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必达，字其在，湖北黄州人。顺治八年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土瘠民贫，清泰、怀德二乡久罹寇，民多迁徙，地不治。请尽蠲①逋赋以徕之，二岁田尽辟。县治濒河，夏雨暴涨，城且没。水落，按故道疏治之，自是无水患。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自福建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群贼响应。宁都故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必达曰：“古有保甲、义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守仁破宸濠尝用之矣。”如其法训练，得义勇二千。及贼前锋薄城下，营将邀必达议事，曰：“众寡食乏，奈何？”必达曰：“人臣之义，有死无二。贼本乌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营将遂率所部进，贼少却，必达以义勇横击之，贼奔。已而复率众来攻，巨炮隳雉堞，辄垒补其缺，备御益坚。会援至，贼解去。或言于巡抚，县堡砦②多从贼，巡抚将发兵，必达刺血上书争之，乃止。 官军有自汀州还者，妇女在军中悲号声相属，自倾橐③计口赎之，询其姓氏里居，护之归。

　　县初食淮盐，自明王守仁治赣，改食粤盐，其后苦销引之累，必达请以粤额增淮额，商民皆便。卒以粤引不中额，被论罢职，宁都人哭而送之，饯贻皆不受，间道赴南昌。中途为贼所得，胁降不屈，系旬有七日。忽夜半有数十人持兵逾垣入，曰：“宋爷安在？吾等皆宁都民。”拥而出，乃得脱。

　　既归里，江西总督董卫国移镇湖广，见之，叹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为若咨部还故职，且以军功叙。”必达逊谢之。既而语人曰：“故吏如弃妇，忍自媒乎？”褐衣蔬食，老于田间，宁都人岁时祀之。越数年，滇寇韩大任由吉安窜入宁都境，后令④踵必达乡勇之制御之，卒保其城。 （选自《清史稿》）

　　2；李尚隐，其先赵郡人，世居潞州之铜鞮，近又徙家京兆之万年。弱冠明经累举，补下邽主簿。时姚珽为同州刺史，甚礼之。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时中书侍郎、知吏部选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郑愔同时典选，倾附势要，逆用三年员阙，士庶嗟怨。寻而相次知政事，尚隐与同列御史李怀让于殿廷劾之，湜等遂下狱推究，竟贬黜之。时又有睦州刺史冯昭泰，诬奏桐庐令李师等二百余家，称其妖逆，诏御史按覆之。诸御史惮昭泰刚愎，皆称病不敢往。尚隐叹曰：“岂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为申明哉！”遂越次请往，竟推雪李师等，奏免之。

　　俄而崔湜、郑愔等复用，尚隐自殿中侍御史出为伊阙令，怀让为魏县令。湜等既死，尚隐又自定州司马擢拜吏部员外郎，怀让自河阳令擢拜兵部员外郎。尚隐累迁御史中丞。时御史王旭颇用威权，为士庶所患。会为仇者所讼，尚隐按之，无所容贷，获其奸赃钜万，旭遂得罪。尚隐寻转兵部侍郎，再迁河南尹。

　　尚隐性率刚直，言无所隐，处事明断。其御下，豁如也。又详练故事，近年制敕，皆暗记之，所在称为良吏。

　　十三年夏，妖贼刘定高夜犯通洛门，尚隐坐不能觉察所部，左迁桂州都督。临行，帝使谓之曰：“知卿公忠，然国法须尔。”因赐杂彩百匹以慰之。俄又迁广州都督，仍充五府经略使。及去任，有怀金以赠尚隐者，尚隐固辞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易，非为慎四知也。”竟不受之。

　　累转京兆尹，历蒲、华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高邑伯，入为大理卿，代王鉷为御史大夫。时司农卿陈思问多引小人为其属吏，隐盗钱谷，积至累万。尚隐又举按之，思问遂流岭南而死。尚隐三为宪官，辄去朝廷之所恶者，时议甚以此称之。二十四年，拜户部尚书、东都留守。二十八年，转太子宾客。寻卒，年七十五，谥曰贞。

　　(节选自《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3；江革，字休映，济阳人也。六岁便解属文。九岁革父艰，孤贫，读书精力不倦。十六丧母，以孝闻。服阕，补国子生。吏部谢胱雅相钦重。胱尝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

　　以革才堪经国，除广陵太守。时革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乃泛舟而还，为魏人所执。魏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焉。令革作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逾苦，革厉色而言日：“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讨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还朝。诏日：“广陵太守江革，临危不挠，可太尉。”

　　时武陵王①在东州，颇自骄纵，上②召革面敕日：“武陵王年少，臧盾③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辞。”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至，并缘道迎候至郡。革不受饷，惟资公俸，食不兼味。郡境广，辞讼日数百，革分判辨析，曾无疑滞。功必赏，过必罚，民安吏畏，属城震恐。上日：“江革果能称职。”乃除都官尚书。将还，民皆恋惜之。赠遗无所受，惟乘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谓革日：“船既不平，济江甚险，当移徙重物，以迮④轻艚。”革既无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其清贫如此。

　　寻监吴郡。于时境内荒俭，劫盗公行。革至郡，百姓皆惧不能静寇。革乃广施恩抚，明行制令，盗贼息，民吏安之。

　　时尚书令何敬容掌选，所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恒有褒贬，以此为权势所疾，乃谢病还家，以文酒自娱。大同元年二月，卒。傍无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南史•梁•江革传》有删节)

　　4； 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历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人或酬下价者，亦即与之。后人识文，不复贱酬。食有余谷，辄恤穷匮。人有致遗，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兽杀大麀鹿于庵侧，文以语人，人取卖之，分钱与文。文曰：「我若须此，自当卖之。所以相语，正以不须故也。」闻者皆嗟叹之。尝有猛兽忽张口向文，文视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兽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猎者时往寄宿，文夜为担水而无倦色。 余杭令顾扬与葛洪共造之，而携与俱归。扬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文不纳，辞归山中。扬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无言，韦衣乃至烂于户内，竟不服用。 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车，荷担徒行。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观之，文颓然踑踞，傍若无人。温峤尝问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娱，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本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是以来也。」又问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乎？」文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曰：「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则为乌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乎！」又问曰：「猛兽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独不畏邪？」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曰：「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生以济时，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导尝众宾共集，丝竹并奏，试使呼之。文瞪眸不转，跨蹑华堂如行林野。于时坐者咸有钩深味远之言，文常称不达来语。天机铿宏，莫有窥其门者。温峤尝称曰：「文有贤人之性，而无贤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亚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导遗药，文曰：「命在天，不在药也。夭寿长短，时也。」 居导园七年，未尝出入。一旦忽求还山，导不听。后逃归临安，结庐舍于山中。临安令万宠迎置县中。及苏峻反，破余杭，而临安独全，人皆异之，以为知机。自后不复语，但举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还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殡葬，宠不听。不食二十余日，亦不瘦。宠问曰：「先生复可得几日？」文三举手，果以十五日终。宠葬之于所居之处而祭哭之，葛洪、庾阐并为作传，赞颂其美云。

　　5；《王温舒传》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①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县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路，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②。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③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温舒为人少文，居延惛惛④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⑤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岁余，会宛军⑥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节选自《史记·酷吏列传》）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今中国山东曲阜）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孔子，生于周灵王廿年（鲁襄公二十二年，黄帝纪元2146年，前551年）夏历八月廿七（现行阳历9月28日），出生于鲁国。孔子的先世可追溯至宋国公室及殷商王室，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邹邑，从此孔氏在邹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邹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为邹邑大夫。《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家语·本姓解》当中则记载叔梁纥的元配施氏为孔纥一连添了九个女儿，孔纥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虽然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孟皮，却脚有残疾。所以孔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为得子，其父曾在尼丘山求拜，表示欲子心切，后果然得一健壮之子，故取名丘，字仲尼，仲是排行老二的意思，但是大排行为老二，小排行，仍然位老大，也就是说，孔子是其生母的长子。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被称为「长人」。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即有孔子之名「丘」来源于此的说法。唐朝司马贞认为：「圩言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即孔子头顶中部有凹陷。清朝陈立相信此说，「是孔子首形象邱，四方高，中下，故名丘焉。」史学家钱穆在《孔子传略》中也持此说。

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鲁国东部的防山，孔母未将墓的所在告诉孔子。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其抚养成人。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19岁时孔子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做文书、委吏和乘田等小吏，管理仓储和畜牧。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汲，字子思。23岁时孔子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学生有颜由（颜回之父）、曾点、冉耕等。

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适齐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三桓大夫击败，逃到齐国，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孔子曾与齐太师谈说音乐，闻习韶乐之盛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他日又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想封孔子为尼溪田，遭齐相国晏婴进言劝阻。后来得知齐大夫想害孔子，景公没有办法，孔子则重回鲁国，聚徒讲学。

初事鲁国

鲁定公九年，五十一岁的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一年以后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

周游列国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

孔子到了宋国以后，在大树下和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将大树拔除。弟子打算尽速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相失于郑

孔子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独自站立在郭东门。有人告知子贡，东门有人仪表像丧家之犬。弟子终把孔子寻回，并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受困陈蔡

吴伐陈、楚救陈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旧讲诵不绝。后来派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

晚年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前479年，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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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自己的读后感，

我只想从书本内容上出发来谈谈感受。从历史人物事件，历史人物本身和其中的“赞曰”即班固自己的议论中可以对汉朝历史加以借鉴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

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

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

《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这是班固在《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及其功绩的评价。其中就谈及了作为一个史家最难能可贵品质就是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而班固也是遵循此要，直笔《汉书》，不为权讳，这是一个史家的良知与使命，但却少有人可以做到不畏权贵，据实而书。虽然“序游侠则退

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对司马迁的评价是不客观的，但也体现了班固对奸佞和拜金主义的蔑视。“既明且哲，能保其身”，而司马迁选择牺牲其身而保明哲，这种牺牲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现今社会我们不一定写史而成史家，

但是这种精神却可以学习并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中，

我想人类还是要保留点牺牲精神的，这种牺牲其一保全其二的选择也时刻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但是班固也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牺牲其一，而是双赢。这段话也提出，作

为一个史者，一定要有广博的学识，要勤奋刻苦的读书，不断积累。

　 当然是史记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嘛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1、《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创作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的著作。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

2、《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3、《唐代的外来文明 》，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18类1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此书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