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安徽天长人，是清代著名女算学家、文学家，

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王贞仪撰写的《月食解》一文，精辟地阐述了月食发生、月食和月望以及食分深浅等知识。

基本介绍 本名 ：王贞仪 字号 ：德卿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安徽天长 出生时间 ：1768年 去世时间 ：1797年 主要作品 ：《西洋筹算增删》 生平简介,简介,记载,著作,家世背景,人物成就,数学家,探索,科学工作,精神品质,人物故事, 生平简介 简介 王贞仪(1768 ～1797 )，字德卿，原籍安徽天长，迁居江宁（今南京），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宣化太守王者辅孙女，诸生詹枚妻。十六七岁曾随父宦历楚粤，出塞省视。从蒙古人学骑射，通星象，精历算，工诗文，通医理，其诗质朴无华，情感真挚。 记载 胡思敬《十朝新语外编》载：“嘉定钱大昕重其学，以为班昭以后一人而已。”南京藏书家朱诸曾为《德风亭集》写跋中说：“德卿于书，无所不窥，工诗古人辞，尤精天算，贯通中西。自古才女如谢道蕴、左芬之属能为诗矣，未闻其能文章也；曹大家续汉史矣，宋宣文传周官矣，未闻其通天算也。德卿以一人兼之，可不谓彤管之杓魁青闺之收并乎？”用桐城学者肖穆在《女士德卿传》中赞扬王贞仪的话来概括，就是“兼资文武，六艺旁通，博而能精”。 著作 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星象图释》、《重订策算证伪》、《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文学著作有《德风亭诗钞》、《德风亭集》等。 家世背景 王贞仪的成长与她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她家原籍安徽天长市，祖父时迁居金陵（今南京）和吉林。她的祖父王者辅，字惺斋，曾任丰城知县和宣化知府，精通历算，著述甚丰。特别是她家藏书丰富，据说有七十五橱，这些书籍对王贞仪的成长有很大影响。王贞仪的父亲王锡琛，生活坎坷，屡试不第，但他精通医学，以行医为业，在他的影响下，王贞仪也精通医学。 但是，对王贞仪的成长，特别是对王贞仪在科学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她的祖父。王贞仪在《敬书先大父惺斋公读书记事后》一文中说：“贞仪幼侍大父惺斋公，公细训以诸算法。即长，学历算，复读家藏诸历算善本十余种，潜心稽究十余年。” 人物成就 数学家 从她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的女数学家。 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运算元，是一种棒状的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的一批同样长短粗细的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的，不用时放在特制的算袋或运算元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的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套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的记述，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的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的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的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的乘除法筹算的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很多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的是由外国传入的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的历史只有100年。 探索 探索自然奥秘地球是一个大圆球，站在地球“边缘”和下半球的人为什么不会倾斜和摔倒呢？这个问题对现代的人来说已是普通的常识，不用发问。可是在互8世纪末叶时，虽然我国大多数学者也都承认地球是圆的，但却很少考虑或回答不了这个不倾斜摔倒的问题。唯有初出茅庐的王贞仪，经过仔细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通俗的解释。她在《地圆论》中说，地上的人都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正中，因此远看别的地方都是斜立的似乎都该倾倒，实际都不倒，难道不是因为各地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吗？这就是说，人们生活的地球，处于四周都是天空的空间之中，对宇宙空间来说，任何地方的人头上都是天，脚下都是地。王贞仪正确地认为，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中，没有上、下、侧、正的严格区别。这是一个很可贵的认识。 科学工作 王贞仪29岁的短暂一生，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她精通地理、数学、医学和诗文绘画，也懂得气象，“言晴雨丰欠辄验”，真是一位多才多艺，才气横溢的青年女科学家。她的文章“皆质实说理，为不藻采”。当然，王贞仪最有造诣的还是天文学。她把自己研究天文学的成绩写成不少著作，其中许多已被湮没，现今能看到的只有《金陵丛书》中的《德风亭集》卷五、卷六和卷七中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心得体会。如卷五中有《岁差日至辩疑》、 《盈缩高卑辩》、《经星辩》、《黄赤二道解》；卷六有《地圆论》、《地球比九重天论》、《岁轮定于地心论》、《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一、二、三》；卷七有《月食解》、《勾股三角解》等。据传她的著作共有64卷之多，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读到很少一部分了。 精神品质 王贞仪博览群书，锲而不舍。对古籍中的天文资料她仔细体会，吸取营养。当时一些历书将恒星年同回归年的区别说成了起于汉武帝进行太初改历的时候。王贞仪指出，这种差别并不是起于《太初历》，而是自晋代虞喜发现“岁差”以后才“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历书上还说，由于岁差，春分点逐渐东移。王贞仪也指出，这是错误的。岁差引起的春分点移动是西移而不是东移。 另有一些人认为，岁差可以用“土圭”测得。王贞仪指出，上圭只能测日影，哪能测岁差？岁差只有用“中星法”才能测出。在我国何时产生“定气”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古人对日行迟疾没有认识，“定气”始于唐代历法。王贞仪批评说，这又错了。“定气”开始于北齐的张子信，其后隋代刘悼，唐朝李淳风和僧一行才测得更加精密了。王贞仪这些批评和见解，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实际。她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如今仍使我们钦佩。 同任何科学家一样，王贞仪在科学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她要从事科学，就必须同科学的敌人，首先是同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进行斗争。还在她刚开始钻研天文和做诗绘画的时候，就有一班封建卫道士嘲笑地说，女孩子的正当职业是酒食缝纫，不应以文史翰墨为事，甚至攻击她从事科学是想青史留名。但是王贞仪的反叛精神使她没有屈服。她据理驳斥，坚持为科学开辟道路。她在一首诗中写道：“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顽强地顶住封建礼教的重压，不屈不挠地进行科学研究。王贞仪与封建伦理的抗争，在她的不少诗文和书信中都有表白。她简直是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为妇女的地位呼号。历史事实也说明，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就越要把天文学拉入迷信的泥坑，如利用天文搞“风水”之类。面对这些邪恶，王贞仪在《葬经辟异序》和给她父亲的一封信里，明确宣布，这些东西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绝不会影响子孙后代的贫富贵贱。还有人抬出所谓“风水”本是古代圣贤倡导的，以此来吓她。王贞仪更指出，这正是那班圣贤的缺点，学古人必须取批判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王贞仪的科学成绩正是在同这些谬端邪说的斗争中取得的。 人物故事 十一岁时，王贞仪随祖母去吉林为祖父奔丧，到宣化府生活了5年。其间结识女友，研讨学问，又“学射于蒙古阿将军之夫人，发必中的，骑射如飞”。少年时代的王贞仪已经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后来她又随同祖母和父亲去过北京、陕西、湖北、广东和安徽等地，游览名胜古迹，见闻颇多，也接触到不少社会实际。后来她和安徽宣城的一个叫詹枚的青年结了婚。 但是她在操持家务之余，仍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我国形成了以梅文鼎（1633-1721）、梅珏成（1681-1763）为中坚骨干的安徽数学学派，祖籍安徽的王贞仪是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她在数学研究中，注意吸取包括梅文鼎在内的中西算法之长，改进概括，化繁为简，灵活运用，不受旧方法旧思想的束缚。她在《勾股三角解》中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论述：“中西固有所异，而亦有所合。然其法理之密、心思之微，而未可以忽视。夫益知理求是，何择乎中西？唯各极其兼收之义。” 她对探索宇宙星辰的奥秘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她不仅阅读中外天文著作，还长年坚持夜观天家，日算星辰，日积月累，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第一个天文数据资料。她对西洋传入的天文学是一分为二的，认为“西历虽至密，亦未能言概准。”“有所行，即有所不行；有所是，即有所不是。”她积极宣传阐述哥白尼的“日心说”，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王贞仪酷爱科学。她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废寝忘食地搞试验。没有科学仪器，她就卷起衣袖，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制造。有一天，王贞仪关紧门窗，一个人躲在屋里进行天文学方面的实验。不知不觉已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她母亲在房门口等了好久、仍然不见她出来吃饭，就非常好奇地从门缝向内张望。只见桌上的水晶灯被悬挂在房梁上当作太阳，小圆桌被扳倒在灯下当作地球，而王贞仪手拿着镜子当作月亮。她一边移动着反复试验，一边不断观察太阳、月亮和地球的位置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弄清了月食等天文现象。她撰写的《月食解》一文，精辟地阐述了月食发生、月食和月望以及食分深浅等知识。 “尝拟雄心胜丈夫”。用王贞仪的这句诗文来概括她和我国古代其他女天文学家是再恰当不过了。王贞仪等人堪称是中华民族科学发展史上女科学家的代表人物，应该占有自己的地位。

天象是指古代对天空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的泛称。包括太阳出没、行星运动、日月变化、彗星、流星、流星雨、陨星、日食、月食、激光、新星、超新星、月掩星、太阳黑子等。

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尤其是关于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和客星的记载，内容丰富，系统性强，在科学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勤于观察、精于记录的工作作风。

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察和记录，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曾经安排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了解掌握人们和鸟兽生活情况，根据季节变化安排相应事务。

尧推算岁时，制订历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设置“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传说中的尧时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史载尧生于公元前2214年，去世于公元前2097年，享年117岁。他为我国古代天文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尧帝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就勤于观察天象，勤于记录。在长期的观察中，古人对太阳黑子、彗星、流星雨、客星，以及天气气象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天文学遗产，使我们看到了古代的天空，也感受到古代的天气气象。

黑子，在太阳表面表现为发黑的区域，由于物质的激烈运动，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有的存在不到一天，有的可达一个月以上，个别长达半年。这种现象，我们祖先也都精心观察，并且反映在记录上。

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事，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的叙述。踆乌，也就是黑子的现象。

比《淮南子·精神训》的记载稍后的，还有《汉书·五行志》引西汉学者京房《易传》记载：“公元前43年4月……日黑居仄，大如弹丸。”这表明太阳边侧有黑子成倾斜形状，大小和弹丸差不多。

太阳黑子不但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

《宋史·天文志》记有：“1112年4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据统计，从汉代至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古籍中记载黑子的形状和消长过程为106次。

我国很早就有彗星记事，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彗星记录始见于《春秋》记载：“613年7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

《史记·六国表》记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次出现。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末期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

其中以《汉书·五行志》，也就是公元前12年的记载最详细。书中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晰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初步统计，从古代至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我们祖先重视彗星，有些虽然不免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我国前人辛劳记录的功绩未可泯灭！

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也是我国最早，《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大约有180次之多。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于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的出现，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

据《宋书·天文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至北宋时期，沈括更发现以铁为主要成分的陨石，其“色如铁，重亦如之。”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省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有些星原来很暗弱，多数是人目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至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至几亿倍，叫做“超新星”。

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10多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做客似的，因此给以“客星”的名字。

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是指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新星的记载。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

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变暗。

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

《明实录》记载：

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

我国的这个记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我国历代古籍中还有天气、气象的记载。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

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

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

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

《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

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

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

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

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

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

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

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

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

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

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

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历法与天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天文学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有历法的国家之一。以下是由我整理关于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古代天文学的简介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汉武帝时，命令官员在古历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历法——《太初历》公元前104年成书，沿用200余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初年，国家又制定了《四分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18年时期，祖冲之制定《大明历》，首次将岁差计算入内，每年3652428天，与现在的精确测量值仅相差52秒。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经过数年的测量后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全面最详尽的历书——《大衍历》。该书共七部分，包括：计算朔月，望月的方法，计算二十四节气及昼夜长短的方法，计算太阳，月亮运动，计算五大行星的运动，七十二侯，六十四卦，以及预测日食，月食等。这个历法对中国历法史影响很大，在明末采用西欧方法编历之前，历次修订历法都是仿照它的结构进行的。

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沈括制订了依据时令气节而定的《十二气节历》，撤销闰月，与现行的公历主张一致。元朝公元1279年～公元1368年郭守敬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创见，编订了中国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废除了上元积年的日法，创立了招差法，孤矢割圆术，精确而圆满地解决了古历中定朔、闺月安排，二十四节气安排，预推日、月食日期、时刻和见食情的四个主要问题。

从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万历年间开始，中国历法引入西学，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初期顺治时，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编制《时宪历》。公元1912年，中国开始使用公历，但同时使用农历，其实质上仍是《时宪历》。

上古人们认为宇宙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称为“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自然现象各有它的人格化的主持者，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屏翳，云师谓之丰隆，日御谓之羲和，月御谓之望舒。这些名字，主要用作古诗赋中的辞藻。可删，因为“丰隆”、“羲和”、“望舒”在《黄帝内经》中用以论述自然界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出于农耕民族掌握四季变化的需要，古人观测天象是很勤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就有了某些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等书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

古人的天文知识不仅丰富，而且也很普及。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古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

以下介绍七政五纬、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天文基本概念。

一、七政、五纬：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称七政，也叫七曜。其中金木水火土合起来又称五纬。

金星古称明星，又名太白，这是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的“子兴视夜，明星有灿”《郑风·女曰鸡鸣》，“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陈风·东门之杨》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木星常称为岁星，简称岁

水星又叫辰星。

火星古名荧惑。

土星又叫镇星或填星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即室宿，在西方则为飞马坐的αβ两星。如《左传庄公十九年》 “水昏而正栽”。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火也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恒星中的大火，特指心宿二，在西方则天蝎座的α星，如《诗经》中的“七月流火”。

二、二十八宿、四象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执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因为恒星相互间的位置相对稳定不变，可以用它们来做日月五星执行所到的位置。古人选取黄道赤道附近的十十八星宿作为座标。下面先介绍一下黄道、赤道。

黄道是古人假想的太阳周年执行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国境线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为研究天文而假想的，通常是以地球为中心，无限长为半径的球体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尽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大阳周年的视运动轨迹就是黄道。

赤道不是指地球的赤道，而是指天球赤道，就是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星宿不是一颗星，而是邻近若干得的 。古人把比较靠近的几颗恒星联络起来，东西南北各有七宿，每七宿，想象成一种动物，称为二十八宿：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扣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亢音kang4， 氐音di1，箕音ji1，昴音mao3，觜音zi1，参shen1，轸zhen3。苍龙、玄武、白虎和朱雀称为四象。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动物。

古人以二十八宿来观测日月和五个行星的执行。了解了这一点，古书上的一些内容就不难懂了。《尚书》“月离于毕”指的是月亮附于毕宿离通丽，附着的意思;《论衡》“荧惑守心”指的是火星位于心宿;《诗经》“太白食昴”指金星遮蔽了昴宿。

二十八宿不仅用于观测日月五星，有的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物件。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另外，古人还按上述二十八宿为主体，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28个不等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28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了。

三、三垣

古代对星空的分割槽，除了二十八宿以外，还有所谓三垣。既然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 周围其它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

北斗七星在古代天文也占有重要地位。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络起来想像成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五倍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斗，天下皆春;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四、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执行和节气的变换，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每次中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由于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止界限不能宿与宿之间的界限一致，有些宿是跨属于相邻的两个次的。列表如下：

十二次 二十八宿

1星纪 斗牛女

2玄枵 女虚危

3诹訾 危室壁奎

4降娄 奎娄胃

5大梁 胃昴毕

6实沈 毕觜参井

7鹑首 井鬼柳

8鹑火 柳星张

9鹑尾 张翼轸

10寿星 轸角亢氐

11大火 氐房心尾

12析木 尾箕斗

枵音xiao1， 诹訾音zou1 zi1 “的人还：

成就

我国公元前240年的彗星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都有记录。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一座汉朝古墓内发现了一幅精致的彗星图，图上除彗星之外，还绘有云、气、月掩星和恒星。天文史学家对这幅古图做了考释研究后，称之为《天文气象杂占》，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彗星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各种形态的彗星进行了认真的观测，不仅画出了三尾彗、四尾彗，还似乎窥视到今天用大望远镜也很难见到的彗核，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是何等的精细入微。

我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我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

此外，西汉的落下闳改制了浑仪，这种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几乎历代都有改进。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

数学典籍

《周髀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数学典籍,成书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 (纪元之后)也有史家认为它的出现更早,是孕于周而成于西汉,甚至更有人说它出现在纪元前1000年

《九章算术》约成书于公元纪元前后,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从先秦到西汉中期的数学成就该书作者已无从查考,只知道西汉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人曾经对它进行过增订删补全书分做九章,一共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按解题的方法和应用的范围分为九大类,每一大类作为一章

《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

中国有一部很古老的书，被人称为“天书”。

　　它就是《尚书》。

　　《尚书》，在先秦的古代叫《书》，后世称为《尚书》。尚者，上也，上古之书。现代的《尚书》共有58篇文章。它在先秦时，已经有了定本，孔子已经将它作为给学生上课的教材，《论语•述而》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那时有多少篇呢？汉代的《纬书》说有3240篇。《汉书•艺文志》记载说，孔子删减成了100篇。孔夫子教学生的应该只是一个选本。后来，经历秦始皇焚书到汉代，《尚书》分为今文和古文两种。今文在汉代一直作为国家认可的版本，古文只能够在民间传授，其中只有很短的时间被认可。是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的时候，古文的版本才得到官方认可而成为官学。稍后的西晋时，今文本失传，古文本仍然存在。到了唐朝时，出了伪古文的《尚书》本（58篇），取代了真古文的学界地位。虽然伪，对于今人来说，也算是古珍了；当然，伪也不是全伪，其中33篇是真品。这个伪本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尚书》的内容涉及到虞、夏、商、周四个朝代。所以，又在归类后分别称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当然，今天的考古只考出了后三个朝代，专家们对于虞朝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不知道学富五车的孔夫子为什么要认可虞朝？《尚书》后来成为了儒家的六大经典之一。由于它的文字晦涩，非常难懂，加之又是孔圣人亲自担任过主编，中国社会从“大内”到“大外”，研究者历朝历代非常之多。两汉之间，曾经刮过一阵《尚书》风，有点像“文革”中学毛主席的书，大家都要读（限于知识分子）。因此，靠此书混饭吃的人多如牛毛，据称仅一位汉代大师门下的徒众动辄上万人，两汉大师如云，徒众自然多得数不清；而对于《尚书》的注疏和理解及发挥，其一人之言可著书数十万字，那时还没有发明纸，都是写在竹片上的，不然相关的著述就更不得了。

　　《尚书》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这得从它的功用说起——它是干嘛使的？虽然，《尚书》的文字生僻，晦涩难解，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又没有师承，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的确很难读懂。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故意将自己混饭吃的家伙抬得很高，加大了《尚书》的神秘和玄虚。其实，正如现代的某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它只“是一部官方文件的汇编”。当然，是周代及之前的历史文献。按我简单的理解，还应该加上一句话：该文件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中国第一位大编辑孔丘先生有选择、有目的、有思想的汇编了周代前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什么要编这样的书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给统治者（及其辅助统治的知识分子）准备的用于吸取历史上经验教训、以便有效进行统治工作的一部教科书。现在的人不是喜欢编《什么什么实战案例》的书吗？那些编辑们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孔子最先干这样的工作，他编辑出的《尚书》，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帝王统治天下实战案例丛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神秘莫测的所谓“帝王术”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