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古时候就有瘟疫多发，过去把这些带有传染性质的称之为疫，时间极为短暂不严重的，称之为时疫：疫, 民皆疾也。发生时间长，而且相当严重，并且传染之后，会明显的体温升高，也就成为了“温”瘟疫。古代也是传染病多发，古代关于传染病记载有很多很多。各类史书共记载有 772 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瘟疫的发生频率可见一斑。这些还不包括由于资料缺失，或者是其他原因没有记载的瘟疫。

造成瘟疫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古代技术不发达，对于疫情的发生，会导致相当大的灾害发生。民间对于瘟疫的发生，也逐渐的摸索出一套规律。这些规律就包括了多发瘟疫的时间段，和瘟疫慢慢衰退的过程。根据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为时间点，记录瘟疫最容易开始发生，和瘟疫消退使用节气来作为参照。也就是这句老话叫做：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这句民间关于瘟疫的说法，说的就是瘟疫的整个发展历程。

1、公元196年，据张仲景在du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记载，外感热病及当时的烈性传染病，被统称为“伤寒”，得shu了伤寒的人中的三分之二都不治身亡了，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

2、公元217年，疠气流行，根据曹植《说疫气》的记载，疠气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有的甚至全族覆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惨状。疠气是寒暑错时导致，而当时的老百姓却信鬼神之说，可见当时百姓的愚昧无知。

　　陕西大地震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 。死伤人数保守估计为83万。

　　创世界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8级大地震，伤亡人口之多，为古今中外地震历史所罕见。据史料记载：“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这次地震为8级，极震区烈度为Ⅺ度，重灾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震撼了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这次地震人员伤亡如此惨重，其主要因素是由于地震引起的一系列地表破坏而造成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陕西地震，壬寅夜地震，声如雷，山移数里，平地柴坼裂，水溢出，西安、风翔、庆阳诸郡邑城皆陷没，压死者十万。”其次造成地震严重灾害的还有震中区人口稠密，房屋抗震性能较差；地震发生在午夜时分，震前没有明显的地震前兆，人们没有丝毫精神准备；水灾、火灾、疾病等次生灾害严重；社会治安混乱，谣言四起；加上饥饿和人们无所居，使这次地震造成了惨重灾难。

　　历史地理学研究结果表明,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造成的陕西潼关黄河河床的抬升,触发了1570年以后黄河小北干流长期的洪水泛滥频繁的洪水泛滥演化成两岸的生态环境灾难明代山西的荣河县城、蒲州城和陕西朝邑县城,就在这长达400 a的生态环境灾难中最终被废弃,以致人们以为它们在华县地震时也和现在一样,位于黄河河漫滩上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10月26日电（记者储国强 刘林）450年前发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场地震震惊中外，那次地震造成了至少83万人死亡，成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害。

　　陕西省日前召开华县大地震45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地震损失惨重的原因，除了地震发生在深夜、震区人口稠密等因素外，还有当时的抗震救灾体系不健全，民众防灾减灾意识薄弱，应当引以为戒。

　　陕西纪念华县大地震450周年

　　1556年1月23日，华县发生了一次8．25级的大地震。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压死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未经报者不可计”，成为历史记载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地震重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

　　陕西省是地震活跃的地区之一，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共发生有感地震400余次，破坏性地震60余次。目前陕西已建立了由国家基准台、省级区域台网、地方台、流动监测等构成的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地震速报水平、预报水平不断提高，西安地区可以监测到1级以上地震，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可监测2级以上地震，并组建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中国位于全球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所以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发生在中国的大陆性地震在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中所占的比例为1／3。历史记载中，全球死亡超过20万人的6次地震，有4次发生在中国。

1、雅典鼠疫：

公元前430-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

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症状包括高烧、口渴、喉咙舌头充血、皮肤红肿病变等。

鼠疫发生时，正值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军事行动，没有认真防控疾病蔓延，导致惨剧发生。

2、古罗马“安东尼瘟疫”：

公元164-180年，罗马士兵打仗回来，带来了天花和麻疹，并且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

当时罗马平均每天有2000人染病死去，连罗马帝王也未能幸免，维鲁斯大帝及安东尼大帝先后染病而死。

史书描述，此传染病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痛肿痛、手脚溃烂、高烧、严重口渴、皮肤化脓。

瘟疫持续十几年，使得罗马失去近500万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终导致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终结。

3、建安大瘟疫

东汉末年从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凶猛。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又说：“疫疠多起，士人凋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4、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541-542年在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刚开始在埃及爆发，随后速度蔓延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最严重时，一天就有上万人不幸死去。

瘟疫持续肆虐了半个世纪，消灭了四分之一的罗马人口，引起的饥荒和内乱，造成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5、黑死病

黑死病是人类史上最致命的瘟疫之一。以病患全身长出的标志性黑斑而得名，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治愈率基本为0。

1348-1350年间，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四十年后，瘟疫再次爆发，共造成全世界约7500万人死亡。

先秦：《神农本草经》神农氏   《皇帝内经》

汉代：马王堆汉墓医书    《黄帝内经素问》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张仲景《金匮要略》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明代：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苏敬《新修本草》 、王焘《外台秘要》、元丹贡布《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北宋：宋慈《洗冤集录》

回回药方    忽思慧《饮膳正要》、许国祯《御药院方》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张子和《儒门事亲》、朱丹溪《格致余论》、李东垣《脾胃论》、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吴又可《温疫论》、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孟英《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条辨》、王清任《医林改错》、《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圣济总录》  

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瘟疫，在这种危难之时，总有人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他们故事至今读来都让人感动。

张仲景治疫故事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人民饱受战乱之苦。雪上加霜的是，这期间又发生了几场大的瘟疫，成千上万的人病死。张仲景便生活在这种背景下。

张仲景家本是南阳的大户人家，家族中有两百多口人。小的时候张仲景便喜欢读医书、医典，加上家里藏书很多，因此他从小便具备了相当的医学知识。

十二岁那年，张仲景的父亲去世了。两年后他的母亲得了瘟疫，一病不起。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有限，许多人只能自生自灭。何况当时流行谶纬之学，不少人得了病，不去求助医生，而是求助神灵，因此瘟疫来临之时，总有许多人死去。

张仲景的家族，在不到十年时间里，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瘟疫。

医圣张仲景塑像

眼看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病倒，张仲景坐不住了。他根据所学的知识，上山采了一大车草药，回来熬了一缸药汤，希望以此救助亲人和乡邻。然而人们根本不相信张仲景。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张仲景以身试药，而且给母亲喂服。过了几天张仲景安然无恙，他母亲的疾病也渐渐好转。这时人们才相信张仲景的汤药真的能治病，因此纷纷拿来服用。这次治疗瘟疫的经历，让张仲景毕生难忘，也促使他投身治疫事业之中。

张仲景拜访名医，熟读医典，加上自身的实践经验，终于写成了划时代意义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李东垣治疫故事

公元1232年，蒙古铁骑围困金国的都城汴梁。就在这时，汴梁城里发生了瘟疫，百姓每天因此丧身的人少则一千多人，多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偌大的汴梁城哀嚎遍野，笼罩在死神的威胁之中。

许多郎中都参与到了救治病人之中，可是根本不见效，人们还是一批批死去。

这时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陷入了深思之中：“为什么这些人经过治疗之后，病更加重了，难道除了瘟疫，还有其他原因？”这位老人名叫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他早年散尽家资，跟随当时的名医张元素学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

蒙古人围困汴梁时，李东垣就在城中。他觉得蒙古人围困汴梁几个月来，百姓饥饿疲劳，已经损伤了脾胃，而当时治疗瘟疫的郎中给他们用发汗的药，这就损耗了真气，让病情加重了。

李东垣治疗疾病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得出结论，这时的瘟疫并不是疫疠之气导致，而是百姓伤了脾胃的原因。为此他调制了补益中气的方子，为病人调理脾胃。

李东垣的举措果然有效，许多人因此被治愈。他将自己配置的药做成药丸分给士兵和百姓服用。汴梁城里瘟疫肆虐的情形终于止住了。

吴又可治疫故事

明朝末年，战乱纷飞，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接连发生了荒旱灾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流民四起，人畜相继死去，又引发了瘟疫。这次瘟疫让富庶的江南成为人间地狱，“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许多郎中捧着古代医典，还在用着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子治疗瘟疫，可是根本不见效。

这时一个名叫吴有性（字又可）的郎中站出来大声疾呼：“不要再从古方里寻找治疗方法了！”

吴又可是深入一线的郎中，他发现这次的瘟疫根本不是医典上的伤寒能解释的，必须采用新的治疗方法。为了找到病源，他在牛棚、猪圈蹲点调查，终于发现此次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

吴又可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幕

这种“戾气”和传统的风寒湿热不同，是从病人的口鼻里传出来，然后通过气体传染给其他人。

戾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戾气的浓度以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戾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是由戾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找到了病因，吴又可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实践，研制出了治疗瘟疫的药方——达原饮。这个药方在2003年非典时期，仍起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

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致死率极高，同时传播范围又普遍较小。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不仅死亡人数极多，而且是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168年）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