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开始琢磨向西发展，于是眼睛就盯上了张鲁和刘璋，

于是刘璋当时他的压力很大。不仅因为曹操有一统天下的气势，同时北方从刘璋分出去的汉中张鲁一直对自己很不服，想要咬一口。

他曾试图向曹操示好，可问题是曹操剿灭其他诸侯以后，无论是被击败也好，还是主动投降也好，除了臧霸以外，几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盘。这恐怕是刘璋所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刘璋在很多人的建议下，想到了刘备，刘备是汉室宗亲，喜欢帮人，打仗也还行。那为什么不能把他请过来帮自己一把呢，

于是，刘备就被刘璋请了来帮忙。

结果是，刘璋没想到的是，刘备这个人，只要帮别人的忙，就会把别人的地盘帮到自己的手里，帮陶谦，帮出了三让徐州。帮刘表，现在刘表没了，刘备却壮大了。

就这样，刘璋请刘备帮忙，地盘也帮到了刘备手里。

益州当时的地盘，最主要的两块就是巴地和蜀地，巴地和蜀地的名字应该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和蜀国有关系。

刘璋当时是益州牧，治所在成都，是蜀地的核心地带。

蜀前期是六郡，分别是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江阳郡、汶山郡、汉嘉郡，后来增设了东广汉郡，最终为七郡 。

其中以广汉、犍为、蜀郡为最大，号称“三蜀”。

成都、广都、新都（属广汉）被称为三都，是蜀中三大名城。

刘备在攻取了蜀地之后，开始外派自己的人，进行治理。

当时的国家是郡县制，所以，相当于现在的市级单位的郡，就是当时的一级行政区了，郡守自然也是封疆大吏了。

下面让我们盘点一下，蜀地都有哪些郡，都有哪些人做过郡守。

蜀郡，中央直属区，郡守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啊。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与张飞、赵云合力攻下成都，也标志着蜀郡的攻战。刘备称制后，以成都为国都。

刘备攻城之时，刘璋任命许靖为当时的太守。但是刘备围城时，许靖企图越城投降，不过事泄并未成功。刘璋呢，也施了个好心，感觉益州即将失陷，也没有处决许靖。

刘璋投降后，刘备就觉得许靖背主，有点看不起许靖，所以把他喜欢的法正安排成了太守。

其实严格的来说，法正和许靖不都是背主投降的吗，有啥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但人家刘备不这么以为啊。

当然，法正后来和刘备说，许靖这个人，虽然人品不咋地，但人家名声大，好好用，有好处，于是刘备也开始重用许靖。

法正干了几年蜀郡太守。到了218年，刘备要攻打汉中了，法正作为当时刘备认可的第一谋士，自然要跟着去做参谋了。于是诸葛亮就推荐杨洪担任蜀郡太守。

后来刘备伐吴，刘禅做为太子留守，杨洪被指定辅佐太子。

王连接任蜀郡太守，王连比较厉害的是玩经济。在他的处理下，蜀国治盐什么的，财政到是不愁。

中间刘备夷陵战败，退守到白帝城后，诸葛亮也被刘备召到白帝城，汉嘉太守黄元趁机叛乱，杨洪于是指导刘禅紧急处置，最终派兵，生擒黄元。算是给蜀国立了一大功。

刘备死后，王连被转任迁屯骑校尉，兼任丞相长史，加封平阳亭侯。蜀郡太守继续由杨洪担任，后来的杨洪一直干到228年，卒于任上。

杨洪之后，蜀郡太守，由射坚接任。射坚也是一直干到去世。

紧接着，张翼从广汉太守之职上，转任蜀郡太守。232年，张翼去做庲降都督。

张翼以后，吕乂从广汉太守，调职到京城任蜀郡太守。当时也是诸葛亮刚刚去世，有很多士兵开小差，吕乂进行防范禁止，他对士兵们开导劝谕，制止了这种现象。

后来，吕乂进入朝廷，在董允去世（246年）后，担任尚书令。251年去世。

吕乂之后，蜀郡太守无记录。

蜀郡太守任职顺序： 许靖（刘璋时期）->法正（214 年 -218 年 ）->杨洪（218 年 -220 年 ）->王连（220 年 -223 年 ）->杨洪（223 年 -228 年 ）->射坚（228 年 -230 年 ）->张翼（230 年 -232 年 ）->吕乂（232 年 -246 年 ）->未知(246 年 -263 年 )

广汉郡，紧临中央的郡，相当于现在的天津市

广汉，位于成都以北一百二十里。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率领庞统、黄忠、魏延等人攻下。当时还没有拿下蜀郡呢。

当时的广汉郡还包括后来的汉中范围内的梓潼郡，梓潼郡是217年，刘备又从广汉郡中分出来的，然后梓潼郡太守给了霍峻。

广汉郡和蜀郡的关系，就好像天津和北京的关系。 很多人都是先升为广汉太守，然后转任蜀郡太守。 广汉也是郡守换得最频繁的郡。能数出10几位来。

根据史书上的各种资料，我大概推测整理出了这样的个顺序。

广汉郡攻下以后，后来随刘备入蜀的张存担任第一任太守，

张存本来也是刘表手下的人，算是荆州派的人，但他和庞统一直不对付，瞧不上这个当时的刘备眼中的第二谋士。

就在第二年，庞统死了以后，刘备很伤心，但张存却说一些怪话，惹怒了刘备，于是把张存撸了。

换成了夏侯纂，可惜的是，夏侯纂没多久就去世了，邓芝接任广汉太守。

邓芝因任官公廉且有治绩，很快就被征入朝为尚书。

射坚接任为广汉太守。射坚后来在杨洪以后，转任蜀郡太守。

刘备去世后，姚伷在建兴元年（223年）担任广汉太守。

姚伷以后，张翼短暂地接任过几年广汉太守。张翼后来在射坚以后转任蜀郡太守了。

这中间，马齐先是做丞相掾，然后又任广汉太守，诸葛亮北伐时，他还兼着参军。后来专职做参军，诸葛亮死后，他升成了尚书。

诸葛亮北伐时，吕乂也曾为广汉太守，负责给计划亮转运粮草等。工作比较细致，因此，诸葛亮死后，吕乂被推荐转为蜀郡太守。

吕乂之后的广汉太守有可能是何祗，也可能是罗蒙，这二人应该是就在诸葛亮死后，分别担任过广汉太守。

何祗是诸葛亮亲自考察过的人，当过县令，汶山太守，广汉太守，犍为太守等。

罗蒙是罗宪之父，罗宪在蜀亡时，以2000兵力，据守巴东永安城，因为已经奉刘禅之诏要降魏，因此吴国来攻时，坚守不降吴，后来在西晋也是很有名的。

再后来直到蜀亡之时的广汉太守，可能是镡承，但镡承的经历以后续的情况未知。

广汉太守任职顺序： 张存(213 年 -214 年 )→夏侯纂(214-216 年 )→邓芝(216 年 -220 年 )->射坚(220 年 -223 年 )->姚伷(223 年 -228 年 )->张翼（228 年 -230 年 ）->吕乂（230 年 -234 年 ）->何祗(234 年 -240 年 )->罗蒙(240 年 -250 年 )->镡承（240 年 -263 年 ）

从广汉郡再次分出来的东广汉郡

东广汉郡是又把广汉郡东部的几个县分出来设立的郡，郡治在郪县，但是设置时间，说法不一。

《华阳国志》中记载是在蜀汉延熙中期（238至257）设置。《晋书地理志》说是在蜀汉建兴二年（234年）立。

东广汉郡太守未找到相关的记录，仅发现习祯有过做南广汉太守的记录。《三国志集解》说南广汉太守就是东广汉太守。

也有人认为习祯做的应该是广汉太守，大约是在章武元年之前做的。此事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东广汉郡太守任职顺序： 习祯；

犍（jian）为郡

犍为在成都南，现在的乐山，宜宾，资阳三市 组成的三角区域内。峨嵋山就在此郡。犍为也的蜀郡挨着。

这个郡既不是国都，也不是战争区，也没有叛乱的记录，重点以发展农业为主，所以，名将担任郡守的情况比较少。

建安十八年（213年）赵云率军攻下此郡，也是早于蜀郡的攻取时间。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又从中划分出朱提郡，朱提郡后来归为南中的郡。

刘璋时，何彦英为犍为太守。刘备拿下拿下犍为郡后，何彦英辟为从事祭酒。

然后把同样是刘璋那边投降过来的李严任命为犍为太守。李严在任上，干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表现出其优秀治政能力：凿通天社山，修筑沿江大道，大兴土木，把郡城整修一新。因此，在法正等一干元老们都去世的情况下，刘备伐吴失败，想交待身后事时，李严成为诸葛亮之后排第二的托孤大臣，都督江州。

李严以后的犍为太守，是龚谌。

龚谌和他的三个儿子，在蜀国都是大官，他的三儿子龚衡，后来也做过犍为太守。

龚谌在太守位上时间比较短，有可能是病逝于任上。

王士从宕渠太守的任上，接任犍为太守，后来，诸葛亮要南征，把王士调任为益州太守，可惜的是王士刚到任后，正要配合诸葛亮南下，结果被蛮夷所害。

陈震短期担任过犍为太守，然后在诸葛亮南征时，入朝任尚书。

陈震以后，直到诸葛亮去世前，犍为太守为李邈。

李邈是益州派的代表。因为本土益州派长期被打压，在诸葛亮死（234年）后，第一个跳出来为益州派争权，他在诸葛亮大丧期间，对刘禅说，诸葛亮这样的人死了，我们应该庆祝。刘禅对此十分气愤，将李邈关进牢狱，并诛杀。这可是刘禅少有的杀大臣的记录，足见刘禅的气愤。

李邈之后谁接替的犍为太守，没有特别清晰的记录，应该是龚谌之子龚衡。

龚衡干了几年后，接替他的是从广汉太守调过来的何祗。

何祗在前面说过，诸葛亮亲自考察过，觉得很有真才实学，后来一路上升，但是奇怪的是，别人是从广汉太守升蜀郡太守，他是从广汉太守到犍为太守，这中间有一定的可能是得罪了某些领导。何祗后来一直在任上干到去世，接替他的是蜀国最后一任犍为太守王离。

后人给王离的评价是，治理百姓有很好的成绩，虽然聪明不如前太守何祗，但文采却超过他很多。

犍为太守任职顺序： 李严(213 年 -223 年 )→龚谌(223 年 -224 年 )->王士(224 年 -225 年 )->陈震(225 年 -225 年 )->李邈(225 年 -234 年 )->龚衡(247 年 -250 年 )->何祗（250 年 -255 年 ）->王离（255 年 -263 年 ）

地处大雪山的汶山郡

汶山，位于蜀郡以西，高山雪山为主，在成都能望见的西边雪山就有此地。当年更是气候异常，冬天都不适合居住。

汶山郡之前或立或废，变化很多。不立的时侯，一般就是蜀郡的一部分。

刘备称帝的时侯，把汶山郡重新独立了出来，汶山郡的郡治就是现在的汶川县（08年大地震的中心，默哀）。

汶山一带多为雪山，当时也是和南中各郡类似，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部落，不是很太平，所以，汶山郡的郡守就多为武将。

汶山郡刚独立出来的时侯，跟着先主从荆州来到蜀地的陈震做第一任太守。后来刘备去世，诸葛亮主政，陈震转任犍为，再后来，225年，陈震入朝拜尚书。

陈震之后，诸葛亮考察并认可的何祗，经过县令的历练，提拨上来当了汶山太守。

何祗后来转任广汉太守。

史书记录，231年左右，汶山羌人趁诸葛亮北伐，有叛乱，张嶷曾带兵征服。

蜀汉的中后期，是王嗣担任汶山太守，王嗣是武将，他还担任着西安围督，安远将军的职责。

史书记载王嗣为人笃厚忠实，对羌胡各部施以恩信，使许多桀恶不驯的部落归附于蜀汉，安定了蜀汉北境。大将军姜维每次出兵北征，羌、胡各部落都会提供马、牛、羊毡及军粮等物资，对蜀汉大有帮助。

到了蜀汉的末期几年，王嗣跟着姜维北伐，为流矢所伤，数月后去世。

王嗣以后的汶山太守，无记录。

汶山太守任职顺序： 陈震(220 年 -225 年 )→何祗(225 年 -234 年 )->王嗣(238 年 -257 年 )-> 未知(257 年 -263 年 )

汉嘉郡

汉嘉郡在蜀郡的西南，最初也是蜀郡的一部分。

刘备称帝时拆分蜀郡，分出了汶山郡和汉嘉郡，治汉嘉县(今四川芦山县)。辖境相当今四川省雅安、芦山、名山、天全、荥经、汉源等市县区。

汉嘉第一任太守是黄元，黄元出身于哪里不清楚，估计是以前益州刘璋的旧部，刘备为了安抚益州旧部而安排的太守。

但是黄元对刘备却不服。于是223年刘备，在听到刘备夷陵兵败，并且病倒在白帝城时，黄元举兵反抗了。

223年二月，诸葛亮去永安领托孤重任。三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蜀郡西南，现在的四川邛崃市临邛镇）。

幸好这时杨洪在刘禅身边，他及时的派遣将军陈笏讨黄元，元军败，顺流下江，想逃往吴国，但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被处斩。。

汉嘉郡太守后来无记录。有可能后来这个郡撤掉了重新划归了蜀郡。但是无相关的记录。

汉嘉郡后来有一条记录是关于杨仪的。诸葛亮死后，杨仪虽然在和魏延的斗争中胜利。但是却发现，诸葛亮早已安排了蒋琬。他一生气，就开始乱说话。最后被其他人弹劾，被贬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后来继续乱说被抓下狱，自杀了。

说明，至少在诸葛亮死后的几年内，即235年以前，这个郡肯定是存在的。

汉嘉太守任职顺序： 黄元（221 年 -223 年 ）->后无

江阳郡

江阳郡在巴郡和犍为郡中间，现在的泸州市范围。

江阳郡最初是犍为郡的一部分，刘璋时期觉得有犍为郡太大，于是分出了江阳郡，在刘璋时期，程畿任江阳郡太守。

213年赵云率军所攻取，刘备定蜀之后，程畿成了刘备的参谋人员。

刘邕任第一任江阳太守。

刘邕和魏延、郝普是老乡，是随刘备入蜀的人员之一。后来的刘邕转向了军队发展，历任监军、镇南将军等职。

中间，彭羕曾被刘备要安排去做江阳太守，但估计未成行。

彭羕一个益州本地人士，刘备任命为治州从事，他就表现的很轻狂，诸葛亮没看上他，和刘备说这个人不可靠，刘备也准备考察他一下，于是就安排他做江阳太守，到地方上去考察一下。

但是彭羕就不乐意，于是跑到马超家里，和马超说牢骚话，和马超说，你在外，我在内，不就可以成事了吗？

马超年轻时风光无限，一度也还是诸侯，但现在委身蜀汉，自己的家人也在多年的折腾中死的没剩几个了，现在跟着自己在蜀汉的，也就是弟弟马岱和一个女儿了。他还那有什么其他的心？

马超一听彭羕可吓坏了，想想当年的韩信，这话要是让别人知道了，那不就完了。

马超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彭羕的话，报告给了刘备。

彭羕于是被抓，然后被处死。

刘邕转军职后的江阳太守无记录，

到了蜀汉中后期，王山担任过江阳太守，王山是王连之子，王连在诸葛亮南征时是丞相长使。

王山任了多长时间太守，以及他前边，后边都有谁任太守。史书无记录。

江阳太守任职顺序： 刘邕（221 年 -223年）->彭羕（刘备准备让他去做，但未成行）->王山（235 年 - ？）

注：以上任职时间，因为缺少具体的记录，是整理现有的人物历史记录大致推测的，可能有不准，欢迎指正。其他的郡守的的时间线同理。

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外大范围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其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200年，一条鲜为人知的经贸大通道就已经在运作了， 它就是由蜀商开拓的“蜀身毒道”，后世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这条中国古代的国际商贸通道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总长2000多公里。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之前，这条路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商品贸易。蜀商为了商业利益开辟了这条贸易通道，同时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也成就了蜀商极高的商业地位，他们将蜀地的商品销售到国内外的广大地区，影响之深远为后世所惊叹。

史家对西汉蜀商的记载, 最早见于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 战国时期巴蜀的繁荣与富庶离不开这些蜀商。到了西汉，巴蜀地区以成都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成都的户数高达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 80800户，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为当时全国的3大城市。

成都平原

成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成都还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那时可是当之无愧的“北上广”一线城市啊！

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最先着墨的就是蜀商，分别是卓氏和程郑，被司马迁列为西汉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司马迁如此看重蜀商，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蜀商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这里提到蜀商把蜀枸酱千里迢迢经过西南夷地区贩至南越国。

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考古发现，蜀商很早就开始与印度、缅甸进行商业来往了。 20世纪80-90年代，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生物学家考证这些物品的产地只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证实了蜀商与印度、缅甸的商业往来。

不仅是南亚，蜀商也开辟了中亚市场。1936年在中亚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出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亚历山大城，城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也被认部分是蜀商运抵的。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见蜀商的商业影响力之大。

蜀商还将商品和蜀文化传播至南越国，在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

在东北亚，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曾经出土不少中国丝织品，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出土了一批蜀布和广汉郡的漆器，都被认为与蜀商有密切的联系。蜀商的商业足迹覆盖面广，是因为他们很早就通过蜀地的各条对外商贸通道与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在当时无疑是开创性的。

张骞出使大夏时，发现了当地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对蜀商的商业表现很是惊讶，并报告了汉武帝。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据研究表明，早在商代蜀商就已经往来于“蜀身毒道”上。西汉时期，蜀地外贸主要输出蜀锦、茶叶、漆器、铁器等产品，当时卖到身毒、大夏的物品不不止邛竹杖、蜀布，只是张骞只看到了这两种罢了。

而蜀商对外贸易的成功也无疑极大鼓舞了汉武帝和张骞开通丝绸之路的决心，并影响了中国和世界2000多年。

巴蜀大地在人们印象中，那可是闭塞，交通不便的代名词，以至于唐朝大诗人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家喻户晓。

既然是交通不便，蜀商是怎么将商品运出蜀地，从而做出这么大的成就？这不仅让人好奇心倍增，其实这是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我们就来看蜀商是如何做到在商业领域独步天下，成功致富的。

蜀商在商界的成功以及将商业贸易扩张到国内外广大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巴蜀地区远离战火硝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蜀商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巴蜀地区位于西南腹地，地形易守难攻，利于防御和自身生存。自从公元前 316 年巴蜀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之后，作为秦国的后勤基地，蜀地一直处于相对和平安宁的政治环境之中，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反观其它地方，不仅经历了战国七雄争霸和秦国统一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又发生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战火四起、满目疮痍。西汉统一天下后，由于战争的摧残，各地商业贸易恢复也非常缓慢。

而巴蜀地区，受战争的直接冲击小，社会经济保持了稳定，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均得到较好的保护，商业发展一枝独秀。

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下》:“巴、蜀、广汉 本 南夷,秦 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从夏商开始，蜀地农业便持续发展，至西周时期蜀地己经成为重要的富庶农业经济区。

除农业外，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为冶铁、、盐业、纺织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优良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相互促进，使得人们衣食富足，产生了极大的商品交换需求，为蜀商经商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历史上蜀道的不断拓展也为蜀商与外界交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但四川盆地封闭式的地理环境，令其对外交通十分不便，道路难行，但地理的不便和封闭却挡不住古蜀人对外开放交往的决心和意志。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南面的云南地区，东面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无数条通往外界的曲折道路，许多陆路也由人行马驮的小道拓展为走马行车的大道。

据考证，当时蜀地通往外界的道路有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剑阁道、阴平道、米仓道、越雟道、僰道、南方丝绸之路(今称)和长江上游的水路等十余条，这些都为蜀商与外界商业贸易提供的非常便利的条件。

蜀地陆路相对难行，但水路交通却非常发达，发达的水路离不开那些优秀的中华先祖。大禹在川西高原岷山地区及川东重庆地区治水;春秋时期，开明帝鳌灵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筑都江堰工程，将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内江流经成都城外，东流而下，在嘉州与青衣江汇合，至今宜宾与金沙江相汇，因而古代成都的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成都平原更是沃野千里。

李冰父子

正是由于古代先民对于岷江的开发和利用，令航运极为便利，沿岷江而下即可东入长江，经三峡，出夔门，可直达吴楚。

《战国策》载:“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徇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指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巴蜀水路交通的发达，也使得军事行动得以顺利开展。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秦将司马错、张若在成都等地造船积粟，率巴蜀之众10万，大舶船万艘，米600万斗，日行300里，浮江伐楚”；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萧何发蜀地“万船”载军粮沿江而下支援前线；汉武帝时期，江南、山东发生水灾，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以解江南之困，数以万石的巴、蜀之粟即通过岷江一长江航运运至灾区，赈救灾民。

可见巴蜀地区因为水路交通发达，不仅成为秦汉帝国统一天下的后方基地，也是和平时期救助灾民的重要通道，更是蜀商将商品畅通地销往国内外广大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先秦时期的蜀国就有多条联通外界的通道，既有由岷江、沱江通向巴、楚，汇入长江而抵吴越的水路;又有北联关中、南接滇僰的陆路;还有水陆相继通达南越的商道。西汉时期蜀地道路交通建设也如火如荼，可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最终让蜀商的商业活动更加便利，将商品行销全国乃至国外。

3、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进行开发和建设，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蜀地经济和商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蜀商也为之崛起。

秦惠文王灭巴蜀之后，为巩固统治和开发巴蜀开始大量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輙徙其豪杰於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

秦国以及其它六国大量的贵族、工匠、豪强地主、富商巨贾，纷沓而至蜀地，他们很多人从事工商业，从而发家致富，前面提到的卓氏和程郑就是优秀的代表。

巴寡妇清

另外秦汉时期国家的鼓励政策使得商业发展得以兴盛。秦始皇曾对以畜牧及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和开采丹砂的巴寡妇清倍加赞赏。

《史记·货殖列传》有如下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羊。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之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也

这里的意思是说乌氏倮和巴寡妇清，因为有经商头脑、懂得致富受到秦始皇的赞赏。到了西汉时期，汉惠帝、吕后、汉文帝都出台了很多吸引移民，发展商业的优惠政策。其中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对巴蜀商业的发展最为利好，文帝赐宠臣蜀郡南安人邓通拥有严道铜山，可以私自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

蜀商掌握先进冶铸技术与汉初朝廷对私营盐铁的宽松政策相互作用，让蜀地冶铁业迅速发展成为蜀地的龙头产业，并推动了农业、手工业、交通建设、商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

商人地位在法律上虽然不高，但实际获利却最好，“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成为真实写照。

武帝时期，政治上在西南夷、南越统一置郡，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政策，抑制了私营工商业;另外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北方丝绸之路”取代“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蜀商的发展势头，但蜀地仍然依靠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和丰富的物产资源持续推动蜀地的商业贸易发展。

秦汉两朝持续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给蜀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蜀商做大做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蜀商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开拓冒险精神也是其能富甲天下的重要原因

商人都是非常头脑的，蜀商更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代表，他们会发现地理区位优势，利用巴蜀丰富的矿产获取利润。就如蜀卓氏看中了临邛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就迁移到那里，除了铁矿资源，他还了解到这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良好的商业氛围，不久他就富甲天下，成了西汉前期首富。

冒险精神也是蜀商的优秀品质，为了追求丰厚利润，蜀商跋山涉水，飘洋过海将他们的商品带到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敢于开辟新的贸易商道，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商业往来，有时为了取得高额利润也敢以身犯险从事走私贸易。

巴蜀地区经济繁荣，物产资源丰富，而蜀地南面的西南夷、南越则经济相对落后，对巴蜀地区的铜、铁、竹木、纺织品等需求很大，于是蜀商就将铁器、蜀布等商品贩至西南夷，以交换西南夷的马和牦牛等，双方各取所需。

秦朝时曾管理西南夷一些地区，秦朝在这些地方设置官吏管理，当时的西南夷与巴、蜀、关中之间商业往来很多。但汉朝建立之后，汉武帝之前西南夷、岭南等地区并未完全并入中国版图，加之北方匈奴边患严重，汉朝专门应对匈奴，就关闭了蜀地与西南夷的要塞通道。

当汉朝关闭了这些要塞通道后，蜀商为了获取利润，有的冒险犯法向这些地区出口被汉朝法律所禁止出口的粮食、武器等;一些蜀商越境贸易或进行边境市场贸易也未持有汉朝政府颁发的‘符’、‘传’、或‘过所’等，对此行为汉朝廷是采取严厉打击态度的，汉武帝时期就一次就处决了长安城里涉嫌有走私行为的500多个商人，但在丰厚利润诱使下，蜀商仍然以身犯险。

汉朝前后西南夷先民形象

《史记·西南夷列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 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窃出商贾就是指蜀商从事走私活动。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从秦惠文王灭巴蜀到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南越，将它们纳入郡县管理之前，蜀商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冒险开拓精神利用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交通优势，以丰富的资源为基础，在秦汉王朝政策的扶持下迅猛发展，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前就将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和丰厚利润。

关于汉中这个地方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如果从中国历史上的汉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汉中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出现时，很多时候都是和另一个地区捆绑在一起，那就是蜀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地区。

当年汉高祖被项羽封为汉王，其控制地区就包括汉中和巴蜀，在西汉时期，汉中郡更是直属益州刺史和巴蜀地区处于同一行政区划管辖内。

在之后的三国时代里，刘备在称帝以前也是自称汉中王，称帝后汉中也同属蜀国的管辖之下。可以说，在我们印象里的汉中，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和蜀地如影随形、不分彼此。

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汉中其实并不归属于四川省管辖，而是归属陕西省管辖。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到好奇，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和蜀地如影随形的汉中地区最后却走向分道扬镳，被划归陕西管辖了呢？

要了解这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汉中与蜀地之间的地理情况，这是汉中被划出蜀地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汉中和蜀地的情况非常相似，众所周知，蜀地地处四川盆地，四周山地环绕，自成一片天地，而且蜀道之险也是历史上知名的，有诗仙李白的《蜀道难》传颂至今。

而汉中虽然不像蜀地的情况那么极端，但是也不逞多让。汉中的北部是著名的秦岭山脉，而南部则和大巴山脉接壤同样构成了一个盆地的地形。无论是四川盆地还是汉中盆地，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易守难攻。在天然的地理条件下，这些地方很容易就可以通过把守住一些进入盆地的交通要道和关隘就可以形成封锁，从而达到自成一片天地的效果。

除了地理条件以外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地方的资源条件。蜀地的条件之优秀自从李冰父子修建好都江堰之后便得以展现，由于都江堰的存在，成都平原的水文条件得到很好的控制，使得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了著名的"天府之国"。

汉中的自然资源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汉中作为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的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很适合进行耕种，而汉中坐拥汉水水系和嘉陵江水系两大水系，同样不缺少水源。这些条件的累积使得汉中成为了中国古代著名的粮仓。

所以，汉中和蜀地极其相似的条件，以及这两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捆绑到一起，并且本来又有接壤的的情况存在。这就导致了两个地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论是文化上还是风俗习惯上都非常相似。而这也导致了如果出现叛乱，这两个地方容易串联到一起，形成割据。

中国历史上占据着西南地区形成割据之势的时候不在少数，从古蜀国到汉高祖刘邦借西南地区起家最后建立汉朝，再到刘备以蜀地、汉中为根据地建立蜀汉政权，再之后五代十国中的前蜀和后蜀，更不用说什么王小波、李顺起义这种爆发于蜀地的农民起义了。反正只要在蜀地形成割据，对朝廷来说都是件很头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