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待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4浏览：3收藏

你怎么看待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第1张

对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看法如下：

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各类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出土文献经历一段时间后必然要变成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传世文献，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汉译本来自Pelay编写的《赫西俄德的叙事诗》中的希腊文部分，而Pelay编写的这本书，底稿是流传下来的古老手抄本。

具体区别：

传世文献常有多版本可以互证，比如说慕尼黑版本、牛津版本等等，多是中世纪的传世抄卷。而出土文献分广义狭义，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

例如这条旧闻《希腊考古引发人们对荷马史诗之谜的新关注》，讲2018年在希腊奥林匹亚出土了一块泥土版，是公元三世纪前的文物，上面雕刻着《奥德赛》中的十三行诗句，号称在希腊境内发现的目前最早的荷马史诗文字记录，这就是典型的出土文献。

一、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按照史料的载体划分，可以分为实物史料、文献史料。或者将历史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1、文献史料：文献资料是记载，描写，评论历史的文字，书籍，卷宗。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文献资料并不是史书，应是甲骨文（甲骨文的文献价值与早期文字的意义相互混淆）。

2、实物史料：实物史料指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被保存或遗留下来的前人活动的场所和前人创造发明的有形物品。如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这类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遗址，即前人活动的各种场所，如居址、村落、作坊等各种建筑设施。

二是墓葬，即古人的墓穴。墓葬作为实物史料，有它特殊的意义。一个保存良好的墓葬，不仅有古代人的遗体，还往往有许多随葬物品，有的甚至还有大量的壁画、简册和古代文献，因此能真实、生动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面貌。

三是文物，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

3、口传史料与口述史料

（1）口传史料（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口述史料是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或整理成文字的资料

二、按照资料价值的不同，分为第一手史料（直接史料/原始材料）和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第一手史料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透视历史问题的史料；第一手史料包括原始文件、档案、信函、日记、回忆录、照片、文物古迹和其它实物等。

第二手史料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有时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在发现甲骨文以前，关于殷商的历史一直以《史记》的记载为第一手史料，但甲骨文发现后，甲骨文就是第一手史料，《史记》变为第二手史料了。

例如《史记》一书，就包含了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司马迁著《史记》，其中有不少司马迁关于历史现象的叙述（因为司马迁并没有亲身经历或以事后追记的方式来描述的，所以司马迁对历史现象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我们研究这些历史现象的“第二手史料。

越来越多的古籍向公众开放，得益于古籍数字化的不断推进。

1、古籍数字化简介

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或古籍内容的再现和加工，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的一部分，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

2、古籍保护的类型

古籍保护主要有两种：一是原生性保护，二是再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是指不改变原件载体情况下，对古籍进行修复、加固及改善藏书环境；再生性保护是指通过现代技术、数字化手段将古籍内容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以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与有效利用之目的。

3、古籍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按数字图书馆模式对古籍数字化进行组织；建立古籍整理的自动完成集成系统；检索系统和支持系统研究将成为重点；国家对数字化古籍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国际性合作将是未来发展的目标。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

一、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

古籍档案数字化可以将珍贵的古代文献和书籍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其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保护。数字化可以减少原始文献的使用和磨损，从而降低文献的损坏和丢失的风险，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方便公众获取和使用

通过数字化，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发布，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并使用文献和书籍。数字化形式也提供了更好的搜索和索引功能，让读者可以更快地找到需要的信息。

三、促进学术研究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等方面。同时，数字化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来存储和共享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四、推动文化交流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好的途径。数字化可以消除时空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精髓，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发展。

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财富和历史文化遗产，古籍保存又受温湿度、酸碱度、空气污染、光辐射、生物危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为古籍主要收藏机构的图书馆，只有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原因，并努力寻找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才能更好的保护图书馆的古籍。

　　［关键词］图书馆;古籍;古籍保存;影响因素

　　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T37927－2008)对古籍文献的定义是:“1912年以前在中国书写或印刷的具有中国古典装订形式的书籍”，可见距我们最近的古籍文献也有近百年的历史。古籍文献是祖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历史传承的载体和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参考价值。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古籍文献藏量至少在4000万册，有10余万种。它们大多收藏于全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古寺庙等单位，也有个别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其中图书馆是我国古籍文献的主要收藏和保护机构。古籍文献的纸张多是用含植物纤维高的麻、树皮制成，使用寿命较短。由于古籍文献的流传时间较长，并且面临着环境、气候、光线辐射、昆虫和微生物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和破坏，破损和老化程度日趋严重［1］。因此，古籍文献的保存和维护已成为各地古籍文献收藏机构尤其是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2］。

　　1 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因素

　　11 温湿度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在环境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温度和湿度。图书馆存放古籍文献的库房及阅览室的环境直接决定了古籍文献的保存寿命和保存质量。研究表明，在温度为15℃，相对湿度为50%的环境中，古籍文献可保存600年左右。由于古籍文献的纸张原料大部分是天然植物纤维，属吸湿性物质，怕干燥，所以对文献周围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有较严格要求。古籍文献纸张的寿命随着保存温度的提高而降低。温度越高，纸张的老化速度越快，纸张变脆、开裂、皱缩，耐折度降低。温度越低，纸张的老化变质速度也越慢，古籍文献的保存时间也越长。在温度不稳定的情况下，纸张的收缩与膨胀交替进行，对纸张的损坏更大。据试验资料显示，温度超过常温10℃时，古籍文献纸张的酸碱杂质产生的破坏作用会增加3倍，而温度每下降10℃，纸张的寿命会增加2－3倍。因此，保存古籍文献的书库和阅览室的室温应控制在14℃－18℃，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把珍贵的古籍文献放置在低温冷藏库保存。

　　相对湿度是影响古籍文献保存的另一个重要环境因素。由于纸张的吸湿性，当纸张的含水量低于它应有的比例，纸张就会酥脆、断裂变形，一般纸张的理想含水量为7%。纸张的相对湿度过高，不仅会滋生微生物(如霉菌)，也会导致纸张内部结构的破坏或腐蚀。而且纸张的高纤维素大量快速地吸收水分，导致纸张纤维潮湿、间距增大，加速纸张的化学破坏作用。因此，图书馆必须把古籍文献存放场所的温度和湿度严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按照四季温度的不同，古籍文献书库的室温应控制在16℃(冬季)－22℃(夏季)，相对湿度控制在45%(冬季)－60%(夏季)，并且日温差和湿度差应保持稳定，日温差≤2℃，相对湿度差≤5%。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多样，而图书馆室内的温度、湿度会随着室外气候的波动而不断变化，季风、降雨、日照、读者流量等因素都影响着室内气温和湿度。因此存放古籍文献的场所要想获得稳定适宜的气候环境，仅仅依靠自然环境的调节是不行的，图书馆还必须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和经费，因地制宜，采取技术措施，配备相应的设备，来调节控制存放古籍文献室内的温湿度，改善古籍文献书库的小环境。

　　12 纸张酸化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化主要原因是由于造纸过程中残留在纸上的硫酸、明矾、氯漂白剂等酸性成分，经过长期的化学反应开始腐蚀纸张，使纸张的pH值低于56，偏酸性。我国古代传统造纸工艺是使用草木灰、石灰水处理植物纤维，因此古籍文献纸张大多偏碱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化。不过，受当前环境、大气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古籍文献纸张的酸化呈加速和扩大趋势。因此，如何遏制古籍文献酸化是古籍文献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13 空气污染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空气中除了氧、氩、氖、氦、氙、二氧化碳等主要成分外，还有占空气总量0001%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有氮氧化物、碳氧化物、硫氢化物、氯氢化物、硫氧化物、尘埃、臭氧、微生物、虫卵等。虽然这些空气污染物所占空气比例很小，通常对古籍文献的破坏很微弱且难以察觉，但随着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进行，空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直接危害着图书馆古籍文献的保存。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燃烧煤炭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四氧化碳等有害气体，不仅破坏地球的臭氧层，使紫外线辐射增强并形成酸雨，而且使大气温度升高，形成温室效应。这也是图书馆古籍文献纸张酸化、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空气中的尘埃也是危害古籍文献的重要污染物，尘埃不仅改变了古籍文献的外观色彩，而且尘埃中的酸碱性微粒、微生物孢子和虫卵，还会腐蚀古籍文献，以及滋生霉菌和害虫。

　　图书馆古籍文献除受到空气污染物影响外，还会受到图书馆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古籍文献存放的设备材料等有害挥发物质的影响。如陈列书籍的书架、书柜使用的化学纤维材料、装饰涂料中的有害气体，在室内小环境中浓集，也会危害古籍文献。

　　14 光辐射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古籍文献纸张的基本成分是纤维素，被红外光照射后温度会升高，产生内应力，会出现翘曲、龟裂现象。而光辐射中的紫外光可使纸张的有机化学键断裂。因此，古籍文献如果长期遭受光辐射，会使古籍文献局部温度升高，湿度下降，导致纸张纤维素聚合度和机械强度下降，使纸张变脆，从而影响纸张的耐久性。纸张在光的照射下还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易碎的氧化纤维素，使字迹褪色。光辐射对古籍文献的破坏作用是渐进的过程，光照停止，但破坏作用仍在继续。

　　15 有害生物对古籍文献保存的影响

　　在古籍文献的保存环境中，有害生物对古籍文献的危害主要来自各种微生物和害虫，如各种霉菌、螨虫、毛衣鱼、烟草甲、鳞毛粉蠹、黑皮蠹、白腹皮蠹、黄斑皮蠹、档案窃蠹、书虱、白蚁，还有老鼠等。这些有害生物大多繁殖力极强，具有喜温畏寒、喜湿畏干、喜暗畏光的生活习惯，可以长期寄居在古籍文献书库，造成古籍文献的霉烂、蛀蚀、残损，对古籍文献的破坏性很大。

　　2 保护古籍文献的对策

　　21 控制温湿度［3］

　　211 装空气调节设备

　　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安装恒温、恒湿的中央空调系统。如果条件暂时不允许，可以单独使用调温调湿设备。如柜式恒温恒湿空调机、挂壁式空调机、加湿机、干燥机、去湿机、冷热风机、通风扇和换气扇等，保证存放古籍文献的室内温湿度恒定在标准范围之内。

　　212 减缓室外不良气候的影响

　　古籍文献管理人员应该熟悉和掌握室外气候规律，在气候不宜的季节，古籍文献书库和阅览室应当关闭窗户，并以窗帘遮蔽光线，减少空气对流和光照辐射。在室外气候适宜的季节，可以开窗通风降温散湿。

　　213 控制书架和陈列柜的小环境

　　古籍文献摆放在普通书架上供读者借阅，室内外空气对流对古籍文献的危害是难免的。为了控制好微小气候环境，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环境在古籍文献书库撒水、放置干燥剂、种植花草等方式来辅助调节温湿度。如果古籍文献存放于陈列柜中，应尽可能将柜子封紧闭严，保持柜内温湿度的稳定。

　　214 使用可调节湿度的材料

　　将具有吸湿性能的变色硅胶、无水氯化钙、生石灰、木炭等吸湿剂，放置在书架或古籍文献周围，可以有效改善古籍文献的湿度环境。

　　此外，还要在存放古籍文献的书库和阅览室放温度计、湿度计等，随时监控室内的温湿度，并全年监测和记录温湿度变化情况，掌握室内气候变化规律，不断调节古籍文献的温湿度环境。

　　22 纸张去酸化处理

　　221 采取水溶液法

　　用水冲刷洗涤，可以除去纸张的部分酸性物质

　　222 采用酸碱中和法

　　用小苏打水溶液浸泡纸张，达到去酸，也叫做去焦，也可用低浓度的氢氧化钙饱和溶液或碳酸氢钠溶液、碳酸氢镁溶液浸泡纸张，达到中和纸张酸性的目的。

　　223 采用非水溶液法

　　使用甲醇镁溶液、甲氧基碳酸镁溶液等有机溶剂为浸泡液，使纸张酸性中和为碱性。224采用气相法

　　以二乙基锌为气相脱酸剂，对纸张做脱酸处理。以上方法多是通过化学反应达到脱酸、去酸的效果，但对古籍文献也有损害。因此，作为图书馆应对古籍文献酸化采取早发现、早防治的措施。如使用pH值在75－105的无酸材料制作的函套、书盒、箱、夹板等放置古籍文献，或在封闭容器内放除氧脱酸剂，都可以有效减缓古籍文献酸化。对古籍文献中的孤本和珍贵善本，可以采取集中存放，然后充氮气封存，阻止空气中的酸性气体对古籍文献的危害。

　　23 保证良好的内外环境

　　231 保持古籍书库的密闭性

　　由于存放古籍文献的库房、阅览室中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室外，所以，要求存放古籍文献的室内有良好的密闭性，还应该安装空气过滤和净化设备，滤除空气中的灰尘、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

　　232 选用环保的建筑装饰材料和设备

　　书库修建或装修时，要选用无毒、中性或弱碱性的建筑材料和涂料，因为环保的图书馆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古籍文献存放的设备材料可保持清洁的室内环境。修建或改建完成后，要经充分通风后才能使用。

　　233 重点保存好珍、善本古籍

　　对珍贵的孤本、善本和借阅使用率低的古籍文献采取密封库房或陈列柜保存，或密封除氧充氮保存，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古籍文献。

　　234 做好进入人员的防护

　　有条件的图书馆应在古籍书库门口处设置洁净设备，清除进入人员身上尘埃，并穿鞋套进入。整理和阅读古籍文献尽可能戴手套，以防汗液污染文献。应给古籍文献制作书盒、函套、夹板等保护装具，阻止空气中灰尘的破坏。

　　235 保持地面、墙面清洁

　　古籍书库的地面、墙面要有防尘、除尘的设备，要保持古籍书库和阅览室清洁卫生，打扫地面时应洒水加湿，最好采用吸尘器清除。

　　236 绿化古籍文献书库和阅览室的小环境

　　树木花草不仅具有抗污染、吸附空气中有害气体和灰尘以及净化空气的功能，还有调节空气、检测污染、杀虫灭菌的作用。因此，可在古籍书库室外种植树木、草坪，也可在室内种植些花卉。这也是减少空气污染的有效方法。还应在古籍书库和阅览室安装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设备，定时监测室内灰尘和有害气体浓度，并参照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及时做出调整和处理。

　　24 避免古籍文献受强光辐射

　　光辐射对古籍文献的破坏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图书馆应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

　　241 合理选择光源

　　存放古籍文献的书库和阅览室照明应主要靠自然光源采光。如果用人工光源应采用瓦数低、无眩光的日光灯、白炽灯和荧光灯，灯具与古籍文献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05m，并设置节能型自动开关，减少光线对古籍文献的照射，其室内的照度标准应≤50勒克斯。

　　242 选择好的存储空间

　　古籍文献应尽可能存放在密闭式书库中，屋顶和四周墙壁涂刷反射系数大的白色材料，减少吸收太阳辐射能。窗户不宜过大，并配备百叶窗、遮阳板、厚窗帘、夹层窗帘、凉棚等遮光设施。也可在玻璃窗外，加装较厚的木板窗，涂上油漆，使书库光线变暗，门窗和书柜玻璃最好选择吸热性和防紫外线较好的玻璃。

　　243 防止光辐射

　　光辐射中的紫外线对古籍文献的破坏最大，因此必须消除或减轻紫外线对古籍文献的危害。人工光源应使用无紫外线的灯具。如果使用荧光灯，需加装紫外线过滤装置，如紫外线滤光片。也可以在室内的玻璃、地面喷涂紫外线吸收剂，如羟基二苯甲酮类、芳香族酯类、三嗪－5等。古籍文献书库照明光源的紫外线相对含量应为≤75微瓦/流明。

　　244 防止受潮

　　古籍文献受潮时，不要在阳光或灯光下暴晒，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晒干。限制读者用照相机翻拍古籍文献，不使用热光源的扫描机或静电复印机复制古籍文献。

　　245 光源监测

　　古籍文献应尽量减少光照时间，控制光照强度，减少光辐射对古籍文献的破坏。古籍书库及阅览室应安装照度计和紫外线检测仪，随时监测室内紫外线强度。

　　25 古籍文献保存的生物防制

　　251 阻止虫源发生及蔓延

　　古籍文献库要经常打扫，保持清洁，防止虫卵随空气进入室内，在无人时要注意关紧书库门窗，防止虫鼠进入。一旦发现虫害，应及时去除，防止虫害扩散和蔓延。制定规范严格的古籍文献书库管理制度，进出古籍文献库的工作人员和读者要尽量穿鞋套、戴手套，对借阅率高的古籍文献要定期消毒。提醒读者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确保古籍书库不发生虫害。

　　252 消除有害生物滋生条件

　　害虫生长需要适宜的温湿度环境，适宜温度为22℃－32℃，相对湿度为70%－90%。因此，调节古籍书库的温度、湿度，可消除各种有害生物滋生的条件。将古籍文献书库的温度控制在14℃－22℃，相对湿度控制在45%－60%之间，既可以有效防止霉变和虫害，又能延长古籍文献的寿命。

　　253 配置书库防虫害设施

　　古籍文献书库要保持干燥通风，通风孔道要设置密纹纱窗或空气过滤设备，书库的地面、墙壁、天花板应平滑无缝。书架宜采用全香樟木柜，珍贵的古籍文献善本、孤本应放入樟木书盒中。木制材料和设施应经常作消毒杀虫处理，并定期对古籍文献书库、阅览室及书架等古籍文献配套设备进行消毒杀虫。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设专门的古籍文献消毒室和杀虫设备。

　　254 适时翻晒古籍文献

　　根据古籍文献的保存情况，选择适当时机翻晒古籍文献，这是一种简单易行、成本低廉且有效的传统杀虫灭菌法。但翻晒古籍文献时一定要频繁翻动，且翻晒时间不宜过长，避免因光辐射影响古籍文献的保存。

　　255 杀虫方法

　　对已经受到虫害的古籍文献，要在不损伤古籍文献本身的情况下进行杀虫处理。

　　2551 药物驱虫杀虫

　　这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防蠹常用方法。古人使用的杀虫防蛀药物有芸草、莽草、烟草、灵香草、胡椒、狼毒、银杏、山矾、乌鞭草等天然植物杀虫剂，以及铅丹、白矾、雄黄等矿物杀虫剂和麝香等动物杀虫剂。这些药物中的生物碱、挥发油、有机酸、甙类等成分对危害古籍文献的微生物和害虫具有显著的杀灭作用。可将这些杀虫剂夹放于古籍文献中或置于古籍文献周围，以达到驱虫杀虫的目的。

　　2552 物理驱虫杀虫

　　通过改变温度、辐射量及含氧量等物理手段创造特殊环境，破坏害虫的生理机能，使害虫不育或死亡，达到灭虫的效果。它具有杀虫效率高、无残毒、无污染、方法简便等特点。物理杀虫法主要有低温冷冻杀虫法、高温杀虫法、缺氧杀虫法和高能射线辐射杀虫法等。

　　2553 化学驱虫杀虫

　　用化学药剂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害虫将其杀死。由于成本低、使用方便、收效快，因此化学药剂应用较广，是目前图书馆古籍文献杀虫中的主要方法。但是有的化学药剂会污染环境并危害人体健康，对古籍文献也有副作用，长期使用会使害虫产生耐药性。所以，应慎重使用化学药剂杀虫，优先使用高效、低毒性药物，并注意产品的更新换代，以防害虫出现耐药性。目前用来驱杀古籍文献害虫的药物有樟脑丸、卫生球、萘、水杨酸、环氧乙烷、对位二氯苯、溴甲烷、甲醛、硫酰氟、磷化氢等，其中以樟脑丸和磷化氢使用最广泛。此外，用磷化氢熏蒸杀虫的技术已经问世。

　　2554 生物驱虫杀虫

　　主要采用植物药剂杀灭害虫，它是利用植物中的活性物质对害虫的中枢神经细胞进行干扰，以扰乱昆虫的生理状态和内分泌激素的平衡，使害虫绝育或死亡。目前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中使用广泛的植物性杀虫剂是银盐胶片防霉剂和灵香草杀虫剂。这两种药剂搭配使用不仅可以杀虫，还可以防霉菌，对人体无伤害，驱杀虫效果明显。

　　26 古籍保存的其他对策

　　261 防火

　　古籍文献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决定了它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在图书馆古籍文献管理中，必须把防火放在第一位。首先，古籍书库和阅览室等建筑应具有良好的耐火性(耐火等级为一级)，并符合防火设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在古籍文献库与相邻的其他书库之间修建隔离防火墙，书库门采用甲级防火门。其次，古籍书库管理人员应接受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有较强的防火意识和责任感，能处理突发火情。第三，古籍书库应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及消防栓，关键位置放置灭火器。第四，杜绝将火源带进古籍书库，严禁在古籍书库内吸烟、烤火、用电炉，违者严肃处理。

　　262 防盗

　　古籍文献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和潜在的经济价值不同于一般书籍，图书馆必须加强防盗措施，以免古籍文献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因此，应派专人看管保护古籍文献，书库内要安装自动防盗报警系统，书库入口和库内关键位置应设置电视监控录像设备，安装保温隔热的防盗门和防盗窗栏，珍贵的古籍文献孤本、善本还应放入带锁具的书柜或书箱保存。有条件的图书馆应将古籍文献书库单独设置、自成一体，库内不设置其他用房及通道，减少人员流动，消除对古籍文献的潜在威胁。

　　263 防震

　　古籍文献保护中还应考虑到书库的防震，一定要符合抗震标准。地震是影响图书馆古籍文献保存的潜在危险因素，它的破坏力更强，恢复更难。因此，在选择存放古籍文献的书库时必须考虑到书库的防震效果，并在存放古籍文献的书柜垫衬棉花或者塑料泡沫。

　　264 古籍文献的数字化

　　要使图书馆古籍文献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除对已出现残损的古籍文献要及时进行修补(纸浆修补机)和装订加工外，还应重视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和保护，建立古籍文献数据库，不仅可以相对真实、稳定地保存古籍文献原貌和内容，而且可以使古籍文献退出流通借阅环节，入库封存并得到长期保存，为读者提供更为便利、快捷的古籍文献信息检索服务。可以说，古籍文献数字化是当前古籍文献保护和利用最有效、最科学的方法，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继承方式的革命。

　　总之，影响图书馆古籍文献保存的因素很多，图书馆一定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宗旨，做好古籍文献的防火、防盗、防震、防潮、防虫蛀、防霉、防酸化、防污染、防光辐射等工作，延长古籍文献的寿命，使古籍文献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首先是中国古典语言学。了解古代文学和经典的编排和研究。它以古代文献和经典的形式和内容，组织其校对、标点、注释、鉴定、汇编、汇编等各个环节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以经典史为中心。经典成为古代文献学的中心。确定哪些异文必须注出，以示读者。从义理、考据两方面着眼，（异文）版本来源是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籍版本。中国古籍是指1911年革命前出现的书籍。对于各种形式的古籍版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仅限于清朝乾隆60年，即古籍。1795年以前的书籍一般都是稀有书籍。现存的古籍中，有史迹、学术资料、艺术表现的，或虽不完整但只有一两本，且很少流传的，都可以算是珍本。周代末期出现的简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1930年在内蒙古发掘的居延汉简，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成册书籍。

再者中国电子文献数据库。内容包括经、史、子、藏四个部分，其中以史为主，经、字、藏为辅。如果按门类归类，又可分为宗教文献、医学文献、文献与收藏、政治书籍、阶级书籍和史料收藏。新书目），77246万字，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经典。文字周围大多围以长方形边框或图案，刻书者用以申明版权以及广告宣传的一种特殊标识。

另外可以从汉学典藏数据库中学习。是面向中国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史爱好者的中国古籍全文信息检索系统。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民国2000多年所有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也囊括了清代学者对当代相关古籍研究的重要成果。数据库包括古籍精选版本，即古籍母本或现存最早的版本和精炼版本，基本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古籍文献。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

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

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

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

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

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

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

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

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的定义：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古籍的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中国的史学源于上古，此后便一脉相承，至今变化不大，纵向来看，中国古代的史学呈现连续性，统一式的特点。

中国的史学可以追溯到上古之时，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是《尚书》，横向地看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史学的特征，那就是统一式特征。

统一式特征就是在大一统天下观思维的指导下，一个群体去完整记载一个疆域内的史事，把所记载的区域当作一个整体去写。从《尚书》到《春秋》再到中国的传统正史“二十四史”，所贯彻的全是一种大一统的观念，就是在大一统天下观的思想指导下去记载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