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尽管如此，要鉴别古籍的优劣真伪，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和规律可以遵循。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此外，古书鉴别还要细审书中内容，注意书后的序文跋语，以及墨色、藏书印章、刻工记载等。

避讳始于周朝，盛于隋唐。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它规定臣下不得直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面，则采用某种办法来回避，这就叫避讳。这种避讳制度往往造成语义上的若干混乱。

避讳大约产生于周代，流行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并且避讳的禁令逐渐严格起来。至清代，尤其雍乾之世，讳禁之严可谓登峰造极。直至民国才基本上废除这种讳禁。古代避讳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改字：即凡遇到君主或尊者之名改用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例如秦始皇之父名子楚，改楚国为荆国。秦始皇名政，《史记·索隐》改“正月”为“端月”。

第二种是空字：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空围“口”，或直书“讳”字。例如《书·金滕》“惟尔无孙某”“某”指“发”，讳周武王之名。

第三种是缺笔：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为避讳而缺笔之法约起于唐初，盛行于宋代。在宋刻古籍中，“缺笔”不少于“改字”。

避讳对象：

1、帝王

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2、避圣贤

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

3、避长辈

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密。

秦朝避讳举措有哪些介绍如下：

第一种是改字法

改字，顾名思义，就是对君王和他所要求尊敬者的名改用其它的字来代替。这种方法是古代避讳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中避讳方法的盛行，使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有很多古籍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都要分辨哪个是什么时候改的，什么时候又改了回去。

秦始皇名“政”，为了避秦始皇的讳，当时的“正月”都会改为“端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简之中，有一批叫《语书》的竹简，其中凡是遇到“正”字，都会写成“端”字。这显然也是为了避讳秦始皇，可见在秦朝时期避讳就已经很严格了。

到了汉代，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将“邦”字都会改为“国”字，“邦”和“国”算是同意互训字。在汉景帝刘启的时候，为了避“启”的讳，通常会把“启”字改为“惊”，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在《左传》中是被称为“启蛰”的，就是为了避这个讳，被改为了“惊蛰”。

东晋的时候，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当时人把王昭君改成了“王明君”，曾广为流传的《昭君》曲，成为了《明君》曲。

我们所熟知的嫦娥，在《淮南子》及《史通采撰》中都是被称为“姮娥”，但是到了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在《文选月赋》中被改为了“嫦娥”。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写下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都知道“司马”是白居易的官职，但这个“司马”的官职和之前朝代的“司马”并不一样，它是由“治中”这一官号改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讳。

第二种是空字法

所谓的空字法，就是不写避讳的字，而直接写成“某”或者“□”。在《说文解字》中，对从光武帝刘秀及之后五位皇帝的名字，都采用空字法，直接写为“上讳”两个字。

在唐朝时期的《隋书》之中，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每遇到王世充的名字都会写成“王 充”，而后来有的人不是太了解，常有将“王 充”抄写成“王充”的情况发生。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将原本的“民部尚书”改为了“户部尚书”。

第三种是缺笔法

这种方法一般是对避讳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缺笔法是在唐代开始兴起的，到了宋朝的时候，极为盛行。在《世语新说》中所有的宋代帝王名讳，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记载。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国讳”还有一些“家讳”，在古代的一些官员士大夫为自己家中的尊者避讳，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名“泰”，他便把“郭泰”改写为“郭太”。

总的来说，避讳这种情况虽然被古人看为是“尊祖敬宗”的表现，但是也使得很多的古籍变得非常混乱，为古籍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避讳，是指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保证“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制度不受挑战，说话、命名、写字等等情况如果遇到君主、尊亲的名字，不允许直接说出来或者写出来。

“避讳”一词最早出自《淮南子·要略》：“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但是，避讳的做法却最早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根据《公羊传·闵公元年》的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句话算得上是古代避讳的总原则了，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古代需要避讳的对象便基本确定了。

第一，帝王

这个最重要的一类避讳，称为“国讳”。因为一旦没有做到避讳，会引来杀身之祸或灭族之灾。帝王及其家族的名字、别号等所涉及到的字（包括同音、近音的字）绝对不能直接念、直接用、直接写。

第二，长官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往往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前途，要想过得好点，长官及其父祖的名字也必须要避讳，要是摊上个独裁暴躁的长官，他甚至会用权力直接逼迫你去避讳。

例如，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说的是宋代有个叫田登的知州，不允许州府的百姓直呼其名“登”，否则就要用鞭子伺候，结果导致“灯”字被手下人改成“火”，上元节的放灯的时候出现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笑话，这便是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第三，长辈

这个比较好理解，自己的长辈先人姓名用过的字，自己及后人就不能再用了，称为“家讳”。例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父亲名叫杜闲，“闲”字作为常用字，杜甫愣是在一生所作的数千首诗歌中从未写过这个字。“家讳”的传统甚至到今天，大多数家庭起名的时候还在沿用。

第四，圣贤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地位被历朝历代所拔高，那儒家的圣贤，如孔子、孟子的名字就需要避讳了。例如，为了避讳孔子的名字孔丘中的“丘”字，丘姓被改成“邱姓”。

至于避讳的具体方法，早在《礼记》中便有明文规定，之后甚至成为了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主要就是四种方法：

其一：改字

就是说涉及到需要避讳的字是时候换个同音或同义的来代替，不过换同音的压根算不上避讳，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同义字。例如，因为秦始皇叫嬴政，而“政”字在先秦时期跟正月的“正”本来是同一个字（秦始皇也确实是因为出生在正月才得名为“政”），于是乎，正月在秦朝就成了“端月”。汉武帝名叫刘彻，韩信身边的著名谋士蒯彻就被《史记》记成了“蒯通”。

其二：空格

意思是将需要避讳的这个字空着不写不说，或者直接画个“□”又或者用“某”字来代替。例如，《史记·孝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这里的“某”指的就是汉景帝刘启，而这条记载则是讲述他立为太子的事。还有，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将王世充记成“王充”。

其三：缺笔

将需要避讳的字在写的时候，减去几笔从而达到避讳的效果。例如，唐代的《于志宁碑》为了避讳李世民的“世”字，缺笔写成了“卅”字。

其四：改音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需要避讳的字在念的时候，写的时候还是不行。例如，孔丘的“丘”字本应该念成“qiū”，却常常念成“mǔ”。

避讳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制之后走向成熟，唐宋时期开始兴盛，到清代大兴文字狱时到达极点。它牵涉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导致了文化传播出现困难，十分的无聊扯淡。不仅是人的名字，只要是涉及到避讳字的事物，如地名、官名、机构名、动物名、神话传说、文学作品等等统统跑不了。

在地名上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原名嬴异人，为了当上太子而取悦出自楚国的养母华阳夫人，就改名为嬴子楚；结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楚”字需要避讳，“楚国”就成了“荆国”；北岳恒山因为汉文帝叫刘恒，宋真宗叫赵恒，结果在汉宋两朝就被改成了“常山”。

至于官职名、机构名

西汉因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彻”，将侯爵中最高一级的“彻侯”改为“通侯”；隋文帝杨坚的老爸名叫杨忠，为避讳“忠”，“侍中”、“中书”这两个官职被分别改成了“纳言”和“内史”；三省六部制中六部之一的户部原来叫民部，唐朝为了避讳李世民的“民”改成了户部；又为了避讳唐高宗李治的“治”，将“治书侍御史”改称“御史中丞”。

改动物名更是无聊

西汉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她名叫吕雉，于是雉这种动物从此被叫成野鸡了。

李世民的爷爷叫李虎，结果为了避讳，唐朝谈“虎”色变，开始想尽各种方法给虎改名，西晋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曾记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这是大虫作为虎的的俗称最早的出处，于是唐朝将“大虫”这个称呼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唐朝人还常常用“兽”、“马”等来代替“虎”字，后赵皇帝石虎、隋朝名将韩擒虎分别被写成了“石季龙”和“韩擒”，军事重镇虎牢关改成“武牢关”，可谓是搞得乱七八糟。

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

为了避讳汉文帝的名字刘恒，“恒娥”改成了“嫦娥”；为了避讳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李玄霸”改成了“李元霸”。

避讳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背后牵涉到权力的毒药。历史上无数的人因避讳而获罪，丢掉性命，甚至全家遭受灭顶之灾。最为骇人听闻的当属清代前期的文字狱，“清”、“明”、“胡”、“虏”等词都成了禁忌，而且统治者往往捕风捉影、吹毛求疵，你只要是写字就能找出来毛病，动不动还抄家灭门。

例如，雍正时期江西科举主考官查嗣庭依据《诗经》中“维民所止”出考题，结果“维止”二字被说成是想削去“雍正”的头，乃大不敬，结果查嗣庭被捕，在监狱里面就病死了，然后被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全家被流放；

乾隆年间，大学士胡中藻因所著《坚磨生诗集》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皇帝认为他是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故而大怒，把胡中藻弃市、抄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如果避讳仅仅只是为了对君主、师长、圣贤表示尊重，那便无可厚非。然而，古代的避讳往往不是因为尊重，而是因为畏惧。畏惧的是什么？当然是可以决定人前途命运乃至生死的权力。

可以说，避讳根本就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而实行的一种文化专制手段，而儒家学说中的“尊卑有序”“克己复礼”等传统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避讳这个词在百度词条的解释是因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比较森严，所以文人们在写作的时候遇到帝王或者尊亲的名字，为了表示尊重都不直接写出。根据历史中的记载避讳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夏商时期，而在唐朝宋朝和清朝的时候非常的流行。于是有小伙伴好奇，难道避讳这个词只有中国才有吗？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存在避讳的现象，而且，关于避讳的说法都是背后都有一则神话故事。

我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等级制度非常严苛。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不断的进行各种阶级的划分。例如天子属于最大的，天下的主人。而父母亲是生育你的人。所以很多文人在写或者说话中提到这些人的名字都会避而不谈，这是为了表示对天子和父母的尊重之情。我国古代避讳的对象主要有四个，分别是帝王，长官，圣贤和父母长辈，而我国也是按照这样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划分的。所以在中国的避讳更多是一种对人民名回避。

我们看西方的发展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西方是一个由宗教统治的国家。例如他们在每个月13号是星期五的这一天就是基督教避讳的日子。而且避讳的背后经常连接着很多传奇故事。例如在美国有摔断腿的说法，其实就是因为演员布斯是拖着一条残腿进行的，所以摔断腿还有个意思就是希望演员可以被大众所认识并记住。这种说法都是迷信的说法，从正确的角度阐释这个词语的意思，更多的是意味着卑躬屈膝进行行礼。

避讳这个词语不仅仅是在中国才能存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存在避讳的现象，但是他们并不说避讳这个词儿而用其他的词语代替。我国古代的避讳主要是为了尊重前辈和先贤，西方的避讳则是规避某项不好的事情的发生。

[摘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避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国古代的“避讳”，源自于原始社会时期古老的禁忌，雏形萌发于西周，经过岁月的积淀，逐渐转变为特有的“避讳”，并在历朝历代有着不同程度的侧重点，最终形成独有的中国“避讳”风俗。“避讳”的对象、范围、方式和规则都极其复杂。“避讳”风俗作为中国文化中一个独有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影响力。

[关键词]避讳;禁忌;封建文化;传统文化

“避讳”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1)“避讳”的含义

“避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特有的现象。“避讳”中的“讳”，就是指“回避不能说”的意思。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君主或者尊者、长者为了维护甚至是神化自己的形象，提示自己的地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回避的内容，而且在古代社会，人们敬鬼神，他们认为直呼名讳是十分不吉利的，会带来不详之事，所以要用一些专门的词等等来代替，从而达到回避的目的。

所谓“避讳”，在现代，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指为了回避某些事情或者某方面，有可能是物，也有可能是人。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君主或者长辈的尊敬，避免直呼其名，而用相同意义或是相同读音的字来代替，也有在其本字上进行修改，多写或少写一笔，由此来进行回避。通常情况下，需要“避讳”的就是君主和长辈的名字，其字或者号不用“避讳”。因此在中国古代，有时人们为了表达尊敬，尤其是文人雅士之间，常常互相称呼字或号，一般不直呼其名。

“避讳”这一现象出现的较早，但是“避讳”一词出现的较晚，直到汉代，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第一次提出“避讳”一词，在这一时期，“避讳”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也就是“回避”的意思;其次就是规避君主、长辈等亲人的名讳。

(2)“避讳”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关于“避讳”风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大体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避讳”主要从原始禁忌发展而来，而在原始禁忌中，这种“避讳”主要由心理暗示发展而来。作为尊者，他们认为自己相对于其他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作为自己代称的名字不应该随便出现在书面上和口语上，由此就成为“避讳”，继而成为一种避讳风俗。“避讳”从何而来，一般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避讳”起源于周代，但真正形成制度是在秦代。“避讳是中国特有之风俗，源远而流长。《左传》、《礼记》、《孟子》等书就有避讳之记载，但在整个先秦时期发展很缓慢。秦统一六国之后，帝王的地位急剧提高，避讳才逐步兴盛起来。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避讳。秦始皇名政，全国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正月改称端月。”《尚书》则是最早有“避讳”相关记载的古籍文献，从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避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

“避讳”起源于古老的原始禁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语言往往被赋予一种超人的魔力，人们以为语言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联系，语言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祸，语言禁忌遂源由此而生。有了禁忌，就要回避，于是出现了避讳。”这种原始禁忌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古人精神世界的升华与发展，更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禁忌也是古人认识社会的方式，这是一种和我们现代思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看来，一株花包括花的花瓣、茎、枝、叶等等，然而在古人看来，花瓣可能就代表了整株花，并且在古人的认知中，花本身也是有思想有精神世界的，而花瓣可能就相当于人的大脑，承载着花的精神。这么说来可能会有虚幻，但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是真是存在的。因为独特的思想方式才造就了独特的禁忌，他们认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做了什么事会怎么样，亦或为了避免某件事的发生，要如何做，最终发展成为“避讳”风俗。

因我们一般认为原始禁忌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对大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能理解种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所以会产生原始的自然崇拜。其次是对欲望的克制。同样的在过去，人们认为欲望的产生是不好的现象，所以需要克制欲望，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再次就是对宗教仪式的恪守，在原始社会乃至到后来的封建社会，禁忌总是与宗教有着很大联系。尤其是在原始社会，各种神灵、自然崇拜充斥，形成一整套规范的仪式，这些仪式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最后就是对以往教训的总结，人们在生活生产活动中会犯错，这些错误有时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古人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状况，会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从而在社会环境恶劣的原始社会更好地生活。

在中国古代社会，“避讳”最主要的承担者是帝王，也就是君主。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尤其是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君主的权威不断增强。一方面为了显示所谓的皇家权威，皇帝的名讳不可以随便出现在人们口语之中，这是对帝王的不敬，如果再上升到一个高度，帝王作为国家的代表，这是对国家的不敬。这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封建社会是不允许存在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以及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上充斥着敬鬼神的思想，封建君主通常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他们的思想中也有着鬼神之说。封建君主在想着治理国家的同时，也会担心自己的王位是否稳固，除去外在原因，他们往往也会联想到一些“避讳”，认为自己的名讳不能随便出现，需要规避，否则是不吉利的，不利于统治国家，通俗一点说，就是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

中国“避讳”风俗从形成到发展，总的说来是起源于周代，在秦朝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在唐宋之期尤为兴盛，而到了清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尤其看中“避讳”，使得避讳风俗进一步发展，更加完善。我们所熟知的“文字狱”也是“避讳”的一种，清代“文字狱”之重，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现代，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充斥着各种“避讳”，比如在沿海地带的渔民，他们一般比较“避讳”跟“翻”谐音的字词，认为这个读音会使他们在海上作业时翻船，带来生命危险。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纸张的特点来判断一下，是何朝何时所刻，也可以从书名、编著者、校订人的姓名来作参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证真伪，详看序跋、目录、卷末、书尾，查找有无牌记、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鉴定经验是：

　　字体鉴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刻本字体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欧体，瘦劲清秀，丰厚淳朴。南宋刻字多用柳体，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体。元代初期似宋，后仿赵孟兆页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体工整漂亮，而书坊以刻书营利为目的，贪多求快，字体多恶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遗风，自嘉靖年起变化成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清刻本多为仿宋体，尤显柔美、秀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后字体变得呆板，字行密集如涂鸦一片，很不雅观。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后期左右栏，版心为刻工姓名和字数，南宋四周双栏，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鱼尾多，行间更窄，书口更阔，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内府刻本字大行疏，独具一格。正德以后仿宋版格式，并且出现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认。

　　印纸。书坊刻本大多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纸印书，官家刻本纸张要好一些，宫廷刻本印纸更好，要分清竹纸、棉纸、麻纸、皮纸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纸和竹纸，白棉纸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点，万历多用竹纸、黄棉纸，清代刻本印纸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书籍，用墨比较讲究，墨色浓厚似漆，字黑纸白，十分显眼，宋版刻工刀法较精细认真，笔划不苟。元版墨色较混，刀法生硬而无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细加比较，差强人意。

　　装帧。宋代书籍主要是蝴蝶装，少有施用装，南宋出现色背装，流行于明嘉靖、隆庆时，至万历开始广泛用线装形式。

　　序跋、版记、避讳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记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个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讳。

　　题跋。藏书印章，题跋内容较广，清代很多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的题跋多有百年之论，可供后人参考，藏书印章是藏书家钤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权和鉴定意见的信物，以及藏书印章。

　　行款字数。伪本的鉴定，如宋嘉定刻本为半页7行，行15字，小字双行，宋代黄善夫刻本为半页10行，行18字，注文双字，行24字，四周双边，左有耳，耳记篇名。

　　综上所述，古版本的鉴定较为复杂，以上只是笔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浅体会，供藏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