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是哪部?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收藏

《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是哪部?,第1张

 十三经注疏》的作者及主要内容

1 《尚书》:现存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2 《周易》:现存中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相传为周文王在监狱所作。《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3 《诗经》:现存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感谢孔子,给我们留下了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集。《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4 《仪礼》:研究中国古代礼仪的著作。《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5《周礼》(该书原名《周官》,西汉时在民间发现,创作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在战国时期。)《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6 《礼记》(西汉的两位学者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辑的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7《左传》(可能是春秋末左丘明所作,但也有人认为是战国初的作品)《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8《公羊传》(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9《谷梁传》(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传)《春秋榖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注:《春秋》三传中,《左传》侧重在用史实注释《春秋》,属史学范畴;《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在义理辞章方面注释《春秋》,属于训诂学。所以熟悉《左传》的人多,而了解《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人就比较少)

10 《论语》(春秋时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语录笔记),《论语注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音丙,bing,3声)

11 《孝经》(西汉在孔壁中发现的藏书,可能为春秋时孔子或其弟子曾子所作。)《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12 《孟子》(战国时儒家学者孟子的著作。)《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奭,音是,shi4声)

13《尔雅》战国到西汉的学者编写的一本可以用来学习儒家经典的词典,《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注意:十三经中没有《春秋》这部书。现在的《春秋》已经失传了,其文字则散见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书中。该书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

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主要有三类:

①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②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③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校补竹书纪年(赵绍祖) 古墨斋刻本

 校正竹书纪年(洪颐烜) 平津馆刻本

 竹书纪年校正(郝懿行) 东路厅署刻本

 竹书纪年集证(陈逢衡) 裛露轩刻本

 竹书纪年补证(林春溥) 竹柏山房刻本

 考订竹书纪年(雷学淇) 亦嚣嚣斋刻本

 竹书纪年义证(雷学淇) 修绠堂铅印本

 汲冢纪年存真(朱右曾) 归砚斋刻本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王忠悫公遗书》铅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石印本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 同上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 新知识出版社铅印本

 周易注疏 世界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注疏 同上

 毛诗注疏 同上

 春秋经传集解《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杜预《后序》据明覆宋阮仲猷刻本影补)

 春秋正义 《四部丛刊》续编影日本古钞卷子本

 春秋公羊传注疏 世界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谷梁传注疏 同上

 春秋啖赵集传纂例 《古经解汇函》刻本

 孟子注疏 世界书局影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尔雅注疏 同上

 广韵 《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国语 士礼居覆宋本

 战国策 同上

 战国策校注 《四部丛刊》初编影元本

 史记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宋浙刻集解本、涵芬楼影宋黄善夫刻本、清殿本、金陵书局刻本

 史记索隐 汲古阁刻本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张文虎) 中华书局铅印本

 史记志疑(梁玉绳) 清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泷川资言) 日本铅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水泽利忠) 同上

 汉书 涵芬楼影宋本

 后汉书 同上

 晋书 同上

 宋书 同上

 隋书 涵芬楼影元本

 新唐书 涵芬楼影宋本

 资治通鉴考异 《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资治通鉴外纪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本

 穆天子传 平津馆刻洪颐烜校本

 路史 红杏山房刻本

 史通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刻本,又《史通通释》(浦起龙)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山海经笺疏(郝懿行) 琅嬛仙馆刻本

 水经注 《续古逸丛书》影永乐大典本,又戴震校本,《四部丛刊》初编影殿本

 水经注释(赵一清) 干隆赵氏刻本

 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 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元和郡县志 岱南阁刻本

 太平寰宇记 万廷兰刻本、干隆乐氏刻本、金陵书局刻本

 长安志 经训堂刻本

 元丰九域志 清聚珍本

 舆地广记 士礼居覆宋本

 古今同姓名录 《函海》刻本

 东观余论 《学津讨原》刻本

 墨子闲诂(孙诒让) 《诸子集成》铅印本

 韩非子集释(陈奇猷) 上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 《诸子集成》铅印本

 列子 同上

 吕氏春秋集释(许维遹) 清华大学铅印本

 广弘明集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本

 真诰 涵芬楼影《道藏》本

 开元占经 恒德堂刻本

 苏氏演义 《艺海珠尘》刻本

 修文殿御览 《鸣沙石室佚书》影唐卷子本

 初学记 明晋府刻本、中华书局铅印本

 北堂书钞 南海孔氏刻本

 艺文类聚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宋本、又铅印本

 白氏六帖 影宋本

 稽瑞 缪荃孙旧藏钞本

 事类赋 明嘉靖刻本

 太平御览 《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清嘉庆鲍崇城刻本

 太平广记 文友堂影明谈恺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本

 昌黎先生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影元本

 河东先生集 《四部丛刊》初编影旧钞本

 文选(李善注) 清胡克家刻本、中华书局影宋本

 古文苑 《守山阁丛书》刻本

 观堂集林(王国维)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石印本

 卜辞通纂(郭沫若) 日本文求堂石印本

 殷契萃编(郭沫若) 科学出版社石印本

注疏是注文和疏解的合称,对于文章或书籍正文做解释的文字称为注,或注解、注释,对某些典籍、古文献做注始于汉代。

词目:注疏

拼音:zhùshū

例如:《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又称《论语注疏解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二十卷。《论语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中的一种,吸收了北宋以前人的注释,保存了不少古注。

按照训诂学的传统,古人注疏向来遵循“注不离经,疏不破注”的原则,人们对“增字解经”向来是非常忌讳的。这一原则一方面有利于避免臆说与生造,但另一方面也有辞费啰唆,甚至知错不改的时候。

扩展资料

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主要有三类:

1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2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3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先秦是我国学术昌盛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流传下来大批典籍、文献,但由于语言的发展,文字的变迁,史料的缺遗和分散,汉代人已很难读懂,从而一些学者专门为这些古书做注解。

注解又有传、笺、章句等名称。传,有转授、相承师说的意思,一般指阐明经义;笺,是说明作者的用心,或断以己意;章句,指分析正文的章节句逗;它们是各有不同角度的。

及至唐代,许多汉人的注解也已不易理解。于是产生了新的注解形式,即注解者既注解正文,也注解前人的注解,也就是总的加以疏通,这种注解称为“疏”,也称“正义”,如《周礼》有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尚书》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等。

宋以前注和疏是分别印行的,后来则合为一本书,一般的排列是先注后疏,合称注疏。 

汉代学者主要是注解经书,后世历代学者对许多重要古籍均从事了注解工作,注解的内容、范围、体例也日益扩展和完善,如所注的范围有词语的音义,来源;引文、典故的出处;人名、地名、年代、方位和史实的考证;以及划分段落,串讲大意等等。注解的方式又有夹注、脚注、篇末注等等。

礼记训纂(上下)

作者: (清)朱彬

饶钦农点校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1996-9

《礼记》,又称《小戴记》,是西汉学者戴圣编辑的。这一部书是秦汉之际儒家礼学著作的选集,共四十九篇。自东汉学者郑玄为《礼记》作注之后,这部本是为《仪礼》解经说文的著作逐渐变成经典,历代礼学学者尤为钟情于此书,《仪礼》反而式微。

朱彬(一七五三年至一八四三年)字武曾,号郁甫,江苏宝应人。他博览子史百家,无不贯洽,而于经义研究尤勤。《礼记训纂》是他晚年所编撰,因此得以吸收清代朴学大师,如:刘台拱、王引之父子等人思想之精华,实是清代治礼之一大总结。

《礼记训纂》一部是对《礼记》进行解经说文的经典之作,对全书进行了深精到的研究,在继承郑注孔疏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了多家研究成果,取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如肉贯串。其按语发前人之未发,不薄今而爱古,不别户而分门。《礼记训纂》尤为难得的是对历代注疏删繁就简而不失其原旨,当然参以孙希旦《礼记集解》互读尤为妙极。

本书以咸丰元年宜禄堂校刻本为底本,用四部丛刊影宋本《纂图互注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四部备要》本《礼记训纂》校勘。朱氏所引用经史群籍,一般重检原书。因此是目前《礼记训纂》最好的版本。

从汉唐到清代,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花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采用的是郭璞的《尔雅注》和北宋邢昺的《尔雅疏》。

清人研究《尔雅》的著作不下20种,其中最著名的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今人注有徐朝华的《尔雅今注》,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并附有笔画索引,最利于翻检、学习。

由于尔雅解释非常简单,它所涉及的许多语言知识不容易被人理解,因此后代又出现了许多注释、考证它的著作,如:

清朝马国翰《尔雅古注》

晋朝郭璞《尔雅注》

清邵晋涵《尔雅正义》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

近人周祖谟《尔雅校笺》

扩展资料

历史定位

在历史上,《尔雅》备受推崇,这是由于《尔雅》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增长各种知识。

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唐文宗开成年间刻开成石经时,列入经部。到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事实上,《尔雅》并不是经,也不是某一部经书的附庸,它是一本独立的词典。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增长各种知识。

欧阳修《诗本义》说:“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朱熹则说:“《尔雅》是取传注以作,后人却以《尔雅》证传注。” 

而李学勤先生认为:《尔雅》作为“经”,不是偶然的,并不是凑在经部里的。古代的“经”,有的如《诗》、《书》、《易》的经文、《春秋》的经文等,是自古流传的基本文献,当时教育所必需的,有的则是解说引申上述文献的,如《易》的十翼、《礼》的《礼记》,《春秋》的三传等。《尔雅》是周代以至汉初历世学者解经的一种汇编,号称解经的钥匙。

《尔雅》在中国语言学史和词书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尔雅》首创的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方法,对后代词书、类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而研究雅书又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雅学”。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晋代的方言和汉代的方言来人作比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都对《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阐发。《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方言笺疏》广片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

《方言注》

《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傧”,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陁,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撰《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本),有不少见解可以补戴氏的不足。

《方言笺疏》

《方言笺疏》,清代为扬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钱绎撰。卷首有咸丰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笺疏》主要参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这两种本,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一遍。共13卷20余万字,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笺疏》引书有《广雅》、《荀子》、《白虎通义》、《吕氏春秋》、《礼记》、《左传》、《逸周书》、《孟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释名》、《说文》、《广韵》等20多种。钱氏不理解《方言》一书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主旨,只是从史传、诸子、类书以及古佚残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证,所以用力虽勤但创见较少。《方言笺疏》在清代有3种传本:一为广雅书局本,一为徐氏《积学斋丛书》本,都有脱文,一为光绪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红蝠山房校刊本,相传以后者最为完备。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红蝠山房刊本影印发行。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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