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中草药汇编》:紫堇拼音名ZǐJǐn别名蝎子花、断肠草[贵州]来源**科紫堇属植物紫堇CorydalisedulisMaxim，以根或全草入药。根于秋季采挖，洗净晒干；夏季采集全草，晒干或鲜用。性味苦、涩，凉。有毒。功能主治清热解毒。用于中暑头痛，腹痛，尿桶，肺结核咯血；外用治化脓性中耳炎，脱肛，疮疡肿毒，蛇咬伤。用法用量2～3钱。外用鲜品适量，捣烂敷患处或干品煎水洗患处。摘录《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紫堇出处出自《本草图经》。1《本草图经》：紫董生江南吴兴郡，淮南名楚葵，宜春郡名蜀董，豫章郡名苔菜，晋陵郡名水卜菜。2《纲目》：苏颂之说，出于唐玄宗《天宝单方》中，不具紫堇形状。今按《轩辕述宝藏论》云：赤芹即紫芹也，生水滨，叶形如赤芍药，青色，长三寸许，叶上黄斑，味苦涩。又《土宿真君本草》云：赤芹，生阴崖陂泽近水石间，状类赤芍药，其叶深绿，而背甚赤，茎叶似荞麦，花红可爱，结实亦如貔荞麦拼音名ZǐJǐn英文名HerbofCommonCorydalis别名野花生、断肠草、蝎子花、麦黄草、闷头花、山黄连、水黄连、羊不吃。来源药材基源：为**科植物紫堇的全草或根。拉丁植物动物矿物名：CorydalisedulisMaxim采收和储藏：春、夏季采挖，除去杂质，洗净，阴干或鲜用。原形态紫董一年生草本，高1030cm，无毛。主根细长。茎直立，单一，自下部起分枝。基生叶，有长柄；叶片轮廓卵形至三角形，长39cm，二至三回羽状全裂，一回裂片57枚，有短柄，二或三回裂片轮廓倒卵形，近无柄，末回裂片狭卵形，先端钝，下面灰绿色。总状花序顶生或与叶对生，长310cm，疏着花58朵，苞片狭卵形至披针形，长153mm，先端尖，全缘或疏生小齿；萼片小，膜质；花冠淡粉紫红色，长1518mm，距约占外轮上花瓣全长1/3，末端略向下弯；子房条形，柱头2裂。蒴果条形，长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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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一位异人说起

《西游记》第九回中有一个泾河龙王与卖卦先生打赌的故事。话说泾河龙王闻说长安城中有个堪称神算的卖卦先生，便化为白衣秀士，请卜天上阴晴之事。先生曰：“若占雨泽，准在明朝。”接着说了布云、发雷、下雨、足雨的时辰，并详说雨量为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龙王说：“若无雨，或不按时辰、数目，我与你实说，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时赶出长安。”先生欣然而答：“明朝雨后来会。”龙王回到水府，未几便接到玉帝令其施雨的圣旨，时辰、雨量与卖卦先生所说毫发不差。泾河龙王不愿服输，于是，施雨时，改了一个时辰，克了三寸八点雨量。结果触犯天条，被押上了“剐龙台”。于是丝丝缕缕地引发了一出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西游记》所说的那位卖卦先生何许人也？原来是当朝钦天监台正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是也。

唐太宗时期的钦天监台正袁天罡，是一个被许多古代神怪小说、武侠小说渲染得神乎其神的异人。所谓钦天监，乃朝廷掌管观天象、推历法的机构。袁天罡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这位供职朝廷的天文学家，在宜春很古的时候就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明朝以前的宜春旧志中，说袁州府地形如龟，袁天罡于城内凿龟鼻、龟眉、龟目五井以全龟形。此五井在民国时期还遗迹尚存。又说袁天罡死后葬于袁州，袁州府衙墙西30步那片古木盘屈的地方，就是袁天罡墓地。宜春城中的鼓楼上还立有袁天罡祠，祭祀这位古代的天文学家。

一个古代天文学家为何在宜春倍受推崇呢？公元1991年，这位古代天文学家在宜春的传说，终于与宜春在世界天文史上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了。

鼓楼改写历史

在《世界之最》一书中，以及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书中，所记录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台，是创建于元朝初年，位于河南登封县城东南15公里的观星台。在国外，已发掘并且确有实据的最早古天文台遗址，是15世纪铁木尔帝国建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天文台。在新编地方志工作中，宜春地区的修志工作者与省有关部门修志工作者，在查阅古代地方志中，发现明正德《袁州府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谯楼，府治东。宋嘉定间郡守滕强恕建。筑台为楼五间，原置铜壶一座，并夜天池、日天池、平壶、万水壶、水海影表、定南针、添水桶、更筹漏箭、铁板鼓角。设阴阳生轮值、候筹报时。”清代编修的《宜春县志》又载：“万历中，知府郑忄享典重修。”“同知李瀚又铸天罡原造铜璇玑于观天台。”史料表明，存世至今的宜春鼓楼，古代原是兼观天测时为一体的谯楼。始建于南宋，而且使用了袁天罡原造观天设备———铜璇玑。其始建年代大大超过了被列为世界之最的河南登封观星台。

中科院古天文史专家薄树人先生。从江西修志工作者处获悉这一消息，前来宜春实地考察。认定这就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台遗址。《信息日报》捷足先登，接着，香港与内地的各家报纸也纷纷传播这一重大发现。亦有学者数次来到宜春，考察遗址，查寻史料，撰写论文出席国际天文史学术讨论会。当年为袁天罡立祠台建的宜春鼓楼，一时成了天文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宜春地区在中国科技史的辉煌一页，就这样拂去蒙尘，光耀于世了。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在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后，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卷一: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

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

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乐

歌也，《清庙》，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

《良耜》，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

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

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

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

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

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

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

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

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

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

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

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

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

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

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

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

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於是斟

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汉以来，有夕牲、

迎神、登歌等曲。宋、齐以后，又加裸地、迎牲、饮福酒。唐则夕牲、裸地不用

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之乐。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

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