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很难抓住时间，永远都是追寻时间留下的痕迹，而考古就是在追寻时间的痕迹，古代陵墓里面出土的随葬物品以及棺木都可以证明那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可以说陵墓就是鉴证历史的最重要的物证，很多历史的考证都是靠着陵墓而被证实的，但是有一座陵墓的挖掘却被称为是整个中国考古界的耻辱，这个到底是哪座陵墓呢？

这座陵墓就是明定陵，也就是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墓，1956年，历史学家吴晗郭沫若等人对定陵进行了科研发掘，最开始他们本来是打算挖掘长陵，也就是永乐皇帝的陵墓的，但是遭到了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反对，后来还是觉得决定挖掘明定陵了，在经过将近一年多的挖掘，定陵的入口终于被打开了，这些历史学家都非常开心，因为这座陵墓的打开，预示着会出土很多明朝的文物，很多的历史谜题也会迎刃而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于古物的保存和修复技术都不过关，对于这种大型陵墓的发掘，连发达国家都感到头疼，在我们国家这更是一个大问题了。

明定陵打开之后，也确实出土了几千件文物，在场的历史学家都叹为观止，这些文物对于研究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技术条件的落后，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出土的文物经过和空气的接触，很多的字画和丝绸都化成了粉末，大批的文物都没有被保存下来，这都是因为当时的考古条件和考古经验所决定的，如果是一支成熟的考古队，拥有良好的设施，这些文物大部分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存。

而更加可恶的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多原本保存完整的文物在后续阶段遭到了人为的损坏，很多文物被随意的丢弃在院子里面，无人管理，就连万历的棺材板都被村民们劈了当柴火。后来国家不再主动对古代陵墓进行挖掘，都是保护性挖掘，这些也都是因为明定陵的考古失败得来的经验。

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此后有关部门又对出土文物进行修整，修葺地上古建筑，公元1959年就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出土时，孝端皇后上盖缎被，尸体身下铺一床织金缎被，再往下有四层褥垫，其中一层褥垫上缀着100枚“消灾延寿”金钱。皇后头戴黑纱尖形棕帽，装饰着金簪，上身穿绣龙方补黄绸夹衣，下身穿**缠枝莲花缎夹裤，足蹬黄缎鞋，腰间系着绣云龙纹长裙。神宗的棺椁内塞满了各种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和织饰匹料，尸体的下面垫着一条锦被，被下还有9层被褥，其中一件被褥上缀着17枚“吉祥如意”金钱。神宗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刺绣衮服，腰系玉带，下身穿黄素绫裤，足蹬红素缎高绣靴。经过仔细清理分类，共发现各种珍贵金器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最为精美；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尤以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龙袍和皇后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最为珍贵。

神宗头侧圆盒内的一顶金丝翼善冠，全用极细的金丝编织堆垒出二龙戏珠图案，孔眼细小而均匀，造型生动活泼。如此繁复的制作，外表却不露丝毫接头，体现出高超的手工技艺。

皇后凤冠有三龙两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上六条龙均由金丝编织而成，栩栩如生，三只用翠鸟羽毛粘贴的凤居下，仿佛要破空而起。龙、凤口衔珠宝，在由珍珠宝石缀编的牡丹花、如意云、花树之间穿行。凤冠后的六扇博鬓左右分开，珠光宝气，极其奢华，其上共装饰红、蓝宝石128块，各种珍珠多达5400余颗。衮服龙袍是皇帝参加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等最为隆重的典礼时才穿的服装。缂丝十二章衮服的底纹上布满字图、寿字图、蝙蝠和如意祥云，寓意万寿洪福。前后身和两袖缂丝制作12个团龙，每个圆形的团龙周围饰有8种吉祥图案：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另外繁复的十二章图样也全收其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王朝的统治权威，皇帝的文武兼备。织造龙袍所使用的缂丝技术也是非常独特的，然而这种技术到今日已是失传已久。史料记载，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励精图治，生活节俭，严禁缂丝制作服饰，因为缂丝工艺复杂，成本高昂，熟练织工一日只能完成一寸，制作一件长衣的缂丝面料需要连续不断织造10年之久。自明朝宣德年间开始，缂丝才在皇室奢侈之风作用下重现世间，而神宗皇帝的衮服需要再加上孔雀羽、真金丝线等等工序，可谓绝代奢华。

罗地洒线绣百子衣出于孝靖皇后棺内，图案优美，极富感染力，升龙、行龙左右盘绕，龙身四周饰以云水，极其威严。在前后襟与衣袖上共绣有100个活泼童子，姿态各异，或读书，或出游，或沐浴，不一而足。周围饰金银锭、方胜、古钱、犀角等八宝，还有以梅花、荷花、桃花、菊花、山茶等花卉组成的春、夏、秋、冬图案，蕴含“子孙万代，多福多寿”的寓意。

定陵地下宫殿出土了各类器物3000多件，其中有金器、银器、玉器、珠宝、金冠、凤冠、兖服、冕旒、百子衣等。明定陵的发现，为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地宫结构堪称明代皇陵规制的代表。

因为这个墓穴没有被考古学家所挖开，用尽了各种方法，还是没有办法。

明十三陵是唯一一座被考古学家发掘的墓葬，历来为后人所关注。然而，明定陵的发掘又被称为“考古史上的一场悲剧”，这与当时文物保护技术的不成熟、当时文物保护意识的薄弱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因此，经过对明定陵的发掘，中国已经得出结论，皇陵不能随便挖，这是明定陵发掘悲剧的教训。

明朝万历皇帝朱一君的陵墓，也是考古学家唯一发掘的皇家陵墓，这已成为中央政策它的挖掘可以说是一个意外，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汉最初提出了挖掘计划。作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汉两人都渴望了解明朝皇帝墓中的文物1955年底，由吴汉发起，郭沫若、沈雁兵、邓拓等签署的考古规划报国务院批准。

经过近一年的勘探和发掘，考古队没有找到地下宫殿的入口，次年5月17日，考古人员发现了地下宫殿的外墙（金墙）。这堵墙一出现可以说是它离地下宫殿的入口不远，考古学家在地下宫殿的入口金刚墙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梯形开口定陵地宫重见天日，但也给地宫遗址和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遗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过去的人一直都认为，去世人的陵墓是不能去碰的，据说是阴气太重，但这也只是迷信的说法，不代表科学的角度。

考古学报告的写作意见和建议

一、考察报告的概念及作用

考察报告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考察报告是指作者为了了解某地区的基本情况，或者为了获取某项科研任务的科学数据或证据，根据一定的科学标准，亲自进行考察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写成文章，如考察散记、考察札记、考察日记，以及一些学术性的报告等，统称为考察报告。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表明：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物质世界。认识依赖于实践，人们的认识过程必须经过感性认识阶段，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到社会实践中去考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具体运用。

重要***的职责是发现问题，制定政策，解决问题。要发现问题，就必须考察客观事物的历史和现状，考察它的内部、外部的各种联系。至于作出决策，解决问题，那就更需要通过系统、周密的考察，探寻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重要***亲自进行考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需要借助别人的考察结果来协助他们制定有关政策。这样，考察活动就日趋社会化，群众化。在以信息为基础，讲究决策科学化，工作高效率的新时期，考察报告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与作用了。

科研人员要为某项科研任务获取科学数据，也需要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对事物的内部的活动规律进行考察，对有关资料进行考察，否则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我国社会科学的考察工作有良好的传统，但对自然科学的考察，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大规模区域经济开发的需要，才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工作。建国四十年来，综合考察范围遍及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特别是对许多边远地区，进行过数次综合考察。以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为例，1956年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为完成其中规定的有关国家边远地区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考察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各项综合考察，先后组成十个大型综合考察队，每年有上千人同时考察。这一时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为国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地区开发方案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和依据；促进了资源研究和考察事业的发展。在综合考察活动开展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有的考察队还系统地编写了地貌、气候、土壤、植物等科学考察报告，成为学科专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任务的增加，科学考察活动，尤其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中心的考察活动，为振兴中华肩负着光荣任务。它将为我国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各类学科的科学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考察报告的分类及特点

考察报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类。以报告的对象为依据，可分为地质地貌考察报告，古生物考察报告，考古考察报告，卫生防疫考察报告，生产力发展考察报告等等，每门学科都可以成为考察对象，写出考察报告。

以写作特点为基准，可分为概貌介绍型考察，考证型专察，论证型考察，学术型考察等。

人们习惯上常把单门学科的考察报告称为考题性考察，把二门以上学科联合考察写成的报告称为综合性考察。报刊上常见的是专题性考察报告和综合性考察报告。

我们这里着重从写作特点的角度分类，讨论各类不同考察报告的特点及其写作。

1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

这类考察报告常用于自然资源与社会文化的综合考察。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后将被考察地区的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介绍出来。它的作用是，让人们对该地区的概貌有清楚的了解，同时也为上级领导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制定有关政策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具有普查性、综合性。考察对象广泛。考察地区的面积、地形、气候、河湖、工农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都是考察对象，有必要时还需要考察该地区的民俗人情。

比如像杨勤业写的《片马行——横断山科学考察散记》①就是一篇概貌介绍型的考察报告。这篇考察报告考察了“位于横断山脉西侧高黎贡山主脊线以西，隶属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冶州沪水县”的片马的各种情况。如地理地形特点，“片马，包括上片马和下片马等自然村，海拔都在两千米以下”，“是脑昌卡河源头的一个山间小盆地”。人口、农业耕种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是：“历史上早在明朝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属六库登格土司所管辖”，现在“总人口只有500多，耕地也只有千多亩，这里至今仍然广种薄收，虽然也进行最低限度的松土耕作，可是没有施肥的习惯。玉米、水稻一年一熟，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维持在三百斤以下的低水平，与优越的自然条件很不相称。”片马的气候特点：“片马年降水量估计在1400毫米左右。每年雨季从六月开始至十月结束，长达五个月之久，其中七月最多，估计占全年的一半左右。所以，尽管片马海拔较低，气温并不比东坡地沪水高”，“夏季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25℃，晚上睡觉还离不开棉被。”片马的森林资源情况：“片马的沟从里生长着常绿阔叶林。山坡上的常绿阔叶林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一部分成为云南松林”，“进入林子，藤蔓缭绕，草类茂密。到处是几人合抱的人树”，“乔木的上层树冠就可以分五六层之多，组成极复杂，在250平方米的样方内，竟有22种高大的乔木，占优势的科属是壳属以及樟科的一些种属。上层乔木冠幅直径35米，茂密的枝叶使林下不见阳光，湿生草木特别发育，盖度可达90％以上”。“片马经济林非常丰富。只要在老乡古老的木屋周围走一圈，就会看到家家用茶树作篱笆，户户用桃李和苹果作遮阴，用核桃和梨树作围墙。”片马地区居民的特点是：“片马居民以景颇族和僳僳族为主。他们热情好客”，对于“远方来客，更是招待殷勤、周到。”

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的考察对象众多，考察面广泛。上面举出的这篇考察报告，把片马地区的各种优势及其不足之处，考察得清清楚楚，从而为提高该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开发该地区的水利、经济、林木资源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这类考察报告的第二个特点是“记游性”。所谓“记游性”是指游记的一些特点。具体说，首先是指介绍概况要有鲜明的真实性。如介绍地质地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山川古迹，物产资源、建筑特征、民俗风情等，必须有鲜明的真实性，绝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夸大。考察报告以其真实性，使读者对该地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其次，是指有优美的形象性。概貌介绍的记叙状貌时既可以用说明、记述的方法，也可以用描写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多种表达方法将概貌考察写得清晰明了，又优美形象，从而使读者在得到知识的同时获得美感。《片马行》有些山川景物的描写就非常生动形象：“藤曼缭绕，草类茂密，到处是几人合抱的人树，树身上披满了绿苔，树干悬挂着绿纱般的松萝，藤蔓从一棵树绕到另一棵树，从上层乔木绕到下层灌木，好象一条条巨蟒来往穿织。”这种描写能激发读者的美好想象，有身临其境之感。

“记游性”的一另一个特点是指清晰的踪迹。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往往是以作者的考察足迹来组成全文的结构，层次井然有序。

这种类型的考察报告的文体特点更接近散文文体，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应用文体。诸如“考察散记”，“考察札记”，“考察日记”等都是接近散文体的考察报告。有些到国外访问考察的同志写成的考察报告，如李国山等人写的《考察归来——少数民族畜牧业考察团记问新西兰》，又如陈有为、安建国写的《青山翠竹行思——康塞普西翁林区考察记》，则更明显地具有“游记”的一些特点，所以往往被误认为是游记。事实上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只具有“记游性”，但并不是游记。它们的最大区别是写作宗旨不同。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是为有关决策部门开发各种资源，制定有关发展计划提供科学资料与依据，实用性极强，而游记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作者对游览地各类情况的特点的记叙，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怀，折射时代的特征。抒情性浓郁。

2考证型考察报告

这类报告的任务：作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考察，对一般说法提出异议并予以纠正，确立新的科学结论；或对有争议的考察结果，表述自己的考察结论。

前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考察研究成果用今天的科学尺度去重新评议，难免有不准确或不精确之处。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对前人研究成果已成定论的一般说法，即“通说”，或至今仍有争议的科学项目重新进行考察，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得出符合事物本质规律的给沦，是考察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考察报告的重要内容。

黄效文先生①写的《江源考》②就是一篇考证型的考察报告。

长江的源头在何处？《辞海》这样注释：“长江，我国第一大河，上源沱沱河出青海西南边境唐古拉山脉丹冬雪山。纳当曲后称通天河……全长6300公里。”这是前人考察研究的成果，已成“通说”。我国曾在1976年、1978年两次派出江源考察队至长江源头考察。这两次考察，把源头的水文地理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确认沱沱河上游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为长江正源。这样，长江长达6395公里。新的长度把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列为世界上第三位。但也有一些考察队认为长江上游地段的另一主流当曲，也不失为长江主源之一。此说目前有争议，为此黄效文先生于1985年夏季亲自到沱沱河及当曲源头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作者在报告中写道：可以进一步证明，“姜根迪如南侧冰川实为沱沱河（玛尔曲）的主源”，当曲亦是长江的源头，“当曲正源发自卡史贡东北的扎日山贯麓的马鞍形山脊中，北为拖喇山，南为沙亚山（皆藏语译音），有溪从山沟中流出，哪个最长。”作者的考察结论是：“若以此地为算，当曲源应更比沱沱河长得多，长江长度亦应有新的计算。”

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以事实说话，由事实本身引出结论。黄效文先生在《江源考》中全部是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正确结论，纠正一些错误的考察结果。这篇报告这样写道：“查实这里的当曲源头与有关书本所说的当曲源头出入颇大。霞舍目阿巴山于此当曲源之西南3天马程，那里的东西两条小河名为绕德曲和查敦曲，并非有关书中所说的多朝能或达姆曲等。霞舍日阿巴山当地名阿日西诺。另书谓源头山名扎拉荣，更不对了，因当地各藏民皆肯定扎拉荣为扎曲（即澜沧江）的源头，在当曲之北，莫云公社之西。”作者在考证当曲的正源为何处时，也是以其考察的事实来说话：“查实当曲正源的霞舍日阿巴山之东北约120至150公里（按藏族说3天马程）”，“我们骑马考察最上源为沼泽蓄水聚流而成，主流两旁各有较短的同样小溪来会。当曲水下流约10公里至卡史贡坝子（约4900 米），乃沿北往南过一小山丘（藏名左米当），再折西流至错尼家小地区，折西北流向。往西流前另一小溪从东来会，此也可算当曲另一源流，约可溯10公里至卡史贡坝子东南一山名我勒山，沟名沙扎，源头发自小水潭，长约15米，阔05米，潭中小石带**斑纹，水从地下出，间流间断而成小溪。”

作者的考察极为认真仔细，由此得出的结论令人坚信无疑。

潘裕生写的《三上打加拉》①也是一篇考证型考察报告。作者通过三天周密细致的考察，“确定了代表大洋地壳的蛇绿岩套的存在”，“查清了打加拉蛇绿岩套的②是由偏上部的辉绿岩墙群到下部的堆积岩层组成，进而可以恢复地质历史上这个海洋的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和当初的自然环境。

由考察的事实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纠正“通说”，或消除争议，或证实久而未决的考察结果，是“考证型考察报告”的主要特点。这类考察报告，是人们习惯中所认为的“正宗”型应用考察报告。

3论证型考察报告

这类考察报告的任务是：作者通过考察对错误的结论或言论予以驳斥，给人们以正确的引导。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这类考察报告的典范。

这篇考察报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错误言论而写的。为了有力地批驳错误的言论，毛泽东亲自到湖南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通过对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总结了农民协会领导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从中得了符合农民运动本质规律的科学结论：农民运动，“好得很”。“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上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考察报告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糟得很”的错误论断和所谓“过分”，所谓“痞子运动”等错误言论。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给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势力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为党内外正确认识农民运动，为***领导农民运动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据，也为当时的革命当局正确处理农民运动，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这篇考察报告的特点是；鲜明的论证性，具有议论文的基本特点。具体说就是：鲜明的观点，有力的论证，严密地逻辑性。

这篇考察报告，用分析的手段加强对事实的分析论证，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将事实原本质特性揭示出来。比如在批驳所谓“过分”的错误论调时写道： “……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作者通过分析论证，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农民的某些举动的意义所在，对农民的“过分举动”的本质有了透彻的理解。

论证型考察报告的论证语言除要求严密、精炼、准确外，也重视形象性。这样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这篇考察报告在语言表达上也是范例。

4学术型考察报告

这类考察报告往往是在专题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探讨、研究，从中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探求客观真理，或形成某种理论体系，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熊映梧写的《“横向经济联合”的生产力经济学考察》①是一篇学术型考察报告。

这篇考察报告对新时期出现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横向经济联合’”作了专题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新事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这篇报告探讨了“横向经济联合”，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客观原因及理论根据。报告认为“横向经济联合是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的要求，即适应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这种新型组织形式的出现，是以生产力系统论的理论为根据的。作者认为“社会生产力不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工具（机器）、设备、动力系统、运输系统、管理系统等等生产要素的机械相加，而是由它们有机组合的经济系统。生产要素的组合，不是一劳永逸的，而需要不断地调整。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消耗期长短不一，资源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经常发生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其它一些变动的因素”，这些都能“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作者还认为“进入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组合是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实现的”。我国目前出现的横向经济联合，“这就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合”，“发展商品经济，理所当然包括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内容”。

这篇考察报告的正文部分，着重探讨了如何依据生产力震动规律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作者认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首先要符合生产力社会化的规律；此时，还要符合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合理化、技术进步”，“工农业现代化”等等规律。只有依据生产力运动规律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篇学术性考察报告，无论是揭示规律，还是提出措施，都为决策部门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科学的理论依据，是一篇有价值的考察研究成果。

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有突出的科学性和创造性，注意社会价值、学术价值。

像庞公、韩纲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与改革展望》①，姚诚等人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前提性考察》②都属于这类考察报告。

三、考察报告的写作

1实地考察是基础专业知识是指导

考察与调查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离不开调查，调查也离不开考察。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考察侧重在观察、考核基础上的研究，调查侧重在采访、了解基础上的研究。因此，考察工作者必须亲自对考察对象进行实地的细致深刻的甚至是长期的观察，进而搜集考察对象的标本、资料、数据以供自己研究，必要时也可通过采访了解有关情况，以促进考察活动的开展。而调查工作者往往在接受任务进行调查对，调查的第一对象已消失，即事件、问题等已成往事，他们必须向目睹、或亲自参预某事、某问题、某工作的第二对象进行采访了解，收集有关资料、数据供自己研究，必须时也可以“蹲点调查”。“蹲点调查”，实质上就是考察。

简括地说，考察报告是在作者亲自参加实地观察考核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调查报告是在作者进行采访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完成的。文章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题，而不以“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为题。理由就在于此。

实地考察，是考察报告写作的重要基础。

考察重亲自观察，目的就是要抓观察对象的特征，但没有专业知识作指导，观察就是两眼一抹黑了。结果一无所获，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一个没有地质地貌知识的人站在西藏打加拉山坡上，看到一个高于一个的平台会无动于衷，但对搞地质地貌的考察队员来说，他们面对这种地貌马上就能判断：“所有这些平台的存在，都表明高原在上升过程中是间歇性的，运动时快时慢，交替更进，每个平台代表着或长或短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见《地理知识》 1984年第6期）对一个没有林业知识的人来说，面对卡马沟谷里茂密整齐的林子只能发出“真美呀”的感叹，却说不出各类树木的名称，更不懂它们的价值，但对有专业知识的考察队员来说，他就能马上发现：“在250平方米的样方内，竟有22种高大的乔木，占优势的科属是壳斗科的栲属、石株属、青冈属，槭科的槭属……”（《片马行》）（见《地理知识》1983年第1期。可见，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作指导，考察队员才能耳聪目明，迅速捕获到考察对象的种种特征，发现考察对象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报告是专家们的写作。像综合考察就必须由各门科学的专家们联合组成考察团，容不得“南郭先生”滥竽充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综合考察任务，最终完成考察报告的写作。

丰富深厚的专业知识，既是考察活动的必备条件，也是写出有分量的考察报告的必备条件。

2定体则无 大体须有

考察报告的写作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法”、模式，但需要遵循它的基本格局。

不同类型的考察报告，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样式，概貌介绍型的考察报告，常常采用散文体或日记体的结构样式。《片马行——横断山科学考察散记》、《瀚海腹地考察记》、①《青山翠林行思——康塞普西翁林区考察记》等都采用散文体的结构样式。《内蒙古野外考察札记》②采用的日记体结构样式。

考证型考察报告采用的是“正宗”的应用体结构样式，既“三段式”：开头、正文、结尾。

论证型考察报告则采用应用体与议论体相结合的结构样式。即报告的“前言”部分是应用体样式，扼要交代基本情况，而正文部分又是议论体样式，或并列式、或递进式、或分总、或总分等。

学术型考察报告，由于注重规律性的探讨，内容丰富，篇幅较长，所以结构样式也复杂些，或结论→本论，或本论→结论，或绪论→本论→结论等等。

不同类型的考察报告有不同的结构样式，就上述所言，也不是某种类型的考察报告一定要采用某种模式的结构样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结构布局，从整体上看，就很难将它套在上述哪种样式中，它别具一格，自成一体。

考察报告的结构样式应与考察报告的宗旨相谐调，同时要考虑读者的思维习惯，即要依循它自身的一些规律。

第二，前言要明确交代考察主体，考察地点、时间、对象、任务等。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前言：“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这段“前言”将考察主体、地点、时间、对象，以及要达到的目的都简明扼要地交代清楚了，让读者阅读后一目了然。

第三，正文部分要将考察经过，考察得来的事实、数据和考察结果叙写清楚。论证型考察报告与学术型考察报告在这部分则要加强论证分析，阐明正确的观点或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

考察报告的结尾很灵活，既可以单独有结尾段，又可以将正文部分的结尾作全文的结尾。

考察报告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也很灵活。不同类型的考察报告，由于偏向于某种文体，因此，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也往往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叙述说明，语言简洁准确；有的既可以叙述，也可以描写，语言简洁而又生动形象；有的则偏重于议论，语言要清晰准确。表达方式的选择及语言的运用，如同结构样式的选择一样，都要注意与考察报告的写作宗旨相谐调。

我国古代是一个盛行厚葬的封建社会，因此历代的许多陵墓都陪葬着数之不尽且价格不菲的陪葬品。这些珍贵物品引来无数盗墓贼的惦记，因此国家在合适的情况下不得不提早挖掘出来，以便及时进行文物保护。

当年因为保护技术问题，使得很多出土的文物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损坏。比如解放初期，考古人员从定陵挖出来的文物就是因为技术问题，从而痛失了不少珍贵物品，那当时到底损失了哪些宝贵文物呢？

自从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的领域得到较稳定发展，而国人也发现了大量古墓遗址，这些被发现的陵墓大多被国家保护起来，起初并没有去挖掘。到了1955年，知名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郭沫若先生，以需要勘察明朝历史为由，上报提议发掘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的定陵，该消息被众多考古学者知道后，表示目前国内的挖掘跟文物保护技术尚未成熟，恐怕挖出来会“暴殄天物”因此不支持挖开定陵，可是当时63岁的郭沫若对挖掘定陵的态度异常坚决。

而最早提议挖明朝陵墓的是吴晗，据说他早在1934年的战乱时期就对考古专业的同学说过，自己将来一定要挖开明朝十三陵墓去研究明朝历史。后来吴晗在政治仕途十分畅顺，20多年后就升到了北京副市长，于是1955年他就给上峰写信，想极力促成挖永乐皇帝的长陵。而郭沫若等官员却认为挖定陵比较好，最终郭沫若一方胜出，于是就派遣考古队去挖开了定陵的地宫。

开挖之前，国内大部分人都抱着保护文物的心态，希望能把一批历史文物保护起来。可万万想不到，偏偏走上一条“弄巧成拙”的错误路线。当定陵的地宫石门被敲开之后，外面的空气快速而入地宫，把密封600多年的明朝陵墓一吹而朽。虽然考古人员在陵墓里发现了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玉器、铜器、丝织品、还有皇后凤冠、金丝翼善冠等约近有三千多件器具，五千多粒珍珠，但是这些珍宝一经出土，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技术保护难题。

由于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落后，首先导致刚出土的明朝丝织锦布严重损坏，本来这些丝织物处在地宫密封空间里丝毫不动，一旦脱离这种环境，那么空气的水分跟氧分等化学元素就会入侵，使得文物迅速产生霉朽形成劣坏，甚至有的文物一遇空气就瞬间化为一滩灰尘。

据说当时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里，有明代皇帝跟两个皇后的随身服饰以及上百段罗纱锦织，约近600件，属于出土种类最高的文物。而考古队员没有充分掌握保护丝织的知识，仅采用普通的装裱手法进行防护，不料装裱完后，文学家沈从文过来一看，就看出这些明朝衣服被装反了，特别是工作人员在装裱过程，采用了一种未经专业考究的塑料软化剂，这些药剂在挥发掉水份后，直接就把出土的明朝皇族衣物给硬化了，最终让文物惨不忍睹。

除此之外，还有定陵出土的三具金丝楠木棺材，尺寸高而深，成年人弯腰伸手还摸不着底部。然而一些工作者把该棺材挖出来想存放到仓库的时候，由于仓库已满就干脆把这些棺材给丢在山脚了。数日后，考古专家得知此事，派人去寻回时，这三具金丝楠木棺材早已被山民们捡走了。

如果外地问泉州本地人，当地那里的香火最旺，泉州人都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泉州通淮关岳庙，当地人也有很多称之为“关帝庙"的，每月的初一、十五这里都是香火鼎盛，尤其是泉州当地有大年初一给关老爷送第一炷香的习俗。那景象更摩肩接踵，万人空巷。

在中华大地上，有座五大关公神庙。其中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魂归山西运城、头枕河南洛阳、身卧湖北当阳、神定福建东山、灵应泉州通淮”。最后一句的”灵应泉州通淮“指的就是泉州通淮关岳庙。在泉州当地人心中也确实是一座有求必应的神庙。

近日这座关公神庙又添大喜事，泉州通淮关岳庙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铸造文物大钟一座。记者从18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获悉，该古钟为铁铸钟，通高120厘米，钟口直径70厘米，胎体厚5厘米，重约350公斤，迄今已有418年的历史。虽然已经已经经历数百年的洗礼，但因该钟此前一直被悬挂于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未经风吹雨淋及日晒，古钟正面铭文仍清晰可见，镌刻着“在城迎春门 关王庙钟 万历三十二年 三月吉日立”的字样。

该古钟与2018年12月版《泉州通淮关岳庙庙志》第005页、042页记载的“关壮缪侯庙钟”年代信息高度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该钟即为史书中所记载的古钟。具当地学者表述，这座明代古钟的发现，具有5个方面的历史文物价值：

泉州通淮关岳庙

一、通淮关岳庙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铸之钟，与李光缙明万历甲辰岁（1604年）《关壮缪侯庙钟记》，实现了文物与文献的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这是真品无疑。

二、明代古钟是通淮关岳庙现存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珍贵文物；这一古钟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泉州通淮关岳庙建庙之悠久，相比于其它四家神庙更显珍贵。

三、这里国内现存存的体量较大的铁钟。明文学大家李光缙碑文记载关岳庙“故无钟”，从中可知这是庙中的第一口钟，且钟体保存完好，上面的文字多数清晰可见，这对于通淮关岳庙、和泉州当年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同时后人可以通过此钟更为明晰明代古钟的锻造技术。

四、给其它的史料也提供了佐证。钟铭关王庙在城“迎春门”，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后通淮门曾名迎春门的史料记载提供实物依据；

五、由钟思史，再添文化情趣。李光缙记录的钟铭中还讲述三国时曹操败走华容道，关侯释曹识大体顾大义，以表其心如日，试播钟而一问，神凛凛其若当时的灵应故事，内容活灵活现，超凡脱俗。看来小说《三国演义》的中曹操和关公的故事情节也并非完全虚构，探究历史说不定我们会有更大的发现。

该古钟现收藏于泉州通淮关岳庙通淮文化馆三楼展厅，虽然古钟的保存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供海内外信众更好瞻仰观赏。同时古钟的发现也为泉州这个历史文化明城和世界文化遗产之都的称号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导读： 本月中旬，两座明代古墓将开棺。其中一座古墓的主人，是泰兴黄桥的“七品芝麻官”，曾在南京任职。开棺之前，专家将先帮他把“家”搬到南京博物院位于句容的考古实验室内。

“七品芝麻官”何嵩的墓

开棺难题500多年的棺椁坚硬如水泥

去年12月，南京博物院与泰州市博物馆、泰兴市博物馆联合对泰兴黄桥镇一工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共清理发掘出明代墓葬13座（组），这些墓葬距今500多年。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马永强队长介绍，一般来说，古墓都在现场直接开棺，但其中两座浇浆墓难住了考古人员――它们的封闭性特别好：稍大的古墓，一共分为4层，最外层是砖头，其次是浇浆层，再往里是木椁，最后才是棺。而稍微小一点的古墓，为三层浇浆墓，最里面是棺，中间是椁，最外层是浇浆层。“所谓浇浆墓，就是指中间的浇浆层。它是用糯米汁、蛋清和石灰等搅拌而成，这些古法制作的特殊材料，使得棺椁被封得严严实实，500多年过后，它们的硬度堪比水泥。”

马永强介绍，他们在局部解剖稍大的浇浆墓时，铁锤砸下只留一个坑，铁镐刨下只留一个印，强度堪比混凝土，防盗和防腐功能都一流。

古墓搬家专家还要为古墓做“胃镜”

专家们决定把它们运到南博设在句容的苏南考古工作站内，制定好具体方案后再清理。两座古墓的“体重”都不轻，大的浇浆墓11吨重，小的6吨。在起重机的帮助下，两座500多岁古墓被整体“打包”，然后送到句容。

目前，南京博物院苏南考古工作站已经建了一个高5米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屋顶有航车，保证对大型文物可以方便吊移。同时，“实验室”内的操作台则至少可以承受15吨的重量。

为了两座浇浆墓的顺利清理，目前，专家们正在拟方案。而在开棺之前，考古人员将在古墓上，先钻开一个小洞，然后把内窥镜放进去，看看墓葬内大致有什么，之后制定一个详细的开棺方案。

“这就好比给人体做胃镜或者肠镜，先探个大概，然后才好制定更详细的方案。”专家说，内窥镜探测应该就在最近几日内进行。

追问 墓主人是谁？ “七品芝麻官”何嵩 曾在南京当“推官”

马永强介绍说，他们在现场找到了墓志。大的浇浆墓，墓志上写着：“明故何孺人张氏之墓。”通过正文可以得知，墓主名叫张妙广，泰兴人，她的父亲是扬州卫指挥。张妙广生于宣德甲寅年（1434年），死于正德己巳年（1509年），享年75岁。她的老公何峦，曾在四川叙州担任过山西道监察御史。

而稍小一些的浇浆墓，墓主叫何嵩。何嵩生于宣德戊申年（1428年），死于成化甲辰年（1484年），享年56岁。何嵩曾被封为儒林院郎，应天府推官。在唐朝、金、元时的推官相当于现在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明和清初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与张妙广相比，何嵩的辈分要低一些。

墓里有什么？ 除了鎏金耳坠外 可能还有不腐古尸

据介绍，何嵩墓曾被施工机械抓破一角，从缺口处望进去，可见黑漆棺木油光发亮，就像新的一样。之前，考古现场曾经出土一批鎏金耳坠、铜簪、铜耳勺、釉陶罐、釉陶壶、铜钱等随葬品。

专家分析，古代为了防腐还可能使用一些药物和香料，墓主人的遗体和衣物很可能保存完好。考古人员希望能了解明朝时中下级官员家族的生活状况，并由此了解明中期泰州一带的社会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