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现在的内蒙，新疆，甘肃，宁夏，蒙古及中亚各国。

唐朝时期的胡人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各民族，又专指粟特人。粟特人是居于中国新疆和中亚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和“九姓胡”，或者直接简称为“胡人”，他们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使者。

粟特人的故乡在中亚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在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分布着九个绿洲王国，著名的如康国、安国、石国和米国。

粟特人使用的语言是粟特语，是东伊朗语系的一支，所以粟特人是被历史学家看作是伊朗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扩展资料：

胡人的主要民族血统

1、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柔然后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2、突厥：匈奴的一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3、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

4、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维吾尔族。

5、室韦：为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是由鲜卑族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也就是今天的蒙古族。

-胡人

背景

只有了解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

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年)，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 ，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著述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佛国记》内，广州被视为“汉地”，汉族地区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广东地区在内。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

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六)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

代表作有《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丁宏，代表作有《东干文化研究》、译著《雅塞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等；北方民族大学林涛，代表作：主编(吴伟建、赵晓佳担任副主编)的《中亚东干语研究》、《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编译《中亚回族诗歌小说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等；新疆大学语言学院院长海峰，代表作有《中亚东干语言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