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文人雅士众多，追求博学探索真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常常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个字来形容，此时文人雅士非常多，他们常常会从各种本源出发探索真理，所以诞生了许多哲学学派。魏晋时的许多人，都喜欢聚集在一起讨论真理。

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表达对文学的迫切渴求。正如现如今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在古代文人雅士对于真理和文学，也有自己迫切的需求，可以这句来形容他们迫切的心情。可是不过只要早点能够了解真理，听说真理和知识，学习到真理和知识，及时在晚上就逝世都是可以接受的，表达了他们的迫切渴望。

魏晋时期涌现了许多学派，追求真理成为时代需求。魏晋时期可以说是知识勃发，并且不断溢出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不乏有高颜值的美男子，而这些美男子大多有满腹才学，想起来都让人觉得羡慕不已。真想活在那个时代，虽然时代相对动乱，文学的气息却异常浓厚。

魏晋时期流行清谈，实乃时代需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由于时代的需要，处于各个国家割剧和分裂的局面，涌现出不同的学派，传递着不同的知识，思想各有不同，最终难以达到统一。这是百花争鸣的现象，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标志着时代的倾向，此时流行清谈成为了时代的需求。

前言

虽然说在当代社会当中讲究的是男女平等，但是社会对于男子的要求是更高一些的。男子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形象就是充满着阳刚之气，是一个有担当之人，现如今有很多的人看到了化妆的男子都会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女性专属。

其实大多数都是大众的刻板印象，现在男子的化妆是为了在容貌上有所改变，也是提升自己气质的一种办法。而且化妆这件事情在古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是以阴柔为美，对于男子的审美标准，是以女性的审美标准去看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存续了三百六十多年，在这其中有无数个王朝起起落落。

也正是朝代的更替，导致魏晋时期的人思想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这一时期，社会风气以及人们审美的观念都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时期的男性就已经开始化妆了。

一、魏晋时期的男性美标准：阴柔之美肤白貌美玉人之美

其实在古代绝大多数的朝代，对男性的要求都是阳光魁梧。说起肤白貌美一词想起的都是女性，这是对女性审美标准的形容词之一，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观念却有所反转。

他们认为男女都是需要美的是没有区别之分的，而且肤白貌美的男性是更受欢迎的，那时有一种独特的美颜方法，就是服用五石散。

五石散刚开始的配方是在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书籍当中出现过，主要是用于治疗伤寒疾病或者是中风，但是到魏晋时期，作用就有了一定的转变。

生成服用以后能够美容养颜，所以在那一时期流传起来之后，人们纷纷追求服用，希望能够有一个美丽的容颜。在魏晋时期，有一个词是形容男人的便是"玉人"，主要是指男性白皙美貌。

柔柔弱弱形态之美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对男性的要求应该是粗壮，体型硕大的，这样才能够实现男耕女织这种社会状态，但是发展到魏晋时期，男性的身材都是瘦长的，而且这是一种美，被称之为柔弱之美。

《世说新语》中形容竹林七贤嵇康形貌，言道：“身长七八尺寸，风姿特秀。”

气质脱俗精神超凡之美

除了在体型和外貌上所表现的一种偏向于女性化的美以外，对于男性的审美标准内在也是有的，就是精神上也要有超凡脱俗之美。

所指的也就是绅士风度，意思就是男性不能粗犷无礼，而是应该彬彬有礼又优雅，我体现的便是男子内在之美，气质脱俗之美。

如果说说话大大咧咧，没有优雅，那么会被人称之为是粗人。而魏晋时期对男子较高的评价一词就是美男，是指在外貌上肤白貌美，在精神上超凡脱俗，是一位绅士。魏晋时期的男子，为了能够体现出自身气质，多数都会选择仙气飘飘的衣服，行走时衣袂翻飞。

明眸亮眼之美

正所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能够反映出一个人是善是恶的地方，在魏晋时期，人们的审美标准之一就是眼睛，从眼睛当中便能够看出来一个男性的魅力，认为男子明眸善睐是有顾盼生姿之感。

如果说用这种词形容一位男性的话，不仅表示他是美男，更代表着他为人高洁又正直。《世说新语》中就有很多关于眼睛的描述，由此可见，在魏晋时期对于男性眼眸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二、魏晋时期男性审美标准出现的原因汉朝末期思想解放有了基础

汉朝是在秦朝灭亡之后建立的第二大统一中原的封建王朝，在经历了战乱以后，统治者自然考虑到百姓要休养生息，所以所推行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尊崇道教学说，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儒学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导致很多礼教思想开始流传。

而到了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我们国家，到汉朝末年时社会动荡导致很多的思想领域如洪水式爆发，曾经的道德规范已经被破坏了，而新的道德规范又没有完全建立出来。

在最初的时候，人们是遵循了儒家的教育，但是当礼制被破坏的时候，人们的精神就得到了解脱，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处事态度，而此时人们的处事态度是对国法礼法的轻视。在汉朝末年，人们的思想已经解放了，这成为了魏晋时期男子审美标准偏向阴柔化的一个基础。

化妆品一类物质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男性已经开始使用化妆品，他们会用女子化妆用的东西来涂抹自己的面部，所追求的就是皮肤白皙，不仅如此，还会用女性的口红，达到自己嘴唇颜色鲜艳的目的。最为前卫的是男子使用香水，当然与现代的香水并不是一种物质。

魏晋时期男子所用的液体是放在口中的，将这种液体放在口中，会使身体都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在魏晋时期还有一种特别高级的化妆品，就是胡粉。

因其来源是海外进贡，所以平民百姓肯定是用不了的，都是皇室贵族或者是有钱人才能够用的。化妆这件事情在魏晋时期已经普及，尤其是在男子身上体现度极高。

时局动荡，个体潜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乱世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这乱世之一，乱世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政权不断的更换，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活过得很苦，而在精神方面，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极为自由又解放的。

正是个体潜意识的觉醒，才使得在魏晋时期有很多的艺术出现，同时也影响到了人们的审美观念。

玄学盛行

在魏晋时期政治上的黑暗统治，导致士大夫们受到了很多的压迫，在思想上极为紧张，所以当时的人们不想再受到儒学的控制，在思想方面受到约束，而此时玄学就已经满足了当时人们的要求。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玄学兴起，人们就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在外貌和气质这方面。

⭐魏晋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个时代的风流名士与其它朝代有很大区别，他们不羁、豪放、行事不拘一格，在华夏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地一笔。

一、不尊礼法

这个特征在每个魏晋名士身上都有些体现，如刘伶醉酒，阮籍的青白眼，与猪共饮的阮咸，十分抠门的王戎。魏晋名士们坦胸露乳，大口饮酒，身穿布衣，共饮山林。

这种豪放，这种不羁也是魏晋名士们的真性情，但他们不尊礼法，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恩德、人伦、道义。

如，嵇康在吕氏兄弟一案中为吕安做证（吕安的兄长迷奸了吕安的妻子，反而诬告吕安不孝），然而因为嵇康得罪过钟会，钟会借机杀死嵇康。

嵇康临刑于东市，弹奏了那曲千古绝响，广陵散。

嵇康死去后，留下了一个儿子嵇绍，这个孩子被同为竹林七贤的山巨源养育。要知道，嵇康曾因为山巨源做官而与之绝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山巨源是君子，不计前嫌，在往日好友遭难后，第一时间把他的孩子收到膝下。

二、五石散

五石散在魏晋名士之间很是流行，其主要成分为雄黄、紫石英、白石英、硫磺、赤石脂。

这种原本是用来治疗伤寒的药物如果被正常人服食，那他就会身体发热，神识飘忽，自我意识膨胀，好像无拘无束，神游太虚一样。

五石散的副作用是很强的，如：吃散之后，一定要散步，大量吃冷东西，喝热酒，穿薄衣服，洗凉水澡。而如果你吃热东西、不走路，穿厚衣服，那你大概就要性命不保了。

另外，服药之后，人的皮肤特别敏感，很容易被磨破。新衣服比较硬，所以魏晋名士大多痛恨新衣服，而喜欢穿柔软的破旧的、没有浆洗过的衣衫，一副很艰苦朴素的样子。

这也是魏晋名士们坦胸露乳、身穿麻衣的主要原因。

三、不应征召

简而言之，就是朝廷请你来做官，但是你想出办法逃避朝廷的征召。

如，阮籍因为不想去做官，在朝廷的人来到家门前的时候，就在院子里裸奔，状态癫狂，于是朝廷的人看到这样的阮籍就回去了。谁会让一个疯子做官呢？

逃避征召并不能直接拒绝，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婉拒，不然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至于魏晋名士不愿做官是有原因的。

晋朝的皇室是司马家族，而司马家是凭借着篡位上位的，自然也就让天下士人所不齿，这种逃避征召的做法，其实是洁身自好的体现。

“魏晋风骨”，亦称“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士人们放浪形骸，离经叛道的特异风姿，其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不务正业”，“纵酒狂歌，放荡不羁，蔑视礼法”。这种背离中国传统士大夫行为规范的现象，尽管有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但却反映了传统模式被打破后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认识价值的取向。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应学说遂成为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天人感应神学曾经是权威思想之一，作为权威思想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同时还赋予人们共同的价值、符号、模式。指导人们的行为，主宰人们的心灵。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你，天人感应学说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人生无常、个体渺小、孤独生命的恐惧。人们的思想陷入极大地混乱、痛苦之中。一种迷惘、困惑、烦闷、焦虑的感受将无情折磨，碾压着人们的心灵，致使人们举止失措、乖张无常，各种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便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董卓之乱以来，皇帝竟被一群具有军事实力的悍将武夫们肆意玩弄于股掌之上，或废或立，或囚或啥，或劫以猎物，或挟以令诸侯，而上天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在传统士大眼中，无异于作为上天之子的皇帝被抛弃了，这对于那些熟读儒学经典的饱学之士来说，实在太残忍了，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事实。他们痛苦、焦虑、迷惘、因此而言语癫狂、举止乖张、嗜酒成性。正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全面崩溃，这才使得人们在思想陷入极大混乱中，从谈玄开始，便诞生了“魏晋风骨”。

二、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群体的影响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无休止的争夺厮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党锢之祸、尤其是汉天子成为军阀手中的玩偶受到嘲弄后，“天人感应”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彻底崩溃，群体意识鲜活的生命瞬间完结、个体意识被唤醒，传统社会与个体、君主与个体的关系被打得粉碎。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士人们完全作为一个依附性的群体出现在社会和历史舞台上。他们已习惯于把自己融入社会之中，通过把个体奉献给君主、国家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旦传统发生了裂变，依附的主体坍塌，无措的恐惧和尴尬就顿时包围了他们。

人不能没有生活的目标，不能没有理想信念，这是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封建士人尤其如此。所以，一种思想的崩溃，必定会引起其它思想的构建。

随着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的发布，司马氏打着“名教”旗帜杀死杀戮异己，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形形色色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何晏、王弼等在曹魏正始年间构建了“道本儒末”的理论模式，试图将个体人格与社会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个体的理想价值，又调和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司马氏的屠刀最终使之流产。

竹林的名士们目睹了险恶后，用自己的言行构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超越封建伦理秩序而使人的思想行为回归自然。它以对王权的否定，对儒家礼法的抛弃，对社会的反叛为主要特征，通过对传统和社会的对抗而进行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但这种理论体系因为嵇康等人的被杀而不能稳固地长期占据士人的思想。

向秀、郭象提出的“内圣外王”则吸取前者的教训，将个体与社会、名教与自然、内在的精神超越与外在的干进求禄糅合起来。东晋后期出现的儒、释、道三教互补 理论模式最终不断深化、完善为宋代理学，形成封建社会士人们新的精神支柱。

在上述重建的诸种思想模式中，“越名教而任自然”却成为了这一时代思想意识的主流。其具体特征表现如下：

清谈玄远的言语、放荡怪诞的行为，放任越礼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气质。

这些思想行为使魏晋风度发挥到了极致。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的《酒德颂》，刘义庆记载魏晋士人言行举止的《世说新语》，无不表现出这种对礼教鄙弃反叛，对个性生命极力张扬的特征来。

这就是，在魏晋士人看来虚伪的伦理关系远远没有刀光剑影中生命的存在有价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也远远没有无拘无束、享受自由的理想实在。

因此，放弃入仕、超越名教，解除君臣关系变得合情合理，这便是魏晋风度对当时士人群体的一个重大影响。

结语

从魏晋风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自由的人格理想的追求和那种前所未有的洒脱。阮籍的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刘伶恣意放荡，以宇宙之狭，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还有他们共同的竹林之游，酒醉不醒

然而，他们真的彻底忘记了作为士人，传统和现实赋予的责任了吗？真的能身心皆适，无牵无挂地皈依自然吗？

阮籍何以但愿长醉不愿醒，长歌当哭？刘伶以酒为命，裸身散发，嵇康服药笑傲，《广陵》绝响，阮咸等与猪共饮，发泄愤懑，都是在司马氏政权设置的罗网中进行无奈的挣扎，他们自残其身的醉酒、服药看似珍惜生命，实则残害性命；从他们行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逃避现实的外在表现，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痛苦万状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率意独驾、恸哭而返”，正是其内心压抑、痛苦万状而又无由发泄的真实写照。可见魏晋风度是建立在烦躁与痛苦之上的无奈之举。传统和责任并不因他们建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烟消云散。相反，他们被抛入社会与个体无法调和之矛盾的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