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许多古籍，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

《易经》、《老子》等，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动事例。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思想表现在治学和社会实践的许多方面，而在朴素的宇宙观、中医学说、军事理论、农业生产和大型工程实践中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指导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系统方法。本文论述了天、地、人统一整体思维模式,并对系统方法在古代军事、医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论证。

2，古人在探索宇宙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宇宙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蕴含有系统思想的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易经》从自然界找出 8种基本事物称为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看作为万物之源。《尚书·洪范》则把五行（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这些学说都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在《老子》第25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他用有和无的对立统一来说明自然界的统一性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3，战国晚期的中医经典理论著作《黄帝内经》是古人运用系统思想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典范。《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由各个器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一个器官的病变可能影响其他器官或整体，而整体的变化又必然会引发局部病变。

因此，它主张从整体角度来研究病理和病因，并应用脏腑学说、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黄帝内经》还把人体系统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养生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

4，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在其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中主张从敌我双方战争格局这个整体出发来研究战争规律 。他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战争的全局，把环境（天时地利、人心向背等）、系统及其要素（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军心、指挥、战略、战术等）统一起来研究。他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强调要从整体上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以便扬己之长，攻彼之短，克敌制胜。孙武的军事系统思想直到现在仍在国内外为人们所重视。

5，中国古代系统思想还反映在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人们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农业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把农作物与种子、地形、土壤、水分、肥料、季节、气候等物候、

天文因素结合在一起，用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研究农事活动的规律。例如通过天象观测掌握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规律，编制出历法和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事活动。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只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对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写得非常精练，非常深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用以指导设学施教，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论著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

一

《学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学记》既然把学校教育当做“建国君民”的重要武器，因而对于执行教育工作的教师，必然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记》）这就是说，教师的地位同神圣的祭祖礼仪中的“尸”一样受到尊敬。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们“为尸”或“为师”时，才不以臣礼对待他们。虽然天子为“贵”，也须免除老师对自己“北面而朝”的臣下之礼。

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表，企图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的“道”，维护封建统治。因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尊师重道”的思想，被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为进行统治与巩固统治的武器之一。但就《学记》提出对教师应严格要求，并号召社会上尊师这一点来说，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二

《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方面总结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健全学校教育制度。《学记》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制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中国古代，也曾广设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每二十五家设立“塾”，以教闾巷中各家的子弟；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设立“庠”，以教闾塾中所升入的子弟；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即术），遂中设立“序”，以教党庠中所升入的子弟；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设立大学，以教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和遂序升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学校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十分周全，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二是严格考试制度。《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要考查他们的学业成绩。第一年，考查他们是否能分析经义和章句。辨别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的趋向。第三年，考查他们能否专心学业和同学之间是否融洽，共同研习。第五年，考查他们学识的广博和亲近老师的程度。第七年，考查他们议论学业是非能力，以及能否择其善人为友；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都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小成”。到了第九年，就应该考查他们能否做到推理论事，触类旁通。虽独自立说，却不违反老师的教诲，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大成”。经过这样学习后，将来就足以教化民众而变易旧的风俗，并且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响往来归。这就是大学的教育宗旨。

《学记》在这里讲的是大学的修业年限和视学制度。大学修业九年，分前七年后二年两个阶段。每两年考查学生成绩一次，每次考查都有重点，而且不仅考查学业成绩，也考查操行成绩。这可能是《学记》作者的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制度、班级授课制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然而这种设想也是可贵的。

三是重视开学典礼。“大学始教，皮弁祭莱，示敬道也”。这说明大学开学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在开学时，由官吏穿着礼服，供奉祭莱，举行祭礼，以示尊师重道。“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要学生朗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表示君臣宴会作乐，上下和睦。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不可取，但重视目的教育是对的。因为在隆重的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古人对目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我国至今仍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四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学生要按鼓声打开书箧，如今天学生按着铃声上课一样，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目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至于“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体罚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棍棒纪律，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自觉纪律是不相容的。

总之，《学记》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的论述，有的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并不奇怪。

三

《学记》的教学论思想，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学记》分析教与学是“学学半”的关系。第一个“学”字应读“效”，是教的意思；第二个“学”字，是学习的意思。“学学半”是说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教学是两个方面活动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在教，一方面在学，学习的人，也是一方面靠人来教，一方面靠自己去学。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必须加强自学。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两方面的结合。

人的发展是受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基本因素所制约的。究竞哪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呢？历史上的教育家曾经争论不休，它反映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学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的用意是强调“学”。说明人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教学是师生双边话动。不仅要有救师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要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历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要求他们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 《学记》对“学”与“思”的关系，认为既学且思，学思结合。这种学思并重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学记》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学原则有如下几条：

（—）启发诱导原则

启发诱导的原则，现在通称启发性原则。可以说它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

《学记》作者说：“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在这里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并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把启发性原则提到很高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二）教学相长原则

学无止境，教也无止境。教师应当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学记》作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可见《学记》不仅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还从教与学两个方面精辟的论述了这个原则：

首先，从教师方面讲：“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彼此相长、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教师通过教学感到困难，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学习提高。这种情况，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几乎都有这种体会。开始时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教课没有问题，但一到上课，就感到有些地方讲不清楚，更不能深入浅出的生动传授知识，这时才体阶约夯购懿还唬枰樾难埃饩褪恰敖倘缓笾А！薄爸А比缓蟛拍堋白郧俊薄BR> 其次，从学生方面讲：学生从老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需要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学习是一种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难处。愈学兴趣愈高，眼界愈开阔，也就愈感到自己的贫乏，从而发奋“自反”，求得长进。所以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学习书本，师生还要互相学习，特别是教师要注意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共同提高。“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记》提出的“学学半”的主张也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高度概括。

《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原则，具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它发挥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揭示了教学工作中的客观规律。

（三）循序渐进原则

《学记》对于循序渐进的论述，比我们通常说的系统性原则，含意要广，内容要多。它包括了系统性、量力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的内容和要求。《学记》对于如何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学不躐等也”，教学要有系统性，教学的系统性，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教材是有一定的连贯顺序的，学生的学习是新知继旧知，以旧引新，循序渐进。俄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论证系统性时曾说过：“当然，只有本着事物自身的合理的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掌握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如果充满了许多零碎而不联系的知识，就会象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东西的仓库，这里连仓库主人也什么都找不到。至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只有体系而无知识，就象商店一样，它的每个柜子都贴着东西的标签，但是柜子里是空的。”（转引自苏联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教学论》第197页）乌申斯基的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教学不按部就班地系统地进行，就会“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陷入混乱的境地。只有掌握加法的概念和判断，才能进而顺次掌握减法和乘法的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理过程；只有掌握了力的概念，才能进而顺次理解重力、压力。任何打乱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做法，都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其次，“不凌节而施”。这句话汉代郑康成解为“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救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要从学生的年龄和才能出发，因材施教。《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这是孟子所说“时雨之化”的“时”，其意义是说，“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如果失之过早，它就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相反，如果失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容易使他们接受。这样不合时机的教育，《学记》认为，必然是‘勤苦而难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学记》提出“不凌节而施”的要求。“不凌节”就是教学不要超越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要教小的、钝的学生太多太深的知识，超越他们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吃不了”；也不要对大的、有才能的学生，教的太浅太少，使他们“吃不饱”。《学记》要求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做到“教不凌节”，“学不躐等”，循序量力地进行教学。《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为的是“学不躐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凌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凌”了“节”。夸美纽斯曾说过：教材讲解要注意一贯性和连续性。并提出“使先学的东西为后学的东西开辟道路。”梁启超讲得更通俗：“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教育政策私议》）孔于亦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论。（《先进》）中外学者这些话都说明，教与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要想“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的。（《孟子梁惠王上》）现在，有的学校搞突击、搞竞赛，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都是违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即使偶而见效，也决不会持之久远，不少学生通过突击升入大学后，功课跟不上，就是例证。殊不知“多则惑”，“欲速则不达”。

（四）“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劳与逸相结合的原则。《学记》认为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传授正课，“时教必有正业”；课外应有休息、游戏和作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还认为，正课固然重要，课外活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课外各种有益的活动，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正课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引起学生对正课的兴趣，加深对正课的理解。如果课外不学“操缦”（杂曲）、“博依”（歌咏）和“杂服”（洒扫）等技艺，课内就学不好“弦”（即乐）“诗”和“礼”。因此，必须要求学生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所以《学记》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如果不提倡课外的技艺，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因此，善于学的人，学习的时候，就努力学习；休息的时侯，就尽兴地搞课外活动。“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样使学生能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过去学校一般不重视课外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还是对课外活动没有足够的重视。《学记》能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教育学》，没有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列入教学原则，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安排得当，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是大有好处的。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实验的学校里，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六百多学生的学校里，课外活动小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所学校为苏联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相观而善”原则

《学记》提倡“相观而善”。认为学友间要互相交往，以便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在谈到“藏息相辅”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人人都有优点。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得到长进。相反的情况，便是“独学而无友。”一个人冥思苦想，有问题无处可商量，久而久之，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之蛙。

但是，《学记》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学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是互进有益的，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它提醒人们，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会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荒废学业。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自己的长进，应注意结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这可以说是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学记》对这个问题的可贵之处，是首先看到交往的有益作用，加以肯定和提倡。而不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这不能不说是《学记》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

（六）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对长善救失原则的论述，是积极的辩证的。它认为由于学生“心性”不同，“心之莫同也”，在学习上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缺点：“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记》可贵之处不只是在于概括地指出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这四种缺点，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揭示了产生四种缺点的原因，提出了积极的辩证的教学方法。《学记》说：“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一方面，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学习的情况也不相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知其心”，“尽其材”，然后才能“救其失”。另一面，对学生的缺点要全面分析，既要看到坏的方面，也要看到好的因素。《学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要发扬的是什么，但古人的注解中有过这样的解释：“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意思是说，“或失则多”，学习中贪多务得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引向渊博的因素；“或失则寡”，学得过窄，孤陋寡闻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也含有变为专深的可能；“或失则易”，轻率勇为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包含有勇于进取的因素；“或失则止”，畏难而退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安分守己，导向扎实的可能。学生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归纳起来，“不是失之太过，就是失之不及”。就“多”、“寡”、“易”、“止”本身来说，是四种“失”。但就它们所包含的“渊博”、“专深”、“进取”、“扎实”的因素而言，又可以说是优点。好与坏，得与失是辩证的统一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要有“两点论”。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学生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这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对这个原则的阐述，既包含重视正面教育的意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至于《学记》对教学习方法的论述，不甚具体。一般是结合教学原则来谈的。现归纳为讲解、问答、练习和类比四种方法，分述于后：

（一）讲解法

教学离不开讲解，讲得好坏，除了正确地掌握内容以外，关键就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严密地组织教材。因此，《学记》向教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约而达”。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扼要，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罗嗦，更不要含糊不清，做到简洁透彻、少而精。

第二，“微而臧”。教师讲解要有重点，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既要把教材的精华讲出来，又不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到“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

第三，“罕譬而喻”。意思是举例不在多，却很能说明问题。教学少不了举例，“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要是例子典型，有代表性，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开导阻塞，启发思维。“例不在多而在精”。“例子多了，就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学生只注意事例，不注意理论了”，就不能起到“喻”的作用。

有的教师只管抽象说教，不“举事以类义”；有的教师举例不当，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有的教师用例太多，淹没了论点；有的教师举例过滥，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种不良作法，都可以从“罕譬而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问答法

这个问题，《学记》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

首先，如何提问。《学记》认为提问应由易到难，从容易的问题入手，易的决解了，难的也就容易解决。它认为一个善问的人应当像匠人攻伐坚木那样，“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当然，也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但一般来说，应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顺序为宜。

其次，如何回答问题。《学记》指出要注意两点：一是教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要大小得当。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要小题大作，旁征博引。如果学生提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要深入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回答。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是一样，大小适宜。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二是要求从容问答。提问题要从容，回答问题也要从容，这样才能把道理说透。好象撞钟一样，只有从容地撞，才能“尽其声”。“待儿从容，然后尽其声”。这个生动形象而贴切的例子，对教学工作有深刻的意义。

（三）练习法

什么是练习法？《学记》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和阐述，只是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冶金工匠的儿子，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知道怎么成“形”）；优秀的弓匠的儿个，一定先学会用柳条编织成箕（知道竹木之“性”）；小马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况相反，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知其所由）。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就懂得怎样治学了。

从上述的三个比方中，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良冶”、“良弓”、“大马”瞧鸲δ咳镜氖痉蹲饔谩6橇废坝ρ蚪ソ右椎侥眩踊∪胧郑上肮摺K粤家敝酉妊茫脊酉妊÷硐妊Ц担褪钦飧龅览怼U绻湃怂担骸安偾笙矍Ы6笫镀鳌薄BR> （四）类比法

《学记》还主张教学中多运用“比物丑类”，用同类事物相比较，使学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样不仅由此及彼，因理推论，巩固消化运用已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扩展知识，猎取知识，发展能力。

《学记》对教学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上述教学原则的精神，而且处处都贯彻了启发诱导的指导思想，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作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善于吸取并付诸实践。

四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了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除此之外，还结合实际，从反面批评了当时教学的缺点及其不良后果，增强了正面论述的说服力。这里引用《学记》批评当时教学弊端的一段原文，其见解是十分精辟而中肯的。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这段话，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学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

一曰“呻其占毕”。教师只顾朗读课文，不求学生理解其意义。

二曰“多其讯言”。教师一味注入灌输，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曰“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是教学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和消化理解。

四曰“使人不由其诚”。教学不从学生的志趣出发，没有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五曰“教人不尽其材”。教师没有因材施教，就不能发展学生各人的才能，埋没人才。

由于这五大弊端，所以教学的效果与人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使学生厌恶学习；怨恨教师；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不了解学习的目的和作用，“不知其益”。这样学生即使毕了业，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有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由此可见，教学方法是多么重要啊！

《学记》批判了当时教学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诵、灌输、赶进度，而忽视启发诱导，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现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56页）《学记》这些深刻的见解，虽然是针对两千年前的情况而谈的，但联系今天的教学情况来看，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如有的老师总想多教些知识给学生，认为“多讲多得，少讲少得。”在教学中往往只顾抓时间，赶进度，满堂灌，而忽视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领会叫材，学生并没有因教师的“多讲”而“多得”，反而阻塞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这些老师主观上是想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呢我们从《学记》的论述中，不是能得到足以移情益智的启发吗

总的来说，《学记》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所以，我国历代学者对于《学记》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清朝学者陈澧曾指出：“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东塾读书记》）当代教育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也都认为《学记》不仅是中国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顾树森说：《学记》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学记》所论述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教学论部分，不少是符合教育和教学的一般规律的，并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辉煌的遗产”。（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第46页）

学习吕氏春秋和八观六验可以带给我们以下启迪：

1、善于观察和思考：八观六验要求我们在做出决策之前，深入观察和思考，避免盲目从众或冲动行事。

2、注重实践和验证：八观六验要求我们将理论付诸实践，并不断验证和修正自己的想法。

3、尊重客观规律：吕氏春秋强调了天人合一和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提醒我们要适应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而不是随意违背。

4、重视自我反省：吕氏春秋中的“三省吾身”告诉我们，要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及时纠正错误，以达到不断进步的效果。

5、重视人际关系：吕氏春秋中的“仁义礼智信”强调了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启示我们要注重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同时保持自己的道德操守。

吕氏春秋是中国战国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由吕不韦主编。它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启蒙：吕氏春秋以其丰富的道德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对后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自觉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作用。

2、政治理论：吕氏春秋提出了“爱民”、“任贤”等多项政治理论，在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3、文学艺术：在文学艺术领域，吕氏春秋的语言简练明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后世文人也曾以吕氏春秋为范本，写就了许多优秀文章。

4、古籍传承：吕氏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之一，传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它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昆体良（Marcus Fabiius

Quiutilianus，约公元35年—约95年）出身于西班牙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亲是个颇有经验的雄辩术教师。昆体良在罗马接受雄辩术教育，曾做过律师，后来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学校。由于他在修辞学方面的造诣和办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公元1世纪70年代初，帝国设立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修辞学讲座，昆体良是首任受聘者，被称为“雄辩术教授”。由于他在教师的职位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皇室任命他为执政官。昆体良50岁时引退，专心于著书。将其20年的教学实践予以总结，写出了长达12卷本的《雄辩术原理》。这是西方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系统著作，在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这本巨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遗失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名叫波齐奥的古籍收藏家发现了它，才使其重新与世人见面。人们从中洞悉了昆体良的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目的和学校教育

　　昆体良在继承西塞罗雄辩家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深化，并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得雄辩家教育更富有操作性。他很重视道德在雄辩教育中的地位，认为它是雄辩家的首要品质。昆体良认为，雄辩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的人。雄辩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工具，应掌握在善良、正义，能够维护法律尊严的人手中，决不能落在强盗手里。因为雄辩术的作用在于宣扬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避恶趋善。其本身就是一门高尚的学问，在上应为无辜辩护，制止犯罪；在有关钱财的诉讼中应支持真理，反对虚假。雄辩家的德行如此重要，因此应加强对他们的道德的培养。昆体良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教育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主张学校把道德原理作为主要课程，让学生从中学习到正义、善良、节制、刚毅等品质。

　　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昆体良总结了罗马的教育经验，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在道德方面，家庭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大。但相比而言，在家中则易出现溺爱、娇惯的现象；而且家中不良的风气也会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不能把家庭教育理想化。而学校教育则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现象和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学校教育还有诸多优点。学校教育可以激励儿童的头脑；儿童在学校学习可获得同学的友谊；学校可以给儿童各种人们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学校可以养成孩子适应公共生活的习惯和培养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一个雄辩家是一个生活在公共事务中的政治活动家，这种生活特点不是从小在家中离群索居的儿童所能适应的。

　　（二）论教育作用和幼儿教育

　　昆体育对教育的作用抱有极大的信心，怀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表现出一个大教育家热爱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他说：“天生畸形因而愚鲁不可教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一般的人都可接受教育，但人的心性各异，如何进行教育，就要了解和研究儿童的心性。昆体育认为，人的秉赋不同，教育的方法也应不同。例如有的孩子懒惰，就应管教他；而有的孩子受到约束就发火；恐吓能约束某些孩子，但另一些孩子却因此而丧失勇气。他对那些有好胜心的孩子抱有特别的期望，这种孩子一遇到失败就哭鼻子，教育时应采取激励和鼓舞的措施；同时利用责备和荣誉等手段去激发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向优异者看齐。最令人担心的是那些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不可抱过多的期望。总之教育者要研究儿童的天赋、倾向、才能，根据其倾向和才能进行教学，即因材施教。在雄辩术的教学上，要根据各人的气质特点进行训练。有的人适合用温文尔雅的态度讲；有的人宜于用生气勃勃的表情讲；有的则适于用粗犷有力的态度去讲。此外，教师应了解学生的才能倾向，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天份的学科去研究，例如有的适于做诗，有的则适于研究法律等。虽然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但存在智力上的差别，在教学中应区别对待。对于智力差的孩子，要尽量适应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诱导，对其智力加以训练；而对于资质优异的孩子，则应让其学习一个杰出的雄辩家所该掌握的全部知识和技巧。昆体良特别强调两种情况应予避免：一种是让学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让学生放弃他们能胜任的。在教育中，必须遵循年龄的特点，据此分配给学生恰当的学习任务，不能让儿童负担过重。在重视儿童的天赋差异的同时，更应重视教育的作用。教育适应儿童的自然天性和特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只有自然条件，没有教育的培养也成不了才。一个优秀的雄辩家更多地得之于学习，而非得之于天性。

　　昆体良很重视早期教育，主张在儿童刚能说话时就应开始智育和德育。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认为在儿童七岁以前进行道德的培养是应该的，但对何时进行智力培养则看法不一。昆体良认为虽然七岁前的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学习总比闲着好，一点一滴地学习，积少成多，长期下去就很可观了。而且，儿童虽然学的不多，但记得牢，所学的东西终身有用。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是儿童应该学习的东西都要早点学。昆体良虽然主张早期教育，但同时否定超常儿童的存在，不期望儿童成为早熟的儿童，认为“早熟的才能鲜有结好果者”，早熟的儿童只是把刚学到手的东西受虚荣心的驱使而拿出来向别人炫耀，他们所拼凑的文章是言之无物的东西。他评价早熟的儿童说，“他们既没有真正的力量，也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们不过像是撒在地面而过早萌芽的种子；不过是看来犹如稻子似的杂草，未到收获的季节就变黄而结出干瘪穗子，就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兴；但他们的进步已到此为止。而我们的惊奇也就随之减退。”

　　（三）论课程内容和设置形式

　　昆体良的雄辩教育的课程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希腊文、拉丁文、文法、修辞、阅读、音乐、几何、天文、哲学等等。此外，在高等教育机构——修辞学校中，还有模拟演说。昆体良认为上述每一门课程都十分重要。关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次序问题，他顺应社会的潮流，赞同先学希腊文，后学拉丁文；但学习希腊文时间不可太长，就应同时学习拉丁文。在谈到阅读的重要性时，昆体良认为文法是雄辩的基础，是文法学校的中心课程。它包括两部分：正确说话的艺术和正确书写的艺术，而正确的阅读又是这二者的前提。阅读应分三个阶段来进行：首先是阅读诗人的作品，以此培养学生高尚的心灵；其次是阅读悲剧作品，陶冶学生的心灵；最后是阅读喜剧作品，培养学生的辩才，昆体良甚至认为，“凡是最能培养心灵和增长思维力量的作品都应成为孩子的教材。”他很推崇西塞罗和阿西纽斯的作品，认为他们的作品词汇丰富、在悲喜剧中含有深刻的思想，以及某些类似雅典学者的东西。认真阅读，还可从中学到纯正的语言和刚毅的精神。除此之外昆体良还以极大的热情来论述音乐对雄辩家的意义。音乐可以表现出崇高的思想、愉快的情绪、安宁的气氛等；还可以其艺术的完整来表现感情的协调一致。在辩论中，音调的运用有助于打动听众的感情；声调的变化可以激起裁判官的愤怒或同情；音乐还可以帮助讲演者身体动作的优美以及手势的适度和富于表现力。此外几何在雄辩教育中，地位也很重要。他赞成柏拉图的观点，认为几何可以激发人的思维，使智力更加敏捷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