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帆齐微课

文｜三号老钮

我最近在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对苏东坡有了新的认识。

我认识的苏东坡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里面的，他给我的印象是很超脱，似乎什么事对他来说都可以一笑了之，世间的俗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读完《苏东坡传》，我发现苏东坡不过是一介凡人。

他就像我们身边一位普通的大哥，有点小脾气，酒量不行，喜欢自己酿酒，也有凡人的情感。

要说苏东坡的话，要先说说他的祖父。

书里对苏东坡的祖父提的不多，只说苏东坡出生时，祖父六十三岁。

他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大，慷慨又大方。

祖父并不是一个读书人，大字不识一个，洒脱豪爽，就像隔壁爱笑的老爷爷。

苏东坡的叔父考中时，祖父喝得醉醺醺的。哪像其他有考生的家庭，早早就为考中坐准备。

你看，他的行为多与众不同。

他平时囤积谷子，却不囤积大米，人们都很奇怪。

当遇到饥荒时，他就开仓放谷。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谷子可以保存好久，不像米会受潮腐坏。

祖父很纯真，心胸开阔。可能这些都或多或少感染了苏东坡。

虽然苏东坡的祖父没有读过书，不过，他后来也有官职。

因为他的儿子有了官职，所以他被“封赐为‘大理评事’”。

可能是因为儿子都有了官职，他却还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想这位老先生可能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有官职，他只要有酒喝就好。

如果生在现代社会，苏东坡可能会成为众多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他天性聪慧，六岁入学堂，最受老师的夸奖，十岁他就已经可以写出不少佳句。

他天分上佳就算了，还很勤奋。

那时候学生必须要背诵经典古籍，苏东坡不仅仅满足于背诵，他会把文章抄写下来。

经过抄写，他不仅能够背诵下来文章，更能帮助他理解文章。

考试的时候，他杜撰了一段对话，居然蒙混过了主考官。

苏东坡的才气我们都很了解，我们也知道他为人洒脱，洒脱的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不在乎人情世故。

他心直口快，说话经常口无遮拦。

有一件事我认为非常有意思。

苏东坡在凤翔任职期间，那里的太守姓陈，作风比较板正，性格耿直。

苏东坡又有点桀骜不驯，陈太守似乎有点把苏东坡看成恃才傲物的毛头小伙子，很是看不惯他。

这样的两个人相处，就像两块石头碰在一起。

陈太守有时会修改苏东坡的文章，这让他很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呢，设想一下，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很好，却有个你看不惯的人来给你修改，你会高兴吗？

是不是很像傲娇的学生遇到了要求严格的老师。

这里苏东坡表现出来的就有那么点小脾气，还有那么点孩子气。你不是看不惯我吗，我就是要故意写一点东西让你不痛快。

后来陈太守建了一座高台，起名“凌虚”，他请苏东坡写一篇记，苏东坡欣然应允。

可是他不好好写，他在文章里把陈太守嘲讽了一番，这篇文章就是《凌虚台记》。

可是，不知道陈太守是没有看出来苏东坡的意思，还是根本不在意，他找人把这篇记刻录下来。

当苏东坡离开陈太守，年纪渐长，倒为陈太守写了一篇墓志铭，表示了自己对陈太守的敬意。

苏东坡常常口无遮拦，觉得哪件事不对，必须一吐为快。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苏辙虽然是弟弟，但他与苏东坡的性格并不相同，似乎比苏东坡更加成熟，他的官位也比苏东坡要高。

苏东坡的性格直爽，天性洒脱，很难看清别人的短处。苏辙告诉苏东坡，说话前要分清说话的对象，有人值得信赖，有人不值得。

兄弟俩“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持”，两人经常写诗应和，相聚时候两人会一起去划船，就像我们身边普通人家的兄弟一样相聚，聊天，谈论家国天下。

苏东坡在外担任官职，只想离苏辙近一点。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也想去见苏辙。

可是，天不遂人愿，他还是没能见到苏辙最后一面。

苏东坡一生有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王弗，第二位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第三位朝云是王闰之买的妾。

苏东坡年轻时候为人简单，对人不设防。他与人相处方面不仅要靠苏辙提醒，也要时常靠王弗提醒。

王弗聪明能干，他们结婚的时候，苏东坡还很年轻，她也年轻，看人看事却比苏东坡明智理性。

她去世时只有二十六岁，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

王闰之陪伴苏东坡的时间最长。她的才学不如王弗，与苏东坡之间的距离比较大，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对苏东坡的情感。

在苏东坡人生最艰难的时期，都是王闰之陪伴在他身边。

朝云到苏家的时候很年轻，她是苏东坡的精神伴侣，在苏东坡贬居惠州的时候，是朝云陪伴他左右，照顾他的生活，给他支撑。

苏东坡为三位妻子都写了祭文，在她们死后，他心中对她们也是念念不忘。

林语堂还提到了苏东坡的一位堂妹。

他说，因为他们是同姓，不能嫁娶，苏东坡却一直挂念她。

堂妹是他的初恋，他一生都不能忘怀，当然，这些都是作者林语堂根据苏东坡的相关作品得出的结论。

林语堂说，苏东坡在堂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虽然也写了不少诗文，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堂妹的丈夫。他还写了两首诗给堂妹，惋叹自己没有把握青春。

党得知堂妹去世到消息时，他很难过，流放回来路过堂妹的坟前，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去坟前祭拜。

人生在世，总是离不开吃吃喝喝，苏东坡自然也不能免俗。

苏东坡于吃这一方面花了不少心思来琢磨。

我们现在知道的什么东坡肘子，东坡肉，应该是经过了不少改良。

按照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的说法，苏东坡炖猪肉，是先把肉用水煮开，再用文火炖几个小时，放酱油。

当然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东坡肉的做法，不过看来这种做法是保留了猪肉的原汁原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调料。

《苏东坡传》里还有苏东坡做鲤鱼的方法。

他做鲤鱼，先把鱼洗干净，洒上盐，肚里塞进白菜心，然后加葱白放锅里煎。煎到半熟，再放姜片，咸萝卜汁和酒，出锅时放几片橘子皮。

苏东坡还有一道很简单的饭菜的做法，就是做青菜汤。

他用两层锅，下层放白菜加萝卜，芥菜，姜，这是汤。上层再蒸米饭，这样一锅就能把饭和汤都做好了。

苏东坡其实不见得多喜欢喝酒，虽然他的诗文里经常出现酒。他的酒量也不行，与他的祖父相比就差远了。

虽然他喝酒不行，却喜欢自己酿酒。

流放岭南的日子，他品尝了不少美酒。这里各家都有各家酿的酒，苏东坡喝到一种桂酒，十分喜欢，他自己便尝试酿造桂酒。

苏东坡酿酒不在于结果，只在于过程。酿酒时，他是快乐的，至于酿出的酒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的苏东坡酒多了一些人间烟火气，只是一个凡人。

齐帆齐第五期28天写作特训营第19篇，2608字，共计35245字。

其实元朝10户人家才有一把菜刀用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史料的足够支持，我国出土的文物和古籍也没有见到这样一种说法。只是说不准老百姓家里有战场上的刀剑和甲胄等兵器，家里的菜刀和干农活用的锄头等还是有的，所以元朝老百姓做饭还是有菜刀用的，菜刀该怎么用还怎么用，不必10户人家轮流用一把菜刀来切菜。

假如元朝老百姓真的10个家庭才有一把菜刀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耽误多久的做饭功夫，因为人是活的，没有刀切菜自然就可以想办法。做菜的时候，蔬菜这些直接用手撕烂或者掰断就可以了，肉一类的没有菜刀，也可以用削好的竹刀、磨锋利的石片割肉，甚至随便捡一块铁片磨锋利了也能够割肉，完全没有必要10户人家轮着用一把菜刀，那一顿饭不得做几个小时呀。更何况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那么好的生活，不可能天天有肉吃，很可能三五天、七八天才有一顿肉，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轮着用菜刀。

元朝10户人家只有一把菜刀的说法，来自于清末屠寄写的《蒙兀儿史记》，但屠寄这样写并不是他得到了什么证据支持，而是跟随日本汉学界的研究结论来写的，所以可信度并不高，算得上是没有充足证据的野史。

而在我国元明时代出土的文物和古籍中，都没有提到不准百姓有菜刀的说法，只是规定百姓不准有刀枪、弓箭、甲胄这些能够打战的兵器，这些兵器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是禁止百姓拥有的，所以并不奇怪，老百姓十户人家才有一把菜刀的说法，应该是来自于民间传说。实际上完全禁止老百姓用铁器是不现实的，因为老百姓做菜要菜刀，干活需要铁锨锄头，砍柴要柴刀割草，收稻谷、割草要镰刀，禁止了这些农民就不能从事生产，所以说历史上禁止这些铁器是完全没必要的，农民也无法依靠这些东西干出大事业。

吃萝卜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可以解春困。立春后，气温逐渐升高，人之阳气步步升发，讲究食补的中国人，此时选定了具有辛甘发散之特质的食物，以让身体顺应天时。

萝卜古代时称芦菔，旧时药典认为，萝卜根叶皆可生、熟、当菜当饭而食，有很大的药用价值。常食萝卜不但可解春困，还可有助于软化血管，降血脂稳血压，可解酒、理气等，具有营养、健身、祛病之功。

扩展资料

立春之日吃春饼这一习俗在晋时就有，每到立春这一天，人们就将面粉制成的薄饼摊在盘中，加上精美蔬菜食用，故称“春盘”。关于春盘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

唐宋时，春盘之俗已很盛行。至明清，史上均有皇帝在立春日向百官赏赐春盘春饼的记载。明代以后“春盘”、五辛盘又演变为春饼。到了清代，富家或士庶之家，也多食春饼。

源于汉代，与六朝元旦之五辛盘也有一定联系。故春盘或亦称辛盘。明、清之时，于春饼、生菜外，兼食水红萝卜，谓能去春困，因而整个尝新活动称为“咬春”，表示迎接春天之意。

--春盘

中国网--2月4日立春 “咬春”咬的究竟是什么？

最早提到饴饧制作之事的大概是东汉时期崔定所撰的《四民月令》，讲得很简单：“十月先冰冻，作凉饧，煮暴饴。”农学史家缪启愉解释说：“崔宜所谓‘凉饧’犹言‘冻饴’，是一种较强厚的饧；‘暴’是‘猝’、‘速’的意思，意即速成；又‘暴’是暴露，引申为稀薄，所谓‘暴饴’即煎熬的时间较短、浓缩度较弱的、速煎成的‘薄饴’。”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在这片华夏大地上，吃，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大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

古往今来，人们对吃的要求，没有最高，只有更高。除了要吃饱，还要吃好。

只见炊烟起，火正旺。刀起刀落，内功尽显。色，香，味，俱全，才能算一顿满意的饭食。

大多数 美食 ，少了调料，就像少了灵魂。我们调料大家族，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 历史 上，通过自身的努力，书写出了不一样的故事。

古人有关调味的讨论，在三千多年前就有记载了。翻开古籍，发现“调味”，总是与“和”这个语汇一起出现，比如枚乘的《七发》里就说：“伊尹煎熬，易牙调和。”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人，叫伊尹。这个人可不得了，是商朝初期的大臣，也是厨子们的祖师爷，人称烹饪之圣。他是古代一名非常出色的食品研究专家，擅长烹饪还有调味。

在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着一个故事，说伊尹非常想接近成汤，帮助他成就大业，却苦于没有门路。后来成汤娶了有莘氏的女儿，伊尹作为陪嫁佣人，顺利成为了成汤的奴隶，在厨房里帮忙。

有一天，他背着一个砧板和一口大锅来见成汤，还呈上了提前做好的一份天鹅羹，结果大受欢迎。见成汤享用美味很高兴，伊尹趁热打铁，借烹饪的事情讲了一大通治国的道理，说治理国家和做菜一样，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成汤听完惊讶地发现，这个厨子很不简单，就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封他为宰相。

厨子一跃成为了宰相，原来的业务能力就丢弃了吗？并没有。在《吕氏春秋·本味篇》里，记载了伊尹有关调味的论断。

伊尹认为，烹调首先要认识原料的天然属性，水产动物、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是美味的主要来源；烹饪的火候要适度，要注意鼎中的变化；最后的美味应该达到这样的要求：“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这样一系列理论成果，使得伊尹成为了中国调味的创始人，《吕氏春秋·本味篇》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篇烹饪理论名著。

我们调料家族最先出现的三个成员，是盐、梅、酒。

先说盐，它是家族里的老大哥。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在海水里提炼盐了。盐既能增加食物的味道，又能制作腌制品。

继海盐之后，历代还出现了池盐、井盐、岩盐等等。西周时期，山西运城的池盐非常有名。战国时期，秦国的李冰开始提倡使用井盐。岩盐在新疆、云南、西藏这些西部地区，产量最为丰富。

虽然盐的种类看似多种多样，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提炼技术，最终的成品都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穷苦人家只能皱着眉头下咽，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吃到相对新鲜一点的产品。

咸、苦、酸、辛、甘“五味”，咸排在了首位。对于盐这个老大哥，就多介绍几句。

由于盐的地位无可替代，在汉武帝以后，都是由政府直接控制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

一方面，食盐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军人需要食盐才有力气作战，所以通过管控食盐，可以维护统治。

另一方面，食盐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政府垄断买卖，老百姓又不得不买，因此利润空间巨大。在唐宋时期，食盐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到了元代，更是占到了十分之八。

那么，遇到贩卖私盐的，该怎么打击呢？

首先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私盐。因为官盐虽然很贵，但是质量根本配不上它的价格，掺杂了很多的泥沙，垄断产品的客户意识都差。

但是私盐不同，完全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经过了精心提炼，纯净度高，加之少了税收这道环节以后，价格也降低了不少。

虽然比官盐便宜，但私盐还是很赚钱。因为食盐的制作成本太低了，利润极其可观，有人专门计算过，倒卖一次的利润，可以达到1000两白银。这么暴利的行业，想发财的人自然就铤而走险了。

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规定，食盐不得跨境贩卖。因为各个地方的食盐品种特征不同，很容易就能发觉是不是私盐。

从唐代开始，在各个产盐的地方设置了府衙，专门监管食盐的生产和买卖。如果越境贩卖私盐，判处死刑。如此严厉的刑罚，一直延续到宋代。到了明清时期，则改成了通通打100杖，充军三年。

说完盐，再来说梅，它是家族里的二姐。注意，此梅非彼梅，它不是“岁寒三友”的梅花，它是梅子，称呼它“酸友”倒是更合适。人们看中的，主要也是它的酸味。

在曾侯乙墓中，曾经出土过一条鱼骨，缝隙里面发现了一颗梅子。这里的梅子显然是调味用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去除鱼的腥味。

因为遇到腥膻味的食材，盐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时候梅的“酸”就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毕竟在食用醋出现之前，梅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代替品。

在秦朝，“酸味”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味，梅成了一种网红调味品。《尚书》中武丁曾说：如果想做肉羹，就选盐和梅子。此外，秦人还特别喜欢喝酸酸的汤水。

酒，是家族里的老三。在安阳郭家庄一座殷墓里考古发现，夏商时期已经开始用酒来做菜了。

最早的酒，是用谷物自然发酵的。《世本》里记载：夏朝人仪狄，酿出了酒，作为调味品，于是他就被称为“酿酒第一人”。

到了商代，人们不仅掌握了谷物发酵技术，还用桃、李、枣这些食材来酿制果酒。后来甚至出现了浓香型白酒，和食物一起混合烹饪，用来提鲜。

其实盐、梅、酒，只是古代三种最基础的调味品，家族里除了它们，还有很多其他优秀成员。

糖，家族里的老四，诞生在先秦时期。那时的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甜味”是五味中最美的。

最早的一种糖是蜜，来自大自然的纯天然原料。在周代，人们用蜜来泡水果吃，贵族之间将蜜作为礼物互相赠送。到了东汉，开始人工养殖蜜蜂。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明了蜜饯。宋代以后，做菜、做糕点，都喜欢使用蜂蜜。在黄州，还曾经用蜜来酿酒。

后来出现的第一种人工糖，是麦芽糖。它有块状的，叫作“场”；还有稀状的，叫作“怡”。只要含有淀粉的粮食，都可以作为原料，只是因为从大麦芽里提炼出来的最多，味道最好，所以称作了“麦芽糖”。

在西周时期，麦芽糖已经成为了宫廷中常见的调味品。《诗经》里甚至夸张地提到，土地肥沃的地方，苦菜都长得像麦芽糖一样甜。

为了更好地调味，厨师们还想办法利用蜜枣、栗子和甘蔗来做菜。《楚辞》里有记载，说在做鳖肉和烤羊肉食物时，用浓缩的甘蔗浆刷在上面，可以调味和上色。

当古人从甘蔗里面提取了白糖以后，普通百姓终于能吃上甜食了。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了二斤多的蔗糖，同时把制糖的方法传给了当地。在宋元时期，有了专门生产蔗糖的工厂。江浙地区的人们做菜，最喜欢放糖，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还有一个地方的人们，起初最爱的菜也是甜味的，那就是四川。魏文帝曹丕在《与朝臣诏》里说过，四川人嫌鸡和猪的味道太寡淡，在烹饪时喜欢用糖来调味。西晋左思在《蜀都赋》中也夸赞，蜀地漫山遍野都是采蜜的蜂箱。

到了唐代，印度制糖技术传入我国以后，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园在四川内江出现，内江也被称为了“甜城”。而四川人不再独爱甜味，已经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了。

家族里的老五，是酱。《礼记·曲礼》里记载，在周朝时期，已经把酱当作调味品了。有经验的吃货，只要看到端上来的是什么酱，就能猜到会吃什么食物。

那时，“酱”是“醢”和“醯”的总称，前者指用鱼、肉制成的酱，后者指带酸味的酱和酱汁。后来，除了用鱼、肉，还用水果和蔬菜制酱。

到了汉代，“醯”独立出来，专指醋。那时，人们研究出了制作豆腐的工艺，酱大军也进一步扩员，把豆类原料招纳了进来，发明了人工调味品：酱油和豆豉。一直到明代，豆酱的应用更加普遍，而鱼、肉酱就慢慢被淘汰掉了。

中国酱香，是古人钟爱的调味方式，餐桌上的灵魂滋味之一。以前难以下咽的食物，一旦和这种神奇的调味品结合，比如蘸着酱吃，或者浇上酱汁，口感立马大幅度改善，颜值也瞬间提升档次，真正实现了色、香、味俱全。

在所有调味品中间，最让人过瘾的是辣。辣这一味，和孙悟空一样，有很多的分身，既包括带“椒”字的花椒、胡椒、辣椒，又包括不带“椒”字的茱萸、姜。

先说花椒，这是一种很古老的辛辣味调料，为“三香”之首。其实“椒”这个字，最早就是专指花椒。

花椒出现在商代，在《诗经》里多次提到过它。在战国时期，花椒用来增加肉类的美味，楚人还用它来泡酒。古人在煮茶的时候，也和现代人不一样，一定要加入花椒和肉桂。

在北魏时期，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花椒。到了唐代，花椒在菜谱上的占比，已经达到了五分之二。宋人做鱼做肉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川椒。元代宫廷的羊肚羮，也喜欢用川椒，甚至专门发明出了椒面羹。

即便是明代，花椒在菜谱上的占比，也能达到三分之一。当时宫廷从四川采办花椒，一年就能达到8000斤，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三香”的另一个成员是茱萸，它的 历史 也很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尤其是四川人，特别喜欢用它。西汉时期的川菜里，开始出现茱萸。平时腌鱼，同样要用到茱萸。

到了明代，茱萸已经成为川菜调味的主力军。《本草纲目》里记载，四川人经常吃的油辣子，就是用茱萸做的。具体做法是：用一升茱萸同十升猪油，一起煎成辣油。

“三香”的第三个成员是姜，传说神农发现了它，因为他姓姜，就把这种植物取名为“姜”。

先秦人吃饭，离不开姜。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用姜对饭菜进行调味。《吕氏春秋》中说，调味最好的，是产自阳朴，也就是巴蜀地区的姜。后来同样出色的姜，来自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苏、浙江等地。

古人在食肉时，也会放一些生姜。比如东汉的张衡曾经提到，汉代人做肉菜就特别喜欢用姜。另外，姜也是制作肉干的重要材料，将姜、桂切成碎末，洒在肉上，不停地捶打，使肉质紧实，然后浸上盐，自然风干，是广受欢迎的美味。

姜的实力不容小觑，它是“三香”中最强的一位。当另外两个成员被其他材料取代以后，姜依然流行到现在屹立不倒。

那么，取代花椒和茱萸的又是什么呢？是辣椒。辣椒是一个混血儿，祖籍在中南美洲热带地区，它来到中国，和丝绸之路有关，从中亚和南亚进口。

最早关于辣椒的记载，出现在明代高濂编撰的《遵生八笺》里面，介绍它是作为观赏花卉被引入中国的。

到了清代，人们才开始把辣椒作为调味品。康熙年间《花镜》记载，民间一些地区已经食用辣椒了，但是还不普遍。直到光绪时期，川菜的菜谱里大量出现了辣椒。紧接着，四川人更是脑洞大开，利用辣椒发明了豆瓣酱。

胡椒也是重要的辣味来源，原产于缅甸和印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一种罕见食材，相当贵重。平时舍不得吃，只有在招待贵客时，才会往汤碗里放上几粒。

唐代有一个巨贪宰相元载，他被抄家时，人们就从赃物中发现了八百石胡椒，超过了六十吨。原来，元载囤积这些胡椒，是为了卖出更高的价钱，可见当时胡椒之珍贵。

一直到明代，胡椒的价格才降下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此时的胡椒，已经成为遍布全国的日常调味品了。

原先并不起眼的辣味，尤其是在辣椒传入以后，短短一二百年的时间，中国人已经无辣不成席了。

还有一些成员，即便不像上述大哥大姐那么有存在感，甚至拥有移民身份，也是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像先秦时期出现的葱、芥、韭，都是地道的原住民。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来了蒜和香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唐代，蒜被当作了荤菜，出家人是不允许食用的。

从明代开始，人们研制出了芝麻油、芝麻酱和腐乳。晚清时期，外国殖民者又带来了各自国家的调味品，比如咖喱、沙司等等。19世纪初期，日本人发明的味精开始风靡中国。

南北朝时期，曾经非常流行一种复合型调料，叫八和齑。据说这是一道非常浓郁的调味品，制作工艺极其复杂。它的配方和具体制作方法，被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写进了《齐民要术》中。

数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 美食 文化，从寡淡走向丰富，发展到现在，俘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这其中，我们调料家族功不可没。

烹饪技术在不断进步，调味品类也在不断更新。无论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还是五味杂陈的调和，背后都蕴藏着中国人的无穷智慧。那是兼容并包，那是和而不同。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筱弓

参考资料：

《调味品演变及其发展趋势》、《我国古代的调味品》、《“炎黄子孙”称谓因盐而起，古代“得盐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