家支离破碎，却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孙的忧愁不在颛臾，却在萧墙里面。”

4 草菅人命出自 《汉书贾谊传》请附原文

贾谊，洛阳人，是汉文帝时的一个著名文人。自小聪慧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但因为被人嫉忌，后谪为长沙王太傅（老师）。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喻，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后来，汉文帝把他召回宫中，要他担任梁王刘揖的太傅。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贾谊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是严刑酷狱，所学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所以，胡亥一当上皇帝，就乱杀人，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他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导他走上正道，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后来，贾谊到梁国上任担任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可是梁怀王不慎骑马摔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博的责任，因此终日郁郁不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

可是，贾谊这段精彩的论述就此留传了下来。“草菅人命”作为一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反动统治阶级杀人的凶残狠毒。

5 李贽《贾谊》全文翻译

班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尽（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于事者著于《传》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双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刘向亦文儒也，然筋骨胜，肝肠胜，人品不同，故见识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虽不能超于文之外，然与固远矣。

汉之儒者咸以董仲舒为称首，今观仲舒不计功谋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下狱论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欲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不计利，谓越无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其视贾谊之通达国体，真实切用何如耶？

班氏何知，知有旧时所闻耳，而欲以贬谊，岂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虽然，董氏特腐耳，非诈也，直至今日，则为穿窬之盗矣。其未得富贵也，养吾之声名以要朝廷之富贵，凡可以欺世盗名者，无所不至。其既得富贵也，复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凡所以临难苟免者，无所不为。岂非真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故余因读贾、晁二子经世论策，痛班氏之溺于闻见，敢于沦议，遂为歌曰：驷不及舌，慎莫作孽！通达国体，刘向自别。三表五饵，非疏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绝。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何以用之？皤须鹤发。从容庙廊，冠冕佩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说。

6 求司马迁《史记 屈原贾谊列传》原文及翻译

字数太多，贴不全，给个链接： 原文：/shishu/shiji2/084 译文：/m/jours/adindexboardid=29&joursid=32606 原文 屈原贾生列传 --------------------------------------------------------------------------------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嫺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未定。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

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

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

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

楚王曰：“不原得地，原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

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

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

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

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

眴兮窈窈，孔静幽墨。冤结纡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诎以自抑。

\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

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

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

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闵而不迁兮，原志之有象。

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

　　贾谊

　　（前200--前168年）

　　编辑本段简介

　　贾谊，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

　　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几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历史上俨然是其美德在当时未得到赏识的政治家的典型。他的文章和诗被人们称颂，其中有的留传至今；他极力提倡许多被认为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念；他的最著名的论文之一论述了秦朝的缺点。因此，他通常被人列为儒家。

　　编辑本段生平

　　少年有为 破格提拔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才十八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是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这时，贾谊为了勉励大家学习，传授《春秋左氏传》。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建议，是针对汉承秦制而发的。他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败俗，废弃礼义，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等等。改正朔，就是改变秦以“水”为德，以十月为一年之始这样的历法；易服色，就是改变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张汉的服色应该尚黄。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但是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采纳的。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汉文帝都采纳了。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还是有阻力的。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实行起来就很困难，很多功臣不愿离开京师。当时丞相陈平已死，功劳最大、权最重的是绛侯周勃，汉文帝让周勃带个头，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一来，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由于这个建议是贾谊提出的，这就难免得罪了这些功臣元老。

　　权贵毁谤 被贬长沙

　　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周勃原是以织苇薄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

　　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居安思危 切中时弊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忧郁而死 其功不灭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载入史册，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后世评价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

　　关于贾谊的诗:

　　贾生

　　唐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客，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七绝·贾谊 毛泽东

　　贾生才调更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咏贾谊 毛泽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长沙过贾谊宅》

　　唐 刘长卿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田园言怀

　　唐李白

　　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

　　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西汉是单靠军事斗争建立起来的，第一次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汉代通过分封制肯定英雄。当初和高祖刘邦一起征服天下的143位英雄，都被封为侯。史书明确记载，册封大典时，有相应的誓约，即“使黄河如一地区，使泰山如一尾，国将长存，而苗民”。

几乎所有跟随刘邦平定天下的功臣，除了肖恩，都决心退位，成为新朝廷的重要大臣和辅佐皇帝的核心力量。清代史学家赵翼将其概括为汉初政治中的“布衣总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群体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概念，但它在现实政治中也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皇权对英雄的依赖，既是过去的功勋，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保障和支持。相对而言，新王朝想要统治当今世界。虽然其竞争对手已被淘汰，但治理的任务同样艰巨。汉高祖大风阁有句话，“安得Xi世守方思”，这绝对是新朝的头等大事。环顾四周，皇帝只能信任英雄。

但是，战争是一个特殊时期。与和平时期相比，战时是短暂的，政策是暂时的。甚至加强内部团结，重视内部共享，都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把所有战时政策都用在和平建设时期，会严重阻碍国家的转型。而英雄群体过于注重自身实力，往往无法适应国家的转型。他们甚至阻止了皇帝改革国家的倾向。

汉文帝的故事可以说明英雄政治对皇帝的制约。英雄稳定了刘的天下，阻碍了家族势力的发展。汉朝又回到了刘的家里。温蒂的当选是英雄的想法。原因是温蒂久居长安，即使当了皇帝也很容易控制。文迪只能适应这种宫廷环境，把头发藏了很久。如果文帝和大臣们意见不合，通常是文帝妥协。

这种政治局面在西汉延续了很长时间。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云台二十八不会被光武重用，因为他吸取了西汉的教训。汉高祖以后，“把萧武和他爹拉下马，是公职吗？故劣绅之堵，圣人之能补洞，私民在世有推脱之恨。”。范晔还讨论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即英雄群体已经成为他人发展的障碍。士绅通常指的是士大夫，由于英雄群体的阻挠，他们总是愿意为国家鞠躬尽瘁。智者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只能平庸的混日子。朝廷里的达官贵人都有天下之德，那小官吏当然要抱怨了。

范晔的理论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在这方面，贾谊是典型的。《史记》，贾谊和屈原的解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天赋。有志气，有想法，有能力报国，却不被理解。千百年来，他们只能郁郁寡欢，只能得到后人的同情。贾谊写《吊屈原赋》，为屈原感到委屈和痛心。大家都知道他在这里有自己的感受。其实贾谊不一样，就是皇帝中国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更悲剧的是，中国皇帝无法为贾谊做主，因为朝鲜的执政英雄看不上贾谊。皇帝虽然欣赏贾谊，但也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层面。看过贾谊的传记，我们知道，中国的皇帝总是怀念贾谊，有时甚至希望贾谊去外地做官，杀其志，忍其才。然而，我们相遇的时候，贾谊依然才华横溢。如果贾谊的才华消失了，文帝的悔恨会减轻，但真正的贾谊会让文帝更加痛苦。因为现在的皇帝还是什么都不会。文帝见了贾谊，他

汉武帝是西汉英雄政治终结的转折点。汉武帝时期，广泛采用从社会上选拔人才参政的政策和制度。监察制度是由董仲舒提出、汉武帝采纳的一种选官制度。规定20万人口以上的县每年获得一个检查名额，40万人口以上的县获得两个名额。汉武帝为什么要采用新的监察提拔制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英雄的政治衰落，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官员选拔制度来代替。

无独有偶，唐高宗击败孙昌戊己的“冠龙集团”后，也加强了科举制度中的选官制度。汉武帝时期大力推行孝廉制度，而唐代的科举制度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展开，一个王朝的盛世正在酝酿。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是西汉著名的大儒，人称贾生、贾子、贾长沙。汉高帝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这个时代正是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年代，它既给贾谊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坎坷和痛苦。

贾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他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以读书习文为主。18岁时，他便以能诵诗书擅写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当时的名士河南守吴廷尉欣赏他的才学俱优，将他列置门下。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即位。听闻河南守吴公颇有学识，且政绩卓著，便征召吴公为廷尉。汉元帝元年(前179年)，贾谊在老师吴廷尉的推荐下，被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被破格晋升为太中大夫。从此，22岁的贾谊便踏上了仕途，成为西汉政治集团中的一员。

汉文帝对贾谊很器重，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把他升擢为公卿，但遭到群臣的反对。此后，汉文帝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人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一年以后，由于伤感过度，贾谊也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死时年仅33岁。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