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阅读孔颖达翻译
1 《孔颖达阅读答案附翻译》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4—7题。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暗记《三礼义宗》。
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尝造同郡刘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
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
补太学助教。隋乱,避地虎牢。
太宗平洛,授文学馆学士,迁国子博士。 贞观初,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
时帝新即位,颖达数以忠言进。帝问:“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
己虽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虽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资其多。内有道,外若无;中虽实,容若虚。
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称‘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
若其据尊极之位,炫聪耀明,恃才以肆,则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
帝称善。除国子司业,岁余,以太子右庶子兼司业。
与诸儒议历及明堂事,多从其说。以论撰劳,加散骑常侍,爵为子。
皇太子令颖达撰《孝经章句》,因文以尽箴讽。帝知数争太子失,赐黄金一斤、绢百匹。
久之,拜祭酒,侍讲东宫。帝幸太学观释菜,命颖达讲经,毕,上《释奠颂》,有诏褒美。
后太子稍不法,颖达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长,不宜数面折之。 ”对曰:“蒙国厚恩,虽死不恨。”
剀切愈至。后致仕,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
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全文节选)4。 下列对加点字在文中的意思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
善属文,通步历。 步:推算B。
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 举:考中C。 己虽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资其多 资:资助D。
非特匹夫,君德亦然 特:只是5。下列各组句子中,分别直接表明孔颖达“博学”和“忠直”的一组是(3分)A。
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又年最少 帝知数争太子失,赐黄金一斤、绢百匹B。与诸儒议历及明堂事,多从其说 时帝新即位,颖达数以忠言进C。
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 皇太子令颖达撰《孝经章句》,因文以尽箴讽D。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后太子稍不法,颖达争不已6。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孔颖达博学多才,在与国子秘书学士辩论中,他最为突出,而且年龄最小,老师及有修养的儒士耻于在他之下,暗中派刺客去刺杀他,他躲藏在杨玄感家中得以幸免。
B。 孔颖达在回答太宗的询问时,首先概括了孔子那句话的意义和作用,然后具体解释了各句的意思,接着进一步把道理引入执政治国的事情中。
这样既思维缜密又表现了他知识广博。C。
太宗听了孔颖达的解释和讽谏以后,认为孔颖达博涉经书,学问渊博,特别是孔颖达忠正的讽谏精神很值得称许。 于是授予他国子司业官职。
D。孔颖达等人撰著《五经》义训的百余篇文章,虽然包罗各家很是广博,但其中不可能没有谬误,博士马嘉运批驳指正他们的失误,以至于互相讥讽诋毁。
7。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划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10分)(1)尝造同郡刘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礼,及请质所疑,遂大畏服。 (5分)(2)乳夫人曰“太子既长,不宜数面折之。”
对曰“蒙国厚恩,虽死不恨。”(5分)。
2 文言文阅读 优伶 的相关练习,答案,还有翻译你说的不太清楚,是不是《伶官传序》的练习?下面是原文: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下面是翻译;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宗庄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人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到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象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仅只是溺爱伶人有这种坏结果吗?于是作《伶官传》。
3 文言文翻译最低027元开通文库会员,查看完整内容> 原发布者:nilupar2002 151狐猪争功,文言文翻译狐笑猪曰:“汝蠢然一物,焉能及我。”
猪曰:“汝何必笑我,汝亦不见得能立功于世。”狐曰:“我之皮,能衣被苍生,如何言无功?若汝则无功耳。”
猪曰:“我之肉,能供人果腹,如何言无功?”羊贸贸然来,曰:“汝等不必争,我能兼汝二者之长,又当如何?”语未竟,狼突如其来,尽扑杀而食之。笑曰:“这一班奴隶性质的畜生,动辄言功,只合做我的牺牲也。”
译文:狐狸笑猪说:“你是一个大蠢物,哪能和我相比呢?”猪说:“你就不必讥笑我了,你也不见得在世界上有什么功劳。”狐狸说:“我的毛皮,能作衣服、被子造福百姓,怎么说我没有功劳呢?如果是你则没有功劳了。”
猪说:“我的肉,能让人吃饱肚子,怎么能说没有功劳呢?”这时一只羊莽莽撞撞地走过来了,说:“你们就不用再争了,我兼有你们两个的长处,你们觉得呢?”话还没说完,一只狼突然来到,将它们全部扑杀了。然后笑着说:“这一帮只适合做奴隶的动物,动不动就说自己的功劳,只能做我的食物罢了!”152文言文《沈沌子多忧》的翻译沈屯子生性多虑,整日忧心忡忡。
一天,他与朋友一块来到集市上,听说书人说到“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外无援”时,他立时紧皱眉头,站在一旁唏嘘不已。朋友把他拉回家中,他竟日夜不忘此事,口中不住地念叨着:“文广被困在那里,怎么才能解脱呢?”竟因此忧愁得生了一场大玻家里人劝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他就走了出来。
途中正好看见有人扛着一捆竹竿。
4 文言文翻译请老师翻译一下:《礼记大传》说宗子合族之礼道∶同姓原文是: 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
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属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礼记•大传第十六》 参考译文如下: 同姓的人(即“父系时代本氏族里的人”)要依着血系的支分派别,(如先分为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再各统率其所属的房分之类……),合起来成为一个宗族,明确亲疏远近关系;异姓的人(即“来嫁者”,亦即一个家族内的太太媳妇儿们)只是分别她们的辈份,而不再分别她们的支派,如只是分为老太太、太太、少太太等,而不再问她们谁是谁的妻子,谁是谁的母亲等),分清辈分关系以定互相交往的相关礼仪。
名分(辈分)既经确定,也就明确了一个家族里面男女有别。她们的丈夫属于“父道”范畴的,他们的妻子都属于“母道”的范畴;她们的丈夫属于“子道”范畴的,他们的妻子都属于“妇道”的范畴。
(这就出现了混乱的情况,)难道兄弟的妻子属于“妇道”的范畴,而这位兄弟的嫂子却可以属于“母道”的范畴吗?(所以说,)(女人的)名分(辈分),是一个家庭存在、管理的大事(或“关键”)啊,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吗? 注释: 1、《礼记正义》唐•孔颖达 [疏]“同姓”至“有别”。 ○正义曰:此一节论同姓从宗,异姓主名,明男女有别之事,各随文解之。
○“同姓从宗”者,同姓,父族也。从宗,谓从大小宗也。
○“合族属”者,谓合聚族人亲疏,使昭为一行,穆为一行,同时食,故曰“合族属”也。○“异姓主名,治际会”者,异姓谓他姓之女,来为巳姓之妻,系夫之亲,主为母、妇之名。
夫若为父行,则主母名。夫若子行,则主妇名。
治,正也。际会,所以主此母、妇之名,正昏姻交接会合之事。
○“名著而男女有别”者,若母、妇之名著,则男女尊卑异等,各有分别,不相 ,凡姓族异者,所以别异人也,犹万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别。天子赐姓赐氏,诸侯但赐氏,不得赐姓,降於天子也。
故隐八年《左传》云:“无骇卒,公问族於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诸侯先祖所生,赐之曰姓。
杜预云:“若舜生妫汭,赐姓曰妫;封舜之后於陈,以所封之土,命为氏。 舜后姓妫而氏曰陈,故郑《驳异义》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赐也。
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赐也。故尧赐伯夷姓曰姜,赐禹姓曰姒,赐契姓曰子,赐稷姓曰姬,著在《书传》。”
如郑此言,是天子赐姓也。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孙。
公孙之子,其亲巳远,不得上连於公,故以王父字为氏,若适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仲孙、季孙是也。 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
若男女,则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为氏,以官为氏者,则司马、司城是也;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凡赐氏族者,此为卿乃赐。
有大功德者,生赐以族,若叔孙得臣是也。虽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则以公子之字赐以为族,若“仲遂”是也。
其无功德,死后乃赐族,若无骇是也。若子孙不为卿,其君不赐族,子孙自以王父字为族也。
氏、族对之为别,散则通也。故《左传》云“问族於众仲”,下云“公命以字为展氏”是也。
其姓与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注“若卫”至“纳焉”。
○正义曰:案《春秋左氏传》桓十六年:“初,卫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
又昭十九年《左传》:楚平王,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为大子建良秦女而美,平王自纳之。是其 之事也。
2、《礼记正义》唐•孔颖达 [疏]“其夫”至“道也”。 ○正义曰:此一经言他姓妇人来嫁已族,本无昭穆於己亲,惟系夫尊卑,而定母、妇之号也。
○“其夫属乎父道”者,道,犹行列也。若其夫随属於己之父行者,其妻皆即己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
○“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者,谓其夫随属於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妇行也。 故妇人来嫁已伯父之列,即谓之为母也。
来嫁於己之子侄之行,即谓之为妇也。○注“言母”至“别也”。
○正义曰:云“母、妇无昭穆於此”者,此谓己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为妇,或为母,先无昭穆於己之亲族。
云“统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妇名者,谓系统於夫,始有母、妇之名也。 云“尊之卑之,明非己伦,以厚别也”者,谓之为母者则尊敬之,谓之为妇者即卑远之。
既尊卑县绝,明知非已之伦位,所以厚重相分别之义也。凡男女若无尊卑,伦类相聚,即 易生,为无相分别也。
○“谓弟”至“母乎”。○此一经论兄弟之妻相称谓之义。
凡子行之妻,乃谓之为妇,弟非子行,其妻亦谓之妇者,以兄弟同伦,嫌相亵渎。 弟虽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谓之为妇,欲卑远之。
弟妻既得为妇号,记者恐兄妻得为母号,故记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谓之母乎?”言嫂不可亦谓之为母也。然弟妻既得为妇,兄妻不可亦得为母者,然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谓之为妇。
而嫂不可借子妻之。
5 斥“铜臭”不用翻译,直接用。
“铜臭”一词,出自《后汉书·崔实传》。汉代权臣崔烈,名重一时,但他仍不满足于现状,而在卖官鬻爵的腐败中以五百万钱买得司徒一职,从而得享“三公”之尊。
有一日他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如实回答:“论者嫌其铜臭。”由此人们便以“铜臭”一词来讥讽俗陋无知而多财暴富之人。
千年以来,书香铜臭,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褒贬好恶 通常我们读铜臭( chou ),而不是读铜臭 (xiu) 。读臭为“秀”是后来的事,见于三部委 1985 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这是一部关于现代汉语的语音异读词规范化的标准,如其《通知》所说,对普通话异读词的审定是“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的。
但是,审音表中关于“铜臭”的读音是值得斟酌的。 铜臭一词,出自《汉书·崔?S·??·烈传》: ??从兄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
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
是时段炯、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
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
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
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曷鸟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挝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
烈惭而止。烈后拜太尉。
引文略长,以便看到铜臭一词的语源背景。一、东汉桓、灵之时,官爵公然买卖,天子亲临,价格弹性,条件宽松,大小官吏,趋之若鹜;公卿名士,不能免俗。
崔烈有名于时,以钱五百万买得司徒,担心物议,问其子崔均:“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均曰:“论者嫌其铜臭。”这个铜,就是那个为汉文帝吮痈得宠的邓通造的钱,文帝赐之蜀严道铜山,使可自己铸钱,所以邓氏的铜钱满天下。
二、铜臭其词,在当时就蕴含强烈贬义。父子之间对话本来还平和,及至儿子如实相告,一听到“嫌”、“铜臭”这样的字眼,崔烈就怒不可遏了,是又怒又骂又打的。
可见“臭”字只有当恶气讲、含讥讽意时才有惹得名士发怒、咒骂和“举杖击之”的可能。 铜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铜钱、铜元的臭味,用来讥刺惟利是图的表现( 1979 年版是“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注音就是 chou )。
其他词书的解释大致不差,《辞海》:“后常讥讽爱钱的人”;《辞源》:“讥讽以钱买官或豪富者”;《汉语大词典》:“铜钱的臭气。原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豪富者。
后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所以,在现代汉语语用习惯里,铜臭一词具有鲜明的贬义色彩。
臭的音读并不复杂,其古音读 xiu ,是一个会意字,“用鼻子辨别气味”(《汉语大字典》),就是嗅的意思,引申为气味的总称,有“善气”和“恶气”的分别。《诗·大雅·文王》:“无声无臭”,是作气味讲,也就是《孟子·尽心》里所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的臭,即“通于鼻者”(孔颖达)。
这是臭字的本义。《易·系辞》:“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孔颖达疏:“臭,气香馥如兰也”, 是作香气(善气)讲;东汉仲长统《昌言·理乱》:“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是作臭气(恶气)讲,即秽恶的气味。
从恶气引申,臭就成了令人厌恶、拙劣和狠毒的贬词,曰人的躯壳为“臭皮囊”,曰人下的不高明的棋为“臭棋”,曰狠狠的骂为“臭骂”;《儒林外史》:“从早上到此刻,一碗饭也不给人吃,偏生有这些臭排场!”《红楼梦》:“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以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铜臭的音和义也是这样来的:铜臭,铜钱的臭气(恶气、秽气)。
从词典的注释中可以知道,铜臭,是铜钱的臭味、臭气。其实,铜作为金属,本无气味可言,说它有“臭味”或“臭气”,显然加上了人们主观上的好恶色彩。
而在现代汉语里,作为注释文字的“臭味”和“臭气”的臭,都该念 chou ;那么,铜臭的臭念 chou 是顺理成章的。 还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找到许多例证。
《聊斋志异·席方平》中二郎的判语:“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
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尝席生之孝。”
骈句以“铜臭熏天”反对“金光盖地”,以及后句的“余腥”和“铜臭”的关联,“腥”是对“臭”的极好的阐释,这里的“余腥”就是“铜臭”,是铜臭的另一比譬说法。因此,可以判定这个“臭”应该作“恶气”讲,读音念 chou 。
戴名世《南山集·钱神问对》:“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为文。立中衢,臭达于远。”
意译:有一位神,脸色殷红,眼睛方正,脸上刺了一些文字, 站在大道中间。
6 求达人给翻译一段文言文不胜感激~如下是新唐书阎立本传的一段看了武德年间(618-626),阎立本在当时还是秦王(注:李世民曾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手下担任秦王府的总管后勤。
这段时间,他一直和阎立德在一起。武德四年,唐太宗当时担任“太尉尚书令,雍州州长(牧是意译就是领导)、左右卫大将军,刚被任命为天策上将军,位居三公之上”,于是刻苦学习经书典籍,在艺术和学术上寻找快乐,开办学官来招待各地的学士。
于是宣布:‘以前楚王比申穆更早知道尊重贤士重视道德,梁园接待士人,品比得上德邹枝。于是写文章记录前任的修养,给后来的人当榜样,无论出身高贵还是卑微,多是赞扬古人。
对高尚的品德的仰慕,能够达到敬仰羡慕。于是加强道德修养,到各处走访;到偏僻的清幽的地方,大量地招募贤俊的人才。
(((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徒迁,终愧嘤嘤之友。所异过人正训,匡其阙如。)
)){这句就给你意译吧,直译很麻烦。}于是村子里没什么人,只剩下田野上的秧苗;有才华的人徒劳地离开家乡,到底有愧于朋友。
他们比别人优秀的方面是正统道德,大都很难觉察出来。 坐在齐的大庭两侧,吃饭都感觉有愧于燕的饭馆。
大行台司勋郎中是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是房玄龄能够心志宁静,军谘祭酒是苏世长,天策府记室是薛收,文学方面有禇亮、姚察,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秦王记室虞世南,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著作郎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典签苏勖等。 {{{{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赵以欣三见。
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或弘礼度而成典则,畅词学而铭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这几句主要意思是说,他们能够担当重任,使国家得到治理。
等到薛收死后,征召东禹州的录事参军刘孝孙进学馆,寻求变更得正直。 阎立本图形貌,都把名字题到上面,仍然能够得到文学禇亮为他的画像的赞赏。
集中到一起,称作十八学士。并且给与珍美得膳食,分成三次,直接住在阁里面。
只要国家军事安顿下来,参谒回来休息,(唐太宗)就引见他(阎立本)。讨论陵墓和典礼,商讨以前的事,考察其中的得与失,优势半夜才睡,又起来继续讨论,礼数很厚重。
于是天下都归顺,有才能的人甘愿为他效力,能够进入学馆的很是被仰慕,称作登上瀛洲云。贞观十七年,又被诏画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皇上亲自赞赏他。
(贞观十七年下诏说:”从古自今的皇帝和国王,褒奖歌颂品德,都将名字刻在鼎上面,又画图像。是用甘露一样的良辰辅佐,麟阁写满赞颂;武将立功,建造云台来纪念功绩。
赵国公司徒无忌,已故扬州都督司空河间元王孝恭,已故司空蔡国公如晦,已故司空相州都督郑国文贞公徵,司徒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谢申国公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已故辅国大将军杨州都督褒国忠壮公志玄,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弘基,故尚书左仆射忠国公通,已故陕东道大行台尚书右仆射郧节公开山,已故荆州都督谯国公绍,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顺德,洛州都督郧国公张亮,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已故左骁卫大将军郯襄公张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已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已故卢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积,已故徐州都督胡庄公秦叔宝等,有的拥有国家栋梁的才华,谋略长远,准备充分,经验学识深厚;有的能够精通古籍,道德高尚,能避免犯罪发生,并忠于国家;有的高举忠义的旗帜,在外国府邸做人质,一直忠于朝廷,不被诱惑;有的接受命令管理国家,吸纳贤士方面,再次有了重视他们的气氛,君主的策略得到宣扬,~~~~)}}}这里一大堆都是歌功颂德的,大致了解下就行了{{{{ 当时国家刚安定下来,外国使节来朝贡,下诏让阎立本画外国的图画。 又鄂杜间有老虎伤人的隐患,太宗带领上前骁勇的将士去平定。
虢王元凤,是太宗的弟弟,能够把三十均重的弓压弯,一箭就能射死人,召唤阎立本给他画像,来表彰他的英勇。《国史》说:“太宗和侍臣在春苑游玩,池中有奇特的飞鸟,随着波浪流动。
太宗玩得很得很高兴,召唤侍歌颂咏唱,立即召唤阎立本为他画像。 阁楼内传唤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时已经是主爵郎中,到处不停奔波,在池塘边弯着腰,挥舞着画笔和颜料,眼睛看着坐着的宾客,心里很惭愧。
回来后对儿子说:‘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作词,现在只有画画被人知道,弯腰这样的职务,这是最大的羞辱。你应该引以为戒,不要学习(画画)这门手艺。
’”然而性情所喜欢,到底无法舍弃。到了担任右相得时候,和左相姜恪整理事务。
姜恪曾经历过抵御外敌的功勋,阎立本 只是擅长画画,当时人称他千字文,有传言:“左相应该威震边疆,右相擅长画画。”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当宰相的材料。
咸亨元年,再改任中书令。 第四年逝世,谥为“文贞”僧琮说“阎立本拜郑为师,奇怪的地方很多,画像变化多端,是国家变化的写照”(窦蒙说:“学的东西来自内心,意境在画功外面,和老师张郑没有关系。”
)裴说:立本的老师张郑,一代比一代厉害。人物衣冠、车马台阁,都画得很微妙。
从古到今。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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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古代十大名曲背后的掌故》
文/秦大路
古人云:“王道举,礼乐兴”。如今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倒是很顺应这个说法。“王道”与“礼乐”并举共兴,古今皆同此道。这种盛世荣光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2005年春节晚会的大舞台上挂了一副气势恢弘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为: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下联为:纵横九万里,锦绣中华兴未来;横批为:盛世大联欢。这幅对联是否为佳作且不去论他,单就其包藏宇内、舍我其谁的气势,足以让不少人热血彭湃一番。当然,热血彭湃之后,曲终人散之后,“恺撒的归恺撒,洒家的还洒家”(大路一朋友语),现实立即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因而,所谓盛世的华舞乐章,有如大餐豪宴,偶尔为之尚可,毕竟不能让人酌饮经年。自古以来, 庙堂礼乐,往往相伴于王朝的兴亡轮替,并不能逃出“此时兴,彼时落”的宿命。而真正能够长久的是那些百代流传的如丝之琴瑟,若馨之筝鼓。譬如《梅花三弄》,譬如《十年埋伏》,两百年前有人听,两百年后仍然会有人听。
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十大名琴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 “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气盖世,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六、江月何年初照人――《夕阳箫鼓》
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问答》
八、胡笳本自出胡中,响有余兮思无穷――《胡笳十八拍》
九、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汉宫秋月》
十、阳春白雪,和者有几?――《阳春白雪》
纳兰性德的挚友曹寅写过这样两句诗: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
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名门贵族,他的父亲明珠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官阶从一品,位列文官之首;他本人更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人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他天资早慧,英才艳发,是清代成就卓异的词人,曾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词在他生前就有刻本问世,产生过"家家争唱"、"传写遍于村校邮壁"的轰动效应。
纳兰公子是一个长于思索、心事很重的人。他的师友回忆说,年少时,由于未经世事的磨炼,他闲谈天下事常常是无所避忌的;及长,阅历增多,沧海惯经,就逐渐地成熟、老练了,"料事屡中,不肯轻为人谋","或问其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人谓其慎密,不知其襟怀雅旷固如是也"。他酷爱诗词,日常行止交游,每有所感,总要通过吟诗填词来抒怀寄兴,习惯于运用文学形式以尽倾积愫,吐露衷曲。这应是《饮水词》的一大特点。但是,正如曹寅所慨叹的,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透过那些清词丽句来洞见作者的深心,深刻悟解其背后的底蕴。
当然,他的一些知心朋友、莫逆之交,对此还是早有洞察的。纳兰的挚友,长他三十二岁的严绳孙说,公子辞世前一个多月,为他返回江南无锡饯行,座上并无他人,相与议论生平之聚散,人事之终始,备极恳悫;语有所及,往往怆然伤怀。两人执手握别之际,看当时纳兰的神情,似乎有所不能释然于怀者,却又没有径情直述,梗塞着一种难言之隐。他还谈到,在日常生活中,纳兰公子总是惴惴然,存在着临深履薄般的忧惧。
其实,这种心曲,只要认真研索他的诗词作品,不难看得一清二楚。有人统计,在现存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袖激昂之作,也问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强把心情付浊醪,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
自然肠欲断,何必更西风!
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
长飘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
残阳影里,问归鸿、归来也未且随缘、去住无心,冷眼华亭鹤唳。
一般地说,这种悲观厌世、空虚苦闷的心理状态,应该属于那种孤臣羁旅、迁客流人。没有经历过坎坷崎岖的颠折,危身灭门、破国亡家的奇祸的,很难获得这种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而纳兰性德,当然是与此毫不沾边的。
他的祖辈跨着野性难驯的征骑,冲出丛林莽原,驰驱南北;他的躯体里流淌着一个勇武僳悍、劲健雄强的游猎民族的血液;
他出身于钟鸣鼎食、裘马轻肥的天潢贵胄之家,自幼生长在温柔富贵乡、烟柳繁华地,薰沐在绮靡金粉的环境里,到处都是花团锦簇,紫舞红翻;
他是八旗子弟中的凤毛麟角,中华大地上新一代的佼佼者,在飞黄腾达的锦路鹏程上,受到时人的敬重,父母的珍爱,天子的赏识;
他在世人眼中是典型的幸运儿,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功名冠冕,安富尊荣,举凡常人所向往、所企盼、所追求的,他几乎全部都拥有了。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富有戏剧性地产生颓唐的心态,发出哀婉凄切的心灵悲歌,词作以长愁伤感闻名,声泪俱随,令人不能卒读。这种奇异的生命现象,实在是令人诧异,难于索解。
清代学人杨芳灿在《纳兰词序》中分析:"先生貂珥朱轮,生长华朊,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盖其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寄思无端,抑郁不释,韵淡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即兆于斯。"诗人芑川对此也曾发出过疑问,并试图加以诠释:
为何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此事不关穷达也,生就肝肠尔尔。
其然,岂其然乎
西人有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如果我们把"生就肝肠尔尔"理解为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纳兰性德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他的独特的个性及其内在思想冲突这内外两方面,造就了他的凄婉的悲剧品格。
纳兰公子是吸吮汉文化的乳汁长大的,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他同中国历代的读书士子一样,沉酣在"学而优则仕"的迷梦里,在"闲庭照白日,一室罗古今。偶然此楼栖,抱膝悠然吟"的环境和心态下,俨然以诸葛孔明自居,留心当世之务,不屑以文字名世,只待知音举荐、圣主赏识,然后一展鸿才,"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他想干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然后功成不居,解佩出朝,退居林下,彻底实现一个政治家的人生之旅。为了使夙愿得偿,他清介自持,刻苦向上,虽然身处贵盛之家,而闲斋萧索,庭院寂然,户外没有登门进谒的趋奉之勤,内庭没有裙妓、丝管、呼卢、秉烛之游。每当夙夜寒暑,晨昏定省之余,他总要抓住片刻闲暇,游心于翰墨、寄情于艺林,并能撷其英华,匠心独至,表现出高雅的襟怀和强烈的使命感,也充分揭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成员所特有的勤奋精神和进取心态。
但是,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他所面对的现实,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如同他的最知心的朋友顾贞观所说:"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马齿加长矣,枉碌碌乾坤,问汝何事,浮名总如水,判樽前杯酒,一生长醉。
那么,这种状态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资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庭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庭,实无异于囚禁雕笼,陷身网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
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栖栖"二字,透出了端倪,可见那种蹦跳不停的举动,并非由于心情振奋,而是栖栖惶惶、焦躁不安的表现。"何处"一词,是说它原本不在这里,并非笼中固有之物。颔联中的"有心"、"无计",写黄莺栖惶、焦躁的缘由,表明矛盾的所在,里面透露着一种蓄势,一种期望,一种新的觉醒:要冲破梦幻,面对现实,要勇于抗衡,争取自由。颈联写黄莺心灵的跃动,写它想望、向往着"翠幕"外的广阔天地,歆慕初春时节上下翩飞、呢喃细语梁问的紫燕,艳羡筑巢、饮露于高梧之上的桐花凤。而这一切,在它都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尾联以冷语作结:空有同样的羽翼,空对浩渺的苍冥,最后只能在雕笼中默默地吞声饮恨,郁郁以终。
如果说,这还只是情辞微婉的拟托,那么,他的《拟古诗》则是愤懑直陈了:
我本落拓人,无为自拘束。倜傥寄天地,樊笼非所欲。嗟哉华亭鹤,荣名反以辱!
一开板就毫不隐讳地申明:我本是散淡、落拓的人,寄倜傥于天地,不想受到任何形式的拘束,因此,对于樊笼厌恶极了。可是,时乖命蹇,造化欺人,最后还是变成了"华亭鹤",反因荣名羁绊而受尽拘辱。古人有"人生在世间,贵乎得所图。问渠华亭鹤,何似松江鲈"的诗句。"华亭鹤"与"松江鲈",都出在上海的松江,这里面各有一个典故:晋代陆机为奸人所谗,l临刑前叹日:再想听听华亭鹤的叫声,做不到了!而同时代的张翰则知机在先,他以想念故乡的鲈鱼味美为由,毅然挂冠,归隐吴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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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10-04 04:17:5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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