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避讳举措有哪些介绍如下：

第一种是改字法

改字，顾名思义，就是对君王和他所要求尊敬者的名改用其它的字来代替。这种方法是古代避讳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中避讳方法的盛行，使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有很多古籍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都要分辨哪个是什么时候改的，什么时候又改了回去。

秦始皇名“政”，为了避秦始皇的讳，当时的“正月”都会改为“端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简之中，有一批叫《语书》的竹简，其中凡是遇到“正”字，都会写成“端”字。这显然也是为了避讳秦始皇，可见在秦朝时期避讳就已经很严格了。

到了汉代，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将“邦”字都会改为“国”字，“邦”和“国”算是同意互训字。在汉景帝刘启的时候，为了避“启”的讳，通常会把“启”字改为“惊”，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在《左传》中是被称为“启蛰”的，就是为了避这个讳，被改为了“惊蛰”。

东晋的时候，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当时人把王昭君改成了“王明君”，曾广为流传的《昭君》曲，成为了《明君》曲。

我们所熟知的嫦娥，在《淮南子》及《史通采撰》中都是被称为“姮娥”，但是到了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在《文选月赋》中被改为了“嫦娥”。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写下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都知道“司马”是白居易的官职，但这个“司马”的官职和之前朝代的“司马”并不一样，它是由“治中”这一官号改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讳。

第二种是空字法

所谓的空字法，就是不写避讳的字，而直接写成“某”或者“□”。在《说文解字》中，对从光武帝刘秀及之后五位皇帝的名字，都采用空字法，直接写为“上讳”两个字。

在唐朝时期的《隋书》之中，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每遇到王世充的名字都会写成“王 充”，而后来有的人不是太了解，常有将“王 充”抄写成“王充”的情况发生。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将原本的“民部尚书”改为了“户部尚书”。

第三种是缺笔法

这种方法一般是对避讳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缺笔法是在唐代开始兴起的，到了宋朝的时候，极为盛行。在《世语新说》中所有的宋代帝王名讳，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记载。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国讳”还有一些“家讳”，在古代的一些官员士大夫为自己家中的尊者避讳，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名“泰”，他便把“郭泰”改写为“郭太”。

总的来说，避讳这种情况虽然被古人看为是“尊祖敬宗”的表现，但是也使得很多的古籍变得非常混乱，为古籍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古代，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的名字起的好好，却由于避讳必须要改名，比如唐初著名的大将徐世勣，他被赐为李姓，可后来的史书中常常是用李勣来称呼他，中间的世字就没有了。

这是由于唐太宗叫李世民，因此徐世勣中的世与太宗皇帝相同，为了避讳就必须要改名，还有就是北宋的太宗皇帝赵光义，他本名是赵匡义，可他哥哥赵匡胤做皇帝后，为了避讳他就必须要把名改为光义，改名只是避讳的一种方式，古人有着很多避讳的方法。

什么是避讳？古代有哪些情况是需要避讳的？

所谓避讳，主要的对象是皇族，像皇帝，皇后，还有历代的皇帝们，他们的名字里面的字，在民间是不能随意叫和书写的。 甚至一些地名都必须要被改掉，比如洛阳周边有一个著名的虎牢关，在唐朝这就被改名为武牢关，因为唐高祖的父亲叫做李虎，为了避讳国内的这些关隘就不能有虎字，民间也不能随意称呼，书写这个字。皇帝，皇后名字中的这些字，底下的这些臣民都要注重避讳，否则就是大不敬的罪过，没准还会被杀头。

除了皇帝，皇后们外，圣贤们的名讳也不能随意使用，像孔子，老子这些圣人，他们也是避讳的对象。这两种是全国性的，相对来说管得要严格一些，还有两种，其中是家族的长辈，自己长辈的名讳是大忌，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晚辈们不能称呼，也不能书写，在和外人交往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点。

比如贾雨村就曾经回忆过，黛玉在读写文章的时候，遇到敏都会改变读音，或者是避开不谈，这是由于她母亲叫做贾敏，需要避讳。本家的人在书写文章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这点，当然这种避讳的范围就比较小，只是管着本家的人，外面与这家交往亲密的人，只是需要平时交流中注意名讳就行。还有一种就是权力的产物，一些官员觉得自己地位神圣，因此就要求下属和底下管辖的这些民众避讳。

在交流与书写的时候都不能用自己名字的字，这就有些过于严苛。避讳除了不能使用相同的字外，还有就是不能用谐音字，熟悉古文的人都知道，在古代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谐音，通假字。这些也是避讳的重点，一旦犯了忌讳，相关的字就都不能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道理，实际上有不少人就因此被坑得非常惨，比如像李贺就由于要避父亲的名字，一辈子没有办法去参加科举，他也因此郁郁而终。

还有就是人们的正常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为有很多的字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幸好我们汉字的种类非常多，为了取代这些无法使用的字，就会拿其他的字来代替他们的意思，可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古代，这么做仍然给很多人带来困扰。

有的时候一些皇帝也看不下去这点，像汉宣帝他本名叫做刘病已，名字里面这两个字都是生活中常用的，这就给百姓带来很大的不便，为了避免这些影响，他就主动改为刘询。

当然，像他这样的皇帝是极少数，大部分皇帝根本不在乎百姓方不方便，幸好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这点。

那么古代为何要执行这么严格的避讳制度呢？

其实避讳很早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相关的记载，不过当时的避讳并不严格，对于很多人都没有过规定，可随着汉唐这些王朝的建立，避讳范围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苛，这就与中央集权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君权是在不断强化，不断神圣化，皇帝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就利用大家迷信的心里，去宣扬自己皇位的神圣。

既然皇帝都是最为神圣的，那么他们的名字当然是神圣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称呼的，皇帝为了统治的稳固，需要保持神秘，因此皇帝们与底下的臣民都是隔绝开，即便皇帝出行，周边的这些民众也没有机会来见皇帝，谁要有机会见到皇帝，那回家可以吹一辈子去。

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导致避讳严苛的主要因素，如果人人都可以随意去称呼皇帝的名字，那么皇帝就没有什么威严了。同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与碑文，墓志铭这些东西，都为了要避讳，必须要修改其中的不少文字。随着这些朝代的发展，儒家思想对于人们的束缚越来越深，儒家本身就是讲究君权神授，要求忠义，君臣，父子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因此不仅仅是君主要避讳，父亲和家中的尊长也是需要去避讳的，这就让家族的等级制度变得更加严格。

当然，有些人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大，或者是在当地非常受人尊敬，为了表达对这些人的敬佩，人们就会主动来避讳。其实这种做法，也是封建社会对于人们思想束缚的一个标志，统治者们把严格的等级观念灌输下来，底下的这些人就彻底成为了顺民，这对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权是有帮助的。

不过这种做法很容易就走极端，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就与避讳有着一些关系，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对于地方的汉人进行过大规模的屠杀，各地的反抗势力一直没有消停过，由于清政府是满人，他们对于统治汉地没有什么信心，明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强大，为了能尽早安定地方，他们就开始兴起文字狱，一方面严禁有人在私下里去传播一些满人忌讳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对于汉地的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控制。

有无数的人因此丧命，这就是避讳的一种极端衍变，这么做对于文化发展没有什么好处。可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弊端，为了要严格控制臣民，需要利用强权来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洗礼，一些外族的统治者们也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臣民，像清朝的皇帝们就继续把避讳制度给发扬光大。

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落后的制度也就被渐渐淘汰，尤其是清朝覆灭之后，封建社会成为过去，人们开始进行思想上的解放，文化也同时迎来大的解放，避讳就彻底成为过去。不过避讳制度也并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比如很多人自发避讳，是为了表示尊敬，我国是礼仪之邦，礼在文化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明白，平时对于一些尊者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行为，这也是避讳的一种好的发展，守礼不是愚昧，而是有素质的体现。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旧唐书》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