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一本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或称《春秋古文》。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史，据说曾经过孔子的增删修改，而《左传》则是对《春秋》加以传述的著作。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时间上要超出《春秋》的范围。《春秋》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各个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这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之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另外，描写擅长外交辞令的人物形象，也是《左传》突出的长处。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也以之为师。在文学方面，《左传》更是后世文人取法不尽的宝库。

区别：

1、编纂者不同。

2、创作时代不同。

3、内容不同，范围不同。

具体如下：

《春秋》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左传》旧时相传是左丘明所作；“春秋三传”由战国人编订。

《春秋》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左传》是春秋末年的著作；“春秋三传”是战国时期编订的。

所以，《春秋》是一部国史；《左传》是对《春秋》的注解；“春秋三传”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音谷梁）三本典籍的合称，包括《左传》，是后人对《春秋》的注解的合称。

扩展资料：

春秋三传的争议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

《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

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蓍其事。

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

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

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春秋》（春秋经）

—《左传》

—春秋三传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春秋左氏传：

　　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在历史著作的撰写方面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还为散文的叙事，议论和小说、戏剧的题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记载的内容基本是可信的，但是却不完备。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的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以前曾认为《春秋》一书孔子曾经修订。现在则认为是鲁国的史官所作，与孔子没有关系。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将的是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因而许多内容太过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而左传则以史实为主，补充并纠正《春秋》中错误或没有记录的大事。而且左传的文学性也很高，因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影响力都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