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

《楚辞》，是一部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仅次于《诗经》的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与《诗经》一样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内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

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中国诗史上的第二个春天。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这样的特点，容纳而且催生了更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都得到更大的发展。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

楚国踞南，蛮夷之国；文化来源，与周同受殷商影响。楚庄王时，楚国势力急张，以北进取；南北文化，水乳交融，中原高度的思想文化大大地为楚国吸收。到了战国时代，南北文化之汇更显，《诗经》移植于南方足可证。当时楚国君臣上下，说起话来，诗经朗朗；此等移植，开始之时，多用于外交辞令，后来渗入楚文学，感染文人的思想。关于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

《楚辞》作品或者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成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2]，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的作者是屈原。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作者简介：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

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

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

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

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

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楚辞

诗经和楚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扩展资料

1、《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2、《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

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以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和他自己的辞赋汇为一集，共16篇，定名为《楚辞》。《楚辞》中以屈原作品最多，质量最高，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人故又称楚辞这种文体为“骚体”。

《离骚》是屈原(约前340～前277)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感情，迸发出了异常灿烂的光彩。

《离骚》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屈原的家世、出生和他自幼的抱负；第二部分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第三部分写他遭受迫害以后的心情，表示他坚持理想，至死不屈；第四部分写女媭劝他不必“博謇好修”，他就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陈辞，正面说出了他的政治理想；第五部分写他在心情抑郁，无可告愬之下，幻想上天入地，寻求了解他的人；第六部分写他的矛盾心情：他问灵氛和巫咸，冀求得到指引，灵氛劝他离开楚国，巫咸劝他留下来再作打算，但环顾楚国政治情形，却又使他失望；第七部分写他幻想离开楚国远游，但终于依恋不舍；第八部分是“乱辞”，表示要以死来殉他的理想。

《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他想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精神。但楚王灵修昏庸糊涂，听信了“党人”谗言，流放了屈原并导致了楚国的衰危。诗人在既不能改变楚国面貌，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矛盾中，选择了以身殉自己理想的道路。《离骚》闪耀着震撼人心的理想主义光彩。

《离骚》艺术上有着极高成就。首先，整部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后半部分，这种色彩更为浓烈。诗中采用了大量“比兴”手法，但它和《诗经》中的“比兴”有所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比喻，它所用来比喻的形象中，包含了一种幽远的意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诗人在作品里写他对于种种香草幽花的癖爱，这是用来比喻他的志洁行芳，人们在读到这些诗句时，不只是感受到花草的色和香，更重要的是觉得被一种深远的意境吸引住了。“江离”“辟芷”“秋兰”“芰荷”“芙蓉”，这些生长在水国深岩的幽花香草，本来容易把人们的心情引到奇丽的幻想境界。诗人用它们来象征高洁的品德，披戴着它们。就是象征他的被服德义。这就写出了诗人高洁动人的形象。其次，《离骚》最重要的艺术特色还在于诗人的笔锋下，大量出现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了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完整图画。如诗人写他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能了解他，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下，幻想驾着鸾凰、凤鸟，乘风飞上天空，寻天帝去倾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这一段写的意境极其开阔宏伟。诗人幻想他早晨离开南方的苍梧，日落以前就到了西北的昆仓山上。他还叫太阳神缓辔徐行，要趁日落以前去“上下求索”。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太阳所经的扶桑歇息。跟随他的有月神、风神、鸾凰、雷师等大群神物，声势十分煊赫。此外，《离骚》诗句形式错落有致，还设有主客问答和大段铺张描写，大多四句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对后世辞赋产生了巨大影响。

屈原除了《离骚》外，还有许多优秀作品，如《九章》《九歌》《天问》等。

汉赋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汉赋代表作家在汉初主要有贾谊、枚乘。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人。代表作有《鵩鸟赋》《吊屈原赋》。贾谊继承了屈原骚体赋风格。他的《吊屈原赋》即是拿屈原的遭遇来比自己。《鵩鸟赋》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精神。他的赋趋向散体化，大量使用了四字句，体现出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汉初赋家，除贾谊外数枚乘最重要。枚乘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七发》借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构成八段文字。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谈话，指出楚太子病根在生活腐化、贪图安逸，此病非药能治。吴客巧妙地叙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事，目的在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兴趣。枚乘是宫廷文人，对宫廷生活很熟悉，所以能把事实道理说得很明白中肯。《七发》在艺术上善用形象比况，铺张特色鲜明。如写涛的形状一节：“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 ，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一段屡用行军作战来比况，把涛的声势写得淋漓尽致。《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作者模仿《七发》形式，在赋中形成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七体”，但未有超过《七发》者。汉武帝和汉成帝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时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成都人。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堆积了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很少变化。但有些句子着重在描绘，读起来也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其中描写的云梦的景色，曾居于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扬雄(前53～后18)，成都人。他生活在汉成帝时代，有人评价他的赋像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等。东汉末年，赋逐渐衰落，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一扫汉赋载道，模仿、颂谀旧习，创造出一种淡泊、浪漫、清新的风格，表现了作者在朝政日下的情况下归隐田园的乐趣，对魏晋时期抒情赋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王洛勇。

《典籍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由撒贝宁担任当代读书人，王嘉宁担任节目主持人，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

特点：

《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享誉中外、流传千古的典籍，讲述从典籍出发的中华文明史。节目依托典籍的文化IP，另辟蹊径捕捉典籍中的亮点，把“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构建成深刻全面且有洞见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对中华文明脉络进行梳理。节目设立“历史空间”、“现实空间”两大舞台创新节目形态，在历史空间中采用影视化拍摄手法，对典籍的故事进行可视化呈现。

节目邀请知名导演担当影视指导，口碑佳实力派的影视嘉宾进行故事演绎，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诞生源起和流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