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献中很多散失了，所以《水经注》保存了许多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和《管子·地员》。《尚书·禹贡》按地理特征将古代中国版图分为九州，并概要记载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物产交通，堪称世界上第一部综合地理作品。《管子·地员》探索了中国土地的分类和山地植物的垂直带谱，是世界上最早对土地进行系统分类的作品。

在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的中古时期，中国的地理知识和思想有长足的进步。这时候中国在方志、沿革地理、域外地理、自然地理和地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如法显的《法显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印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郦道元的《水经注》至今仍为考证中国水资源和水环境演变的要著；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提出了河流的侵蚀、搬运和堆积作用，并用以解释华北平原形成的原因，较西方类似的见地早四个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的近古时期有两件重大的地理事件，就是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和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虽然，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比哥伦布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早半个多世纪，船队的规模、航海的技术也远胜于哥伦布，然而其社会意义和对地理学的影响则远不及地理大发现。

中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也在同期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理论探索工作，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中已有不少成因方面的论述。但中国古代地理著述多描述性记载，缺少对地球表面整体规律的研究，这也是近代中国地理学落后的原因之一。

古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

根据我国文化典籍的记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当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创造了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时，就出现了一些总结前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关自然和经济地理知识的专门著述。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的建立，以记载疆域的消长和政区的演变为内容的政治地理著作，也应运而生。同时，我们的祖先也很早就开始了重视地图的工作。以上所有著作大多由当世追溯到往古，这些传统的历史地理著述，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现按其内容和性质，分别说明如下：

一、以记述山川为主体的自然地理著作

二、以记载疆域政区为主体的政治地理著作

三、以记载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为内容的经济地理著作

四、古代地图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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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我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见于《周易·系辞》中，有“仰天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经》是《山海经》一书中写作时间最早和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山经》可能在战国前后，《山海经》可能是汉朝形成的，全书21 万多字，承袭了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它记述了400 多座山，先按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个山系又连接许多山岳。记述以山岳为纲，综合记述了水、动植物、矿产、特产、神话传说等，其中还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其记述的范围远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然《山经》中不免有失实和错误之处，但对那么久远的历史时代来说，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述。

　　《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虽全书只有1189 字左右，但它做为一部地理著作来看，其学术价值在《山经》之上。全书由“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等九州，实际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的，带有自然区划的萌芽。九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记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五服”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候、绥、要、荒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除上述两部专门的地理著述外，在《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左传》、《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如《管子》中“地图篇”、“地员篇”、“度地篇”等关于地图，关于土壤、生物、水文诸地理因素的关系，论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说，称得上是对土壤、生物空间地理规律的最早认识。

（二）秦汉——明清时期

　　秦汉以后我国较长时间形成了繁荣统一的大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典籍、书籍数量和地理实践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但主体的还是“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会，比起15 世纪以前欧洲的“神治的社会”思想，学术环境要宽松得多，地理科学同其他领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佼佼者。但是也应看到与诸子百家时代比起来学术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缚。

1地理探险与游记体地理著作

　　公元前138 年以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陇西（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取道昆仑山北麓回长安（图6-6），中间两次被匈奴捉获，历尽千难万险，耗时13 年之久。这次出使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亲身经历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奄蔡（咸海、里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等地的情况。

　　公元前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分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今和田）、扦罕（即扦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公元前115 年回长安。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直至罗马的东徼、印度的北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以后双方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所以张骞西域之行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 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足迹遍及当时中国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东起会稽西达川蜀。饱览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景色，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搜集了许多外国地理、区域地理资料。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货值列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经济地理记述。另有《律书》、《河渠书》等气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专门记述，以及《大宛列传》、《秦本记》等外国地理和国内区域地理记述，在人物列传和其他部分也都广泛地记述了地理知识。

　　公元76 年到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进行了友好活动。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渡过，写成《西域记》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候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几乎是对整个亚洲了如指掌了。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还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山多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

　　晋代高僧法显（约337—422 年），65 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图6-7），历经12 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他笔下的沙漠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帕米尔地区的风光是“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斯里兰卡岛是“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海上航行“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三属。”其生动、壮观的地理风光跃然纸上，不愧为绝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 年）于公元627 年西行求法，从瓜州（安西）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经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后到素叶（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千泉（麦尔吉）、赭时国（塔什干）、飒秣建（撒马尔罕），出铁门关（今杰尔宾特西约13 公里处）过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归途越葱岭后改为南路，经佉沙（喀什）、瞿萨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长安（图6-8）。用了18 年的时间，经历了110 多个国家，行程5 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以玄奘西行为底线，演义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译成几十国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谓世界上妇儒皆知。

　　唐朝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国际交往十分频繁，地理实践最为丰富，不仅陆路与西部各国有文化经济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唐朝的远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坚固，航海技术纯熟而闻名于世，往返于国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国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足见当时地理视野之广阔。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欧亚大陆广大幅员中的中西交通更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耶律楚材（1218 年）、长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于西域各地。周达观（1297 年）从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渊（1341 年）去南洋诸岛、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这些人写的游记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献。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图6-9）。

　　郑和领导的由200 余艘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大船60 余艘，各长44 丈、宽18丈，可载千人，船员最多时达27000 多人。这是哥伦布、麦哲伦几十人几百人的“地理大发现”船队所无法比拟的。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 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 国（其中亲见22 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 国的风土人情。这些记载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500 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郑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扬皇帝的德威，而没有更多地注重用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近代中国肯定会早于西方发达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国地理实践的历史是悠久的，规模是宏大的。要说“发现”的话，中国人可以毫不夸赞地说，早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很久以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印度，发现了非洲，发现了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欧洲人。

　　在古代，游历探险是推动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学家可贵的传统。我国古代那么多把一生都献给游历探险事业的使者、僧侣、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正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现代，世界很多地理学家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高山探险、洋底探险、两极探险和边远地区考察，他们从事着被人类注目和崇敬的事业，献身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国后，我国进行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神农架野人考察、长江漂流科学考察、南极考察等，都体现了地理学家不惧艰险的传统精神，反映了人类伟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质。对今天的地理工作者来说，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是尤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