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江湖骑龙怎么能在天上飞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4浏览:4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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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龙适合什么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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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生肖是龙的人适合与什么样生肖的人在一起,还需要分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些都会对性格产生一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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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龙适合什么属相:骑龙的介绍

骑龙,又称龙头(辟支身)或星夜降龙,是三十三应化身之一。相传东海有一种头像像龟的怪物经常危害人间。知道后,大发之心,决定为民除害,星夜兼程来到东海将怪物降伏,并跃上龙头怪物的背上现出宝相。于是,从此过上了太平日子的百姓便塑了一尊脚踏龙头怪物的像起来。表示无边,乐于为民除害,安居乐业

十二属相都适合戴什么生肖?

降龙适合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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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在我国早期封建时代形成的宗教。其信仰内容,具有汉民族宗教意识的特点。史学界与道教界一般都说它形成于东汉顺帝(公元126至144年)时代,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但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燕沿海一带宣扬神仙方术,《史记.封禅书》所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的方仙道与西汉时托黄帝而言神仙之术、托老子而言修道养寿的黄老道,则这种以神仙信仰为特征的宗教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道教与佛教并称为两大宗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之一。道教对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道教累积了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道教内容十分庞杂,从其主体内容来探索其起源,则道教大致不外是在三种原始宗教意识的基础上衍化而来:一为鬼神崇拜,二为神仙之说与方术,三为黄老学说中之神秘主义成份。

一、鬼神崇拜

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的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建立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原始的鬼魂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梦兆迷信也已发展到求神意以定吉凶的占卜巫术。这在当时是社会普遍的信仰,帝王更是狂热的信奉者。人们相信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或后果,都是天神意志的体现,而天神的意志与情绪,是依世人对他崇敬的程度以及行为的善恶而作出的报应。统治者为了取悦于鬼神(这里鬼指祖先,神指上帝,而殷人的上帝即其祖先),祈求鬼神以其无限的权威来维护他在地上的统治,相应地兴起祭祀以宣扬神威和献谀于神。《小戴礼记.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时也就有了管理宗教仪式、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的巫祝,他们的职司是掌握龟筮,而且被认为能沟通神天。所谓巫能以歌舞降神,祝能以言辞悦神。巫的专职就是托言能把神的旨意通过龟壳或蓍草卜筮传达给人,祝的专职就是奉行祈祷仪式,托言能把人的愿望申诉于鬼神。因此巫祝都是祭祀时所不可缺少的人物。统治者往往要把自己的意图披上是神的意旨的外衣,来制服被统治者,巫祝就成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御用工具。后世道教宫观中司香火者叫庙祝,便是古代留下来的名称。周继殷商而统治天下,鬼神崇拜更有系统,并形成了“天命观”的神学理论。《泰誓上》:

天佑下命,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周人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了天神、人鬼、地只三个系统。《周礼上》说: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只之礼。

属于天神的有上帝及日、月、星、斗、宿、风、云、雷、雨诸神;属于地只的有社稷、山川、五岳、四渎之神;属于人鬼的主要是各姓的祖先及崇拜的圣贤。这些也便是后来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的来源。后世道教做法事,如建醮坛、设斋供,即古人祭祀的礼仪;唱赞词、诵宝诰,即含有言辞悦神之意;上表章、读疏文,也便是申诉和祈祷之用。因此可知汉代兴起的道教具有古代巫祝遗风,所供奉的神也大多渊源于古人的信仰。

二、 神仙之说与方士方术

神仙之说,其来甚久,早在战国时期,不仅漱正阳、含朝霞、保神明、入精气等吐纳延寿之术为世人所习慕,彭祖之长寿、三神山之仙阙为世人所向往,且载营魄而登霞,掩浮云而上升的幻想登仙之说,也已为世人所乐道和探求。

先秦古籍不少载有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

《庄子.逍遥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天地篇》:

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

《庄子.在宥篇》述广成子对黄帝言:「我修身二千百岁矣,吾形未尝衰。」《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至矣,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庄子出发于出世思想,在《逍遥游》、《大宗师》、《天道》、《列御冠》、《刻意》、《天下》、《应帝王》、《达生》、《田子方》等篇章中,均有对仙人、仙境的描述。

《列子》更引申庄子对“仙人”、“真人”、“至人”之赞美,更夸饰仙境之美妙与神秘。《列子.汤问篇》说:渤海之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座山,一曰岱舆,二曰员 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仙人居于“归墟”的五个大山上。

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

又说,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名“终北”之国,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国中有名“壶领”之山,顶有口名滋穴,有泉水涌出名神瀵,香过兰椒,味过醪醴,分四股流遍全国;人们“不竞不争” 、“不骄不忌”、“不媒不聘”、“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不死不病”,整天相携歌唱,饥倦则饮神瀵,经旬才醒。

《列子.黄帝》更用幻梦勾画了一个“华胥氏之国”,说那里“国无师长”、“民无嗜欲”,人们“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畏忌”,“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步”。又说,在“海河洲”中有“列姑射山”,山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己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疠,鬼无灵响”。《列子.周穆王》中说,天上有一个“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耳目之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

“仙境”皆被描画得美妙而神秘,所谓“仙人”亦皆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不为物累、超脱自在的能飞行的神人。

有关神仙说的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材料,则是司马迁撰《史记.封禅书》中的一段记述: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又《史记.武帝本记》云,李少君言于武帝: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神仙之说,大抵先出于西北山岳与东南滨海地带。究其原因,其社会因素是:在社会日趋繁荣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向深山、海洋开始了探险与开拓的事业,因为山岳与海洋中确有景物宜人的好地方,人们或因避难,或因为风浪所漂泊而偶至妙境,人们的眼界宽阔了。以后这种信息便辗转相传,引起世人之仰慕,欲开拓新的领域或遁离灾难的人,便开始他们的探险,于是蒙有浪漫色彩或宗教幻想色彩的神仙之说便产生了。再者,神仙之说的产生还有其自然因素:山岳和海洋中常出现一些使当时人感到惊异、迷惑、神秘的自然现象,如云雾幻景、深渊奇洞、海市蜃楼等,人们把幻奇之境,当作天地之间的另一世界,于是神话也便油然而生。

伴随神仙说的产生,巫觋之辈便利用之更为渲染神怪,大肆宣扬,有的并利用当时萌芽的科技,蒙以宗教色彩,以为求仙之方术,游售惑世。这样的人就叫方士,或方术之士。

据《汉书.艺文志》,汉时将方术分为四类,即医经、医方、房中、神仙。《后汉书》中的《方术列传》中包括天文、医学、神仙、占卜、相术、命相、遁甲、堪舆等等。古人将一切技艺皆称之为方术,不过我们这里所讲的乃是那些宣扬长生不死,认为服食及祭祀可以成神仙的人所兜售的神怪奇方。

我国古代传说的方士有籛铿(彭祖) 、容成、西王母、素女等,史籍记载最早的方士则为周灵王(公元前571—前545年)时的苌弘。《史记.封禅书》: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所谓“设射狸首”,即汉代魇胜巫术,足见方士苌弘乃巫觋之遗绪。

战国时的方士,乃巫觋转向服食与祭祀,他们只有方术而没有堂皇的理论,与诸子百家相比较,显然黯然失色。战国末朝出了个方士叫驺衍,他将阴阳五行说相胜相克的原理与社会朝代之兴衰更替相结合,更推而论社会事物之变化。驺衍因此而得显于诸侯,从而也启发了其它方士。《史记.封禅书》中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由于秦始皇幻想获得不死之药,因而方术之士十分活跃。得到秦始皇宠信的第一个方士便是徐市(福)。《史记.秦始皇本纪》: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上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徐市入海求神药,数年不得,费多,恐受谴,诈骗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继徐市而得宠信的有燕人卢生和韩终、侯公、石生等。他们为秦始皇求仙人羡门、高誓及不死之药,均归渺茫。卢生入海还,托以鬼神事,奏籙图书,说:「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卢生还说秦始皇:

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秦代法酷,方不验辄死。世上哪里有不死仙药?方士卢生等便偷偷跑了。秦始皇大怒,他说: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秦始皇迁怒于诸生,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他的长子扶苏向他解释诸生与方士的不同,秦始皇更怒将扶苏远谪边地,北监蒙恬于上郡。

秦始皇之后,最宠信方士的便是汉武帝刘彻。第一个得他宠信的是方士李少君。《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汉武帝,帝尊之。李少君说:

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汉武帝信了李少君的话,于是“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后李少君病死,汉武帝不说他死了,而说“化去”,又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其后又有亳人薄诱忌奏词泰一方,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帝,谓能以方术夜致武帝已亡之王夫人及灶鬼之貌,得拜文成将军,获赏赐甚多;后因以帛书饭牛,云牛腹有奇,武帝察觉后诛杀文成将军。又有胶东宫人栾大,谎言尝往来海中,曾见仙人安期、羡门之属,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武帝宠信栾大,拜为五利将军,栾大常羽衣,夜祠欲以下神。栾大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史记.孝武本记》)。后栾大以方术不验被诛。又有齐人公孙卿,为武帝至东莱山候神。这时武帝令入海求神山的方士达数千人,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计。公孙卿还说“仙人好楼居”,武帝令长安作蜚廉桂观,甘泉作益延寿观,使公孙卿设具而候神人。一概终无所验,武帝始“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遣方士求神仙,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才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中间经过四十五年之久,此时汉武帝已六十八岁。他曾对群臣自叹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资治通鉴》卷廿二《汉纪十四》)

《汉书.艺文志》对“神仙”及专务神仙术的方士,作了一段评论: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总之,方仙道所信奉的神仙说,也就是以后道教的最基本的信仰与特征,方士们所行之术,如人主微行方、祠灶、谷道、却老方、求仙术、候神、望气、导引、祠泰一、夜祀下神方、斗旗方、按摩方、芝菌方、重道延命方、烧炼等等,也都是后来道教所信行的方术。道教源出神仙家,方仙道为道教前身,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方仙道诞欺怪迂,方术不验,受到社会明智之士的攻击,信仰和专务神仙说与方术的人,便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这就使神仙家有所分化,同源而异流,一派是仿效驺衍的方仙道,另一派是继起的,依附于黄老之学的黄老道。

三、两汉之黄老道

西汉初期,文帝景帝两代(公元前179—前141年)皆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史记.儒林列传》中说:

……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史记.外戚世家》中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学,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据太史公司马谈谓,黄老之学系出河上丈人。《史记.乐毅列传》中说:

……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西汉初,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并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陈平、窦太后等多喜黄老,因而黄老之学,蔚然而兴。不过那时的所谓黄老之术,乃是专就国家政治而言。神仙家与黄老学说在性质上本不相同,黄老学说尚未与神仙家发生关系,这是在概念上必须弄清的。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他是既崇尚儒术,又崇信神仙。这时儒家出现宗教化趋向,谶纬学说也随之兴起。神仙家在当时情况下,欲摆脱方仙道的声名狼藉,更需要打起新的旗帜,建立新的神学体系。受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启示,神仙家便效法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方式,攀附当时在社会有影响的黄老之学,况且黄老学说也确有可供神仙家附会和利用的神秘主义成分。神仙家尊崇黄老,更觉黄帝、老子地位、声望高于尧舜、孔子,既可利用历史上庄严的神圣人物来自尊其教,又可附会其学说以自文其教。神仙家开始是推崇黄帝,继之才抬高老子,汉武帝以后逐渐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总之,是将依托的黄帝、老子宗教化,借以行世和发展。

汉武帝即位二十八年,汾阳巫人于土中得宝鼎献于帝,方士们遂捏造妄语,谓黄帝当年亦得宝鼎,广事封禅,常与神会。又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又言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最后骑龙上天。《资治通鉴.汉纪十二》中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悦,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俱登天。″」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如脱屣耳!」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

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

从此以后,宣扬神仙之说,皆托名于黄帝,而老子乃属道家。淮南王刘安(汉武帝之叔)虽喜神仙,但他所著《淮南子》亦未将道家与神仙家混为一谈。《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说:

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中篇》、《枕中鸿宝苑秘书》都言神仙方术,是专论神仙方术的最早著作,但这仍不能说是宗教经典,因为没有神授立教的说法,也没有后来道教的那一套符籙谶仪;且老子其人虽已被神秘化,但还不是天神。《汉书.艺文志》列举各家书目,在道家类既列有《黄帝》,也列有《老子》,在神仙家类则只有《黄帝》而无《老子》。这说明神仙家只是一种学术流派,或者说是术多「诞欺怪迂」的一种学派。到东汉,这种托始于黄帝的神仙流派,又有所演变,其特点就是神化老子。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

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给楚王英诏书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此时的所谓黄老,与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在性质上便大不相同,后者已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了。到东汉桓帝时代(公元147-167年),老子已被进一步神化,被捧上神座而享祭祀。《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两次派人「之苦县祠老子」。次年又「祠老子于濯龙宫」。《后汉书.祭祀志》中说: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后汉书.王涣传》谓桓帝信仰黄老道,「悉毁诸房祠」,黄老道的名称始见于此。黄老之学也在此时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隶释》卷三有延熹八年的《边韶老子铭》,其中谓,当时信道者附会了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和「浴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说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以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降升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灵在傍;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变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将老子神化。后汉王阜《老子圣母碑》说: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将老子说成了「道」的化身。又《后汉书.襄楷传》上桓帝书中说:「或言老子入夷而化胡。」这都说明,老子已是天神,与佛陀同受崇拜。从此没落的方仙道,经过两汉的逐渐改头换面,以黄老道的名号而复更兴,至东汉而广为流传。《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

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也是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我认为黄老道是神仙家攀附黄老之学,制造其宗教理论体系的酝酿阶段。方仙道以游售方术为主,而黄老道则不仅讲术,而且也宣扬修道养寿了。

结语

殷商之鬼神崇拜、战国末兴起的方仙道,两汉末之黄老道,乃是道教信仰的渊源。万变不离其宗,不管道教的形成及其发展发生何种表现形态上的变化,都无不是源本于上述三者演变而来。鬼道、方仙道、黄老道乃是道教的母体。

杨公风水原则,先是峦头寻龙点穴,寻龙过程中要结合认金龙,察血脉,起天心、配雌雄、定山向,最后才是紫白挨星取运,以明作用时机。挨星之所以“最为贵”,是因为它能预测一坟一宅,发于何时,败于何时的真正「天机」。龙穴山向是从“雌雄”上配出来的,是早已定论了的。若挨星挨出来的生旺之气,不能挨到龙穴山向水上,就说明此穴的时机未到。能联珠的就是一家骨肉之亲,龙真穴的,雌雄配合了,又能立得真向,自然得到龙穴的荫助。杨公风水,必须师承于后,非师传之真诀,必定被误导。杨公是要大家认得真龙之后,才能在立穴处消砂纳水为用,若只顾在立穴而收砂收水,不顾龙穴的真假,就落入弃本置末之下乘作法。得不到真龙,砂水皆不为我所用,尽管消砂纳水做得巧夺天工,也是枉然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二十四山高压宅墓主绝房份,如壬山甲高克长子戌高次子绝辰高三子败。无论水口合局而且分金坐度怎么好,如有此高峰必绝。如一切祸福,皆在龙真穴的、收山出煞上。若是龙不真,穴不的,收不得山来,出不得煞去,“峦头为体,理所为用”是真谛。识得杨公水法的羊刃禄堂之分,算是初步掌握了杨公风水收放水之法,但其中又有八煞、黄泉,及救贫黄泉等之法,如能正确撑握,富贵荣华尽在期间。杨公龙法,精简快捷,真假立辨。故凡说:“三年学寻龙,十年学点穴”者,皆是没得杨公真诀的伪风水术。雌雄配合,阴阳交媾,就是“三生万物”的玄关。“山、水”交媾为人类造福的妙用,正是物物各一太极,物物自具雌雄之性。雌雄与山水之理,如“乾山乾向水流乾,乾峰出状元”是也。正神正位装,即要将“龙顶”装在正神位上,正神方位内的山峰要百步始成龙气,而零神方位里的水,则不论其水面的阔狭,水源的长短,只要其能低空而不填实,就可论为吉祥。山龙是如此用法,水龙也是如此用法,交媾的原理,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之于四海而皆准。“山上龙神不下水,水里龙神不上山”是杨公风水的天机妙诀。“绝地诀”、“贫单绝”、“城门诀”“玉辇经”“门楼经”等之理论,是阴阳宅的玄机。而这些天机妙诀,若能全部串通它,使它有机统一起来,为我所用,则可造化天地万物。

“玄空飞星”与杨公风水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杨公风水的“挨星”是指三元九运星气的旺衰得失;以排山掌诀来定,二者有天壤之别。“中星”“火星”顺逆是杨公风水又一个秘诀,“中星归库永代兴,火星归库永世贵”是也。山水合阴阳有情,廿八宿为用,龙砂相配合,才能称之为富贵之穴。

有真龙必结真穴,有真穴必有真明堂。何谓真明堂?杨公曰:明堂里面要平地,明堂里面有储水,第一宽畅平整为贵。识得明堂真假,同样识得有没有真穴,有真穴更不用说已得了真龙。龙真穴正而误立向,葬下一样可以发达,其虽发达得功名,但有不足而祸隐不测。误立了犯“羊刃”“禄堂”之向,则向上之气收不进来,正是向上所放之水不能为我所用,水主财禄,禄即是奉禄官禄,官禄不为我所用,焉有不剥官之理?真龙真穴得运又立吉向,才能“催财催贵”。何谓吉向?一不犯“黄泉曜煞”,二“羊刃禄堂”,三要“生入克入”。

“龙山向水”必须合得局法的原理原则:子午卯酉四山龙,坐向乾坤艮巽位;辰戌丑未四山坡,甲庚壬丙葬坟多;寅申巳亥骑龙走,乙辛丁癸水交流。能得一卦纯清者大吉,二卦者兼生旺,皆可富贵,三卦者杂气不吉。 七星打劫是杨公风水的秘诀,非真传弟子难以了解,市面上流传的“七星打劫之法”一般都不可信,以下摘录一些零散的文章,以满足读者好奇之心。

先天八卦讲: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确定了一个立体的自然环境模式,以及其自然现象。后天八卦:其内容讲:坎离定南北,帝出乎震。一讲地平方位,一讲天体运行所产生的气候变化规律。地理之学,根据后天八卦所述规律,在先天八卦立体模式中,寻找人居的地理环境和地平方位。故地理“城门一诀”,讲求先后天互用。以上观点,应该属于形势范畴,形势家从先后天八卦中所寻找的理论依据。无非山水左右旋的形势配合(一如太极图之阴阳鱼图形),结合天元龙立天元向的规则。考察很多古坟,也是如此制作的。 古来大地皆有留存,何以?元运不合也。此乃《玉函》讲求的主要内容。所谓真传一句话,讹传万卷书,有缘之人方可得之。杨公秘诀“七星打劫”序:“天上北斗司元气化育万物者也,斗柄指东天下皆春……阴阳二宅在……元而发丁财……”。 “一白水,为魁星生旺,少年科甲,名播四海,多生聪明智慧男子,……四绿木,为文昌,生旺文章名世,科甲联芳,女子容貌端妍,联姻贵族。”《玄机赋》曰:“坎元生气,得巽木而附宠联欢”,“名扬科甲,贪狼在巽宫”,“木入坎宫,凰池身贵”。《紫白诀》曰:“四一同宫,准发科名之显”。“四绿为文昌之神,职司禄位;一白为官星之应,主宰文章。还宫复位固佳,交互叠逢亦美。”《地理精纂》曰:“一四同宫主科名,号青云得路,有文笔砚池水,鼎元之兆也”。这些论述,都表明文昌位的作用是准发科名。现代社会以文章取科,文章盖世者,即能青云得路,所以在文昌位读书,是很有作用的。

文昌位有固定和随运而转两种。按固定而言,地盘的巽宫,就是文昌位。巽在东南角,在此角读书,可以得文昌之辅。按宅性而言,坤宅,巽位得四一同宫。如果立二运坤艮向,巽位得四四一,文昌星还宫复位。同时,坎位亦得一一四,文章魁星也还宫复位。这两个位置对读书人非常之好。还有,兑宫也有一四同宫,对读书人也很有利。所以,二运得坤宅的人,家中必有著名人才出世。艮宅,坎位得一四同宫。如果立八运艮山坤向,坎位得一一四,文章魁星还宫重位。同时,巽宫亦得四四一,文昌星也还宫复位。这两个位置对读书人非常之好。还有兑宫也有一四同宫,对读书人也很有利。按随运转变的方法去找寻一四同宫,也不困难,各个山向之宅,都有文昌位,只是组合有些不同而已。 杨公水法是指杨公风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山水调整的操作方法,主要是根据罗盘二十四山来推定吉凶。“乾山乾向水朝乾,乾峰出状元;卯山卯向卯源水,骤富石崇比,午山午向午来堂,大将值边疆;坤山坤向坤水流,富贵永无休”。此诗明确了杨公风水八卦先后相配之要诀。又如:“八煞黄泉水法”,“救贫黄泉水法”,“九星水法”;诗云:“壬山沧沧水云辰,龙碓磨坊一同寻,乙辰有路人吊死,若有圆墩食药人,辰方有树头上枝,艮丑有桥出仙人,乾亥有石高照破,两宫相会破家庭。”,“羊刃禄堂水法”则云:“羊刃来水见花休,水流疾病产下忧……”。杨公水法是杨公风水的精华之所在。

诗歌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rl],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於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诗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诗歌的起源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二)诗歌的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三)诗歌的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

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

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 “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

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

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称著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称著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连翩的佳作。

(四)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

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

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 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

(1)怀古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战争诗。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五)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六)白朴《天净沙·秋》赏析

一提到“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那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作)。殊不知,元曲当中写到关于“秋”的作品甚多,最为传神的当属白朴的《天净沙·秋》。如果说,马致远被称为“秋思之祖”的话,那么,白朴应义不容辞地被推为“秋意之圣”。本曲首二句白朴用如椽之笔,在不着一个谓词的情况下,巧妙地并列六组名词来描摹了一幅地面与天空的和谐画面:日头平西,落霞满天,小村披拂着斜晖;炊烟袅袅几如凝止,老树枝桠不动纹丝,乌鸦树羽辍立枝头。

第二句,则是在前两句描摹的大范围中的一角特景。

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突然掠过一只大雁,飞下地面。这一动态的骤然出现,打破了静景的观感,使人心为之一动。“一点”说明“飞鸿”的距离之远,“影下”更显速度之快!

第三句是最能传秋意之神的句子。首先是视角上的远近结合,远处是秋山和秋水,并且具有特征的色彩——青与绿;近处是秋天的植物:草、叶和花,白、红、黄更是和谐烘托,五彩纷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渲染了秋景,传达了浓郁的秋意。其次,全句未著一个“秋”字而处处见“秋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综观全曲,其结构新颖别致,即“铺排静景——中介飞鸿动景——铺排静景”,规范而不呆板;其次,章法上动静结合,变化而不单调;再次,如果说此曲前两句秋景不免显得清寂、清冷,那么到了第三句,则意境转换,更显清疏、清和了。这些足见作者的高超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七)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赏析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

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

那缥缈的空中有一个街市,繁华美丽的街市。那儿陈列着很多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人间的珍宝。诗人并没有具体写出这些珍奇,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带给我们心灵宁静、舒适的东西。

那不仅是一个街市,更是一个生活的场景。那被浅浅的天河分隔的对爱情生死不渝的牛郎、织女,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还在守着银河只能远远相望吗?“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诗人这样说。在那美丽的夜里,他们一定在那珍奇琳琅满目的街市上闲游。那流星,就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颠覆了流传千年的神话,化解了那悲剧和人们叹息了千年的相思和哀愁。

这首诗风格恬淡,用自然清新的语言、整齐的短句、和谐优美的韵律,表达了诗人纯真的理想。那意境都是平常的,那节奏也是缓慢的,如细流,如涟漪。但就是这平淡的意境带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让我们的心灵随着诗歌在遥远的天空中漫游,尽情驰骋美好的梦想。

诗歌的由来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诗歌何时称之首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咏禅道人诗序》中写道:"聊箸诗一首。"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杨子云《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用"则"和"*"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古诗二言至十一言之始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 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苏东坡"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诗之始

《三车一揽》

赋云:天乙文星,得之聪明智慧《惊神赋》云:日干座贵,一世清高

诗词翻译:

天乙文星,得之聪明智慧此句说的是命中有天乙贵人或者文昌星的人都显得聪明有智慧。另外有种解释是,天乙贵人主掌文艺学问,命中有天乙贵人的人会显得聪明有才智。

日干座贵,一世清高此句说的是日干坐天乙贵人的人一世清明高洁。

天乙贵人,命中最吉之神,若人遇之则荣,功名早达,官禄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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