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如《老子》、《周易》等传世文献，也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书、医书，还记载了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古尸素有“东方睡美人”之称，她为世界医学提供无双范本，文化贡献巨大，几辈子也研究不完。1972年长沙市东郊五里碑附近有一处土丘，相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此处有两座面积相当、顶部呈圆状的土冢，传说是长沙王刘发安葬母亲唐氏（生母）和程氏二姬之处，故称“双女冢”。 20世纪70年代初，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时期。这一年的7月30日，离马王堆不远的一家部队医院选择了地势高的两座土冢开挖防空洞。医务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冒出一股凉气，有人用水灌孔，结果灌入的水竟被反溅出来。于是，各种不同版本的猜疑评说在当地传开了。面对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部队医院将此情况报告了湖南省博物馆，由此拉开了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帷幕。揭开墓葬的神秘面纱，考古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复杂的前期准备工作。

1972年初，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开始了东边土冢的挖掘，挖开封土露出斜坡墓道和四级台阶的长方形墓穴，通过进一步深挖时发现一层白膏泥，取出白膏泥后，又发掘出了大量的木炭，清除木炭便见泛黄的竹席，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掀开深埋于地下的26张竹席，一座巨大的椁室就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整个椁室由厚重的松木板料构筑而成，长673米、宽49米、高28米，四块隔板以“井”字形把椁室分为四个部分，内外绘制着吉祥图案，以朱漆为内黑漆为外辅之，居中为殓尸的内棺。以两道质地精良的帛束缠盖棺，如此精美的锦绣饰品在以往墓穴发掘中也属罕见。考古人员开棺后惊奇地发现，虽历经2000多年，然而棺内这具女尸保存完好，考古专家把这座墓穴定为1号墓。

马王堆汉墓的墓葬形制与棺椁结构，显示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原来马王堆地势较高，造墓时先在山丘上挖出墓坑的下半部，墓底长76米、宽67米，下置垫木与两层底板；在庞大的椁室和四层套棺（第四层为直接殓尸的内棺）上部覆盖顶板和两层盖板，采取扣接、套榫和栓钉接合等工艺方法制成，约用木料达52立方米；再用版筑法夯筑出墓坑的上半部和墓道，墓底和椁室周围塞满厚达04~05米、总重量约5000公斤的木炭，木炭具吸水、防潮以保持墓穴内干燥的功效；在木炭外围堆积了厚达13米左右的白膏泥，白膏泥粘性强，渗透性低，对墓穴密封起了决定性作用；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密固，堆积成高约16米的土冢，使深埋地下的椁室形成恒温、恒湿、缺氧、无菌环境，将棺椁、墓主尸体及随葬物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1973年底，考古人员对西冢进行发掘，于1974年初完成，然而墓穴内白膏泥堆积较薄，且分布不匀，密封程度较差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考古人员将此墓编为2号墓。在发掘2号墓的同时，位于1号墓南边的3号墓也被发现了，3号墓结构与1号墓基本相似，但规模略小，保存下来许多珍贵随葬物，但在埋葬时由于白膏泥固封不严实，导致部分陪葬品腐烂。 马王堆汉墓的墓主是谁呢？从墓中随葬的印章、封泥、器皿上的铭文证实，在2号墓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利苍”三颗印章，表明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轪侯利苍。据史料推算：长沙相利苍于应于高后三年（公元前186年）卒。1号墓内陪葬物有一枚“妾辛追”的名章，墓主是利苍之妻；3号墓墓主遗骸为30多岁的男子，是利苍的儿子，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已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三个墓其实是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家族墓地。随葬物品尽显奢华。

在保存较好的1号墓和3号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极为丰富，置在棺房周围的边箱中，主要是衣服、食品、药材、梳妆品与日常用品、棋类娱乐器具，供装食物与物品的竹筒、漆器和陶器类盛器及漆木器具、竹木器具与乐器、兵器、木俑和明器（制成模型或偶像随葬的冥器），以及“遣策” 竹简。此外，在3号墓中还发现《周易》、《老子》和天文、医学、兵书、相马经等简书和帛书，共28种书籍，计12万余字，以及《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两幅彩色地图。出土文物数量之多，时代特色之鲜明，特别是保存基本完好、制作精美的丝织品、光彩夺目的漆木器、具学术价值的帛书和帛画，令考古专家惊叹不已。

“遣策”竹简详细记载了随葬物品的情况，1号墓出土312枚、3号墓出土410枚，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遣策”竹简所列器物清单表明，后人将亡者生前食物和生活用品搬进了墓穴。如1号墓内有装在麻布袋里的稻谷、麦、黍、豆等农作物；漆器具内盛满着烹调成熟的畜禽类菜肴，漆鼎中盛放了各种羹，陶皿内分别装着酒类及酱等各种调味品，还有不少应时瓜果。出土时稻谷呈金**，颗粒饱满，久存后脱水逐渐干瘪，藕、桃等水果出土时仍新鲜如初，但不久便腐烂化成了一滩水（墓葬开封容易氧化）。

西汉初期，漆器是时髦且贵重的器物，由于制作工艺繁杂，因此价格远在铜器之上。马王堆汉墓出

土的漆器计500余件（1号墓有184件、3号墓为316件），这是全国各地发现的漆器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批。这批光亮如新的漆器主要有鼎、盒、壶、耳环、钫厄、盘、奁、案、屏风等，多为漆绘黑、红、灰、绿等颜色的装饰花纹，一般以黑色作底，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图案精巧且纤丽。一些漆器书有“轪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注明器物容量的漆器(如“九升”等)；不少漆器有“成市口”戳记，说明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

在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绢、纱、绮、罗、锦等丝织物和绣品，既有衣、帽，也有各式衣物面料及少量麻布。1号墓出土的两件如蝉翼的素纱襌衣，衣长128厘米，两袖伸直长为190厘米，然而重量却轻得出奇，襌衣分别为48克和49克。在各种丝织物品中，考古专家首次发现衣服边缘装饰的绒圈锦，绒圈锦纹样突出于锦面，产生非常丰满华丽的立体感效果。人们以前一直认为绒圈锦织物是从唐代以后才出现的，也有人认为这种纺织

技术是从国外传入的，此次考古发现，证明我们的祖先在西汉初年已发明了绒线圈锦织造技术，中国人是绒类织物的创始者。1号墓中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和印花敷彩纱也都是第一次发现，表明当时在印染工艺方面达到了精湛的技术水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印染技术史料。

汉代帛画作品颇多，但大多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彩绘帛画共有10余幅，占全国帛画出土量的近一半。帛画所描绘的腾龙、仙鸟、怪兽、双蛇、巨鱼、神龟等图案栩栩如生，充满了神话色彩；人物、禽兽、云彩、器物左右对称，线条流畅，展示了西汉绘画的卓越水平。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号墓和3号墓内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帛画，两幅帛画构图基本相仿，画面呈“T”字形，全长2米左右，下垂的四角有飘穗，顶端系有丝带以供悬挂，是亡者出殡时引导随葬队伍行进张举的旌幡。出土的帛画色彩鲜艳，庄重典雅，旌幡画面上段绘有日、月、升龙和蛇身神人等图形，象征天上境界；下段绘有蛟龙穿壁以及墓主出行、司阍迎候、宴飨等场面，反映了“引魂升天”的主题内容，是极为稀罕的艺术珍品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