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在2200年前，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还非常的原始，文明非常的落后，甚至有些位置根本就不存在文明。但是这个时候的我国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所说我国历史上的秦朝国运非常的短暂，但是却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迹。就不如说秦长城、灵渠等等。根据这么多年的考古研究，似乎关于秦朝的以及多半都处于陕西一带。可事实真的如此吗？2002年湖南的一次考古挖掘使得世人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大家的印象里，提到秦朝，就能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暴政，暴虐成性，还有人会认为秦朝的历史文物都应该在陕西附近，因为陕西的咸阳是秦朝的都城。可是在湖南的一个古井中却出土了36万枚竹简，它改变了史记的秦朝三十六县制，可能是三十七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发现了文物，正好当地也要修建水库，正好请了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当考古的工作人员实地勘测后，初步认定为，当地存在着一座战国末到汉代早期的古墓，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专家们惊喜的发现，这座古墓居然是一座秦代古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让研究人员们欣喜如狂，这座古墓可能会揭开秦朝历史的部分神秘的面纱。

果不其然，在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贵的竹简，共计36万多枚，文字多达20多万。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竹简上记载的，是一个名叫洞庭的郡县，这是在《史记》的秦朝三十六郡中不曾记载的。而里面记载的内容大多是秦代时期的失传古籍。，多记载都与史书中记载的不一致，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竹简很有可能揭开许多历史之谜，很多史书中关于秦朝历史的记载也要改写，甚至还会颠覆人们对秦始皇的印象。

最今世界感到惊讶的是这竹简竟然记载了九九乘法口诀。这在西方学术界可是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此之前，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由中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我们国家的研究学者则坚持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双方的学者也因此争论不休。这次竹简的出土，这些清清楚楚的黑字竹简证实了中国的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熟悉掌握了九九乘法口诀，让西方学者在这样的铁证面前无法抵赖。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关于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来源，早期的古书中不断有零星记载。 但没有全貌了。

　　《春秋 左氏传》中有：

　　（传十二·十一）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

　　这里可以看到确切的看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名称。

　　《周礼 太卜》中有：“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三坟的具体内容是：《连山》、《归藏》和《周易》。

　　《山海经》中有：“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

　　这里又将《连山》与伏羲、夏后联系了起来。

　　上面三部古代经典属于后来公认的本原正典，不存在伪造的嫌疑，而且成书年代至少都在战国或以前，所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就其存在的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问题是，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上古神秘遗书早都已经亡佚，现存三坟中的内容，包括《乾坤易》，后人都以为属于伪造，《九丘》真容后世当然不曾见过，关于八索，到是还有人说是八卦，比如当代台湾著名易学家南怀瑾先生，他以为八索就是八卦，下面是南先生在《易经杂说》中一部分的引用：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连我们当时的袁先生也弄不清楚。三坟是什么？三坟就是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经，或者说是《尚书》，洪范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畴，就是《河图》、《洛书》的理数。”

　　其实南怀瑾先生的观点是来自西汉时代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这样看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问题又寻根到了孔安国身上，据汉书记载，孔安国大概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子孙，由于鲁共王想要扩展自己的宫殿，所以要拆除孔子宅院，在这个过程中，从孔子宅院的夹壁墙中发现了其中的《尚书》、《孝经》《周礼》等古书，这样当时的孔子后裔孔安国就得到了这些书，由于汉武帝时代，十分重视经典的考证，孔安国就作为汉武帝博士开始研究《尚书》。所以孔安国的观点应当是具有经典权威的性质，所以后代学者也十分信奉孔安国的观点。

　　但是，除了《八索》是八卦的之外，三坟、五典、九丘还是不曾有确切的下落，难道这些古书确实都亡佚了不成么？我不敢断然无依据的得出是或否的结论，既然自古至今都在争论，那也不妨继续争论下去，不过继续的前提是要有新的足以立足的文史依据，我想就个人的一些发现来参与这个讨论，希望为这个结论假设一种可能性。

　　我想有人已经说了，八卦就是八索，我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而且还希望能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可以把这个工作放到最后来作。

　　而我首先要提出来的是，“太玄”就来自“九丘”。九宫八卦就是九丘八索。《玄》《易》体系是《丘》、《索》体系的继续和发展，所谓“丘索”，可是说就是“求索”，是一个华夏百科文明通过总结升华聚合成《易》，反过来又提供实践指南和应用的过程。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依据。

　　九八体系，反复的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比如前面说的九宫八卦、九丘八索，在黄帝内经中有九宫八风和九野八风，古代还有九州八方，当然过去人们理解的九八往往就是井字分格的图形，八在外，九有中，不是我所发现的九九八十一，和八八六十四的关系，但是从研究的结果看，八九的分法可能是八十一和六十四的简化导致的误会。其实八九的分法后来也有继续简化的痕迹，就是所谓二三的问题，庞朴曾研究的古人“天三分”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而老子《道德经》主张的“守一”归一问题也就是这种简化的极端。

　　关于八十一的问题，众多道家经典的章数也都是八十一，比如《参同契》比如《道德经》等等。中国古代音律学中的三分损益的基础也是八十一，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宫数就是八十一。

　　我在有关《太玄》和《易经》的关系的文章中，详细的说明了玄易的准应关系，从这种准应关系中包含的严密的逻辑性来分析，得出了太玄的原作者并不是扬雄，但是如果不是扬雄又是谁呢？我当然不能说出是谁作了太玄的基本体系，但是可以说明的是，太玄来自九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九丘的名称表明和两个特征字有关，一个是“九”，一个是“丘”，我们不妨来检索一下，在《太玄》中去寻找包含了“丘”字首名，结果会令人感到惊讶，太玄八十一首中，确实是不多不少的有九个首包含了“丘”字，这是一个隐藏了几千年的天机，罗列如下供大家验证：

　　1、礥： 次六：将其车，入于丘虚。 测曰：将车入虚，道不得也。

　　次七：出险登丘。或牵之牛。 测曰：出险登丘，莫之代也。

　　2、干： 次五：蚩蚩,干于丘饴,或锡之坏。测曰：蚩蚩之干锡不好也。

　　3、狩：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 测曰：卉炎丘陵，短临长也。

　　4、增：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贞。 测曰：増高刃峭，于损皆行也。

　　5、释： 次四：动之丘陵，失泽朋。 测曰：动之丘陵，失下危也。

　　6、夷： 次六：夷于庐，其宅丘虚。 测曰：夷干庐，厥得亡也。

　　7、唫： 次六：泉原洋洋，唫于丘园。 测曰：泉园之唫，不可讥也。

　　8、聚： 次七：竦萃于丘冢。 测曰：竦萃丘冢，礼不废也。

　　9、养： 次三：粪以肥丘，育厥根荄。 测曰：粪以肥丘，中光大也。

　　由此可以提出这个假设，九丘就是当今流传的、被普遍认为是扬雄所著作的《太玄》中赞辞，由于其中包含了九个丘字，并且又合乎九九之数而得名“九丘”。

　　如果是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九个丘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我想，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的说法还是可以相信的：“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当然，不能从书面看到这些内容，丘实际有可能是具有地理图典的功能，当今传世的《太玄》可能并不是九丘的全部，仅仅是图罢了，当然，图也是十分关键的，所谓图就是《太玄》中首名的顺序以及和易经的准应关系，应当说，还有许多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解释和说明，亡佚的应当是大量的说明文件。

　　在我发现的《玄易经纬图》中的《斗建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玄易的地图意义，这一点也恰好符合《尚书序》中有关：“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的描述，所以《太玄》和《九丘》的关系是有古代地理依据的。

　　关于九丘的地理含义，本人也一直在寻找，目前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些地面遗迹可能和此有关，不过需要继续考证，待考证完结后再总结公布。

　　下面就解决前面说的，关于八卦就是八索的依据问题。

　　著名的楚国大夫屈原，流芳千古，经久不衰，他有一章句令后人传诵成为千古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屈子的忠烈，也不讨论他的文采，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求索”的来历。《玉篇》中说：“求,索也。” 《说文》中说：“索,入家搜也。”到此可以看出，求索一词来源应当十分久远，我们当今使用“搜索”“检索”“寻求”等词的来源就与此有关。作为索这个字，分解开来可以看到，有一个关系的系字，这个系字具说和上古时代结绳而治的习惯有关，就是用绳子大结来记录世代传承的关系，包括子孙这些字的甲古文字型也都和此有关。我在易经中也希望使用查找特征此的方法来验证八索的的问题，结果发现，索子、系和包含系字的素的和是八：

　　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随：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 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无妄：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遯：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姤：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踟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震：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 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渐：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解释《易经》的有《系辞传》之所以叫系词，可能和“索”、“素”中的系和本身的“系”有关。此点依据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可以作为前人观点的一个旁证。

　　另外，关于求和丘字，古老的含义是否一致，有待继续研究，不过从甲古文字型来看，丘字是两个人相背而立，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用说话就可以明白意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出题，请另一个求解。当然这需要验证，不过求和丘最近已经有人说其中有关联了。现在的求字，按《说文》的解释是：“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还有就是裘皮大衣的意思。不过孔子的名字为“丘”，所谓“孔丘”不知是否和九丘有关也不得而知，不过丘字曾经因为避讳孔子的名称而改过“邱”字，不知是否影响过这个字的含义。如果真的有关系，“求索”一词的起源含义可能就有出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