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酸化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告诉记者，书页酸化是影响古籍保存寿命的重要因素。酸化是指古籍纸张中的酸性逐渐增强，PH值越低酸性越强。如果PH值低于4，书籍将彻底损坏，不能翻阅。环境污染是古籍酸化的主要原因。纯净的空气是由氮气、氧气、少量的二氧化碳等组成的，并不含有酸性气体，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酸性气体排放大量增加，导致了古籍的酸化破损。

李致忠说，上世纪60年代，空气中PH值是75左右，那时有关部门对我国古籍纸张进行检测，PH值平均为76，在中性或微碱性范围内。但是，目前空气中的PH值已下降到65，近期对我国古籍文献的检测后发现，PH值已普遍低于70，平均为59。由于空气污染，古籍已经开始老化。李致忠说，如果空气中的PH值下降到5，那我们的古籍保护就困难了，最多保存不到200年。因此，在努力探索用科技手段保护修复文化古籍的同时，我们应该改善和治理环境。

造纸的原料是木、草、麻、苇、竹、蔗渣和碎布等。造纸工人把原料弄碎，蒸煮后，就制成了**的纸浆，工业上常用SO2来漂白纸浆,SO2的漂白性质不是永久性的，再者用来印报纸的纸张，制作比较粗糙，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加上阳光和空气中的多种气体的因素，破坏了当初漂白的成果，于是报纸又变回**。

书籍酸化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告诉记者，书页酸化是影响古籍保存寿命的重要因素。酸化是指古籍纸张中的酸性逐渐增强，PH值越低酸性越强。如果PH值低于4，书籍将彻底损坏，不能翻阅。环境污染是古籍酸化的主要原因。纯净的空气是由氮气、氧气、少量的二氧化碳等组成的，并不含有酸性气体，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酸性气体排放大量增加，导致了古籍的酸化破损。

李致忠说，上世纪60年代，空气中PH值是75左右，那时有关部门对我国古籍纸张进行检测，PH值平均为76，在中性或微碱性范围内。但是，目前空气中的PH值已下降到65，近期对我国古籍文献的检测后发现，PH值已普遍低于70，平均为59。由于空气污染，古籍已经开始老化。李致忠说，如果空气中的PH值下降到5，那我们的古籍保护就困难了，最多保存不到200年。因此，在努力探索用科技手段保护修复文化古籍的同时，我们应该改善和治理环境。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第一批委员

1983年 1月26日成立，由文物、考古、历史、建筑等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第一任主任委员夏鼐，现任主任委员廖井丹。委员：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冯先铭、安志敏、苏秉琦、启功、吴良镛、单士元、张政烺、郑孝燮、贾兰坡、顾铁符、宿白、常书鸿。

2005年委员

（各专业组委员及增聘委员均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任委员： 傅熹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委员： 耿宝昌（故宫博物院） 孙机（国家博物馆）史树青（国家博物馆）

一、 书画碑帖组

刘光启（天津文物出境鉴定站） 张慈生（天津市文物公司） 杨仁恺（辽宁省博物馆） 杨臣彬（故宫博物院） 金维诺（中央美术学院） 周绍良（中国宗教研究所） 钟银兰（上海博物馆） 徐邦达（故宫博物院） 章津才（北京文物出境鉴定站）

增聘9人：

王连起（故宫博物院） 李凯（天津文物出境鉴定站） 李遇春（广东文物出境鉴定站） 许忠陵（故宫博物院） 肖燕翼（故宫博物院） 杨新（故宫博物院） 单国霖（上海博物馆） 鲁力（江苏文物出境鉴定站）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召集人：薛永年

二、现当代书画组(增设)

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 冯远（中国美术馆） 朱乃正（中央美术学院）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 常莎娜（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靳尚谊（中央美术学院） 雷振方（荣宝斋）召集人：邵大箴

三、古籍组

丁 瑜（国家图书馆）增聘5人：李致忠（国家图书馆）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 陈先行（上海图书馆） 杨成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黄永年（陕西师范大学）召集人：丁瑜

四、陶瓷组

汪庆正（上海博物馆） 陈华莎（故宫博物院）张浦生（南京博物院） 赵自强（广州博物馆）曾土金（广州市文物总店） 薛贵笙（上海市文物商店）

增聘3人：

王莉英（故宫博物院） 邵长波（故宫博物院） 穆青（河北文物出境鉴定站）召集人：陈华莎

五、铜器组

李学勤（清华大学）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

增聘6人：

王海文（故宫博物院） 王冠英（国家博物馆） 朱凤瀚（国家博物馆） 吴镇烽（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馆）召集人：王冠英

六、玉器组

云希正（天津艺术博物馆） 田凤岭（天津文物出境鉴定站） 许勇翔（上海博物馆） 张永昌（苏州文物商店） 杨伯达（故宫博物院）

增聘4人：

田俊荣（天津文物公司） 张广文（故宫博物院） 杨震华（苏州文物商店）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召集人：张广文

七、货币组

戴志强（中国钱币博物馆）

增聘5人：

刘建民（山西省人民银行） 周祥（上海博物馆） 黄锡全（中国钱币博物馆） 程纪中（北京钱币学会） 翦宁（国家博物馆）召集人：戴志强

八、杂项组

王世襄（中国文物研究所） 台立业（山东文物出境鉴定站）孙学海（北京市文物局） 李久芳（故宫博物院）郑珉中（故宫博物院）

增聘8人：

刘东瑞（国家文物局） 步连生（中国文物研究所） 张永康（云南省文物局） 张淑贤（故宫博物院） 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胡德生（故宫博物院）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 夏更起（故宫博物院）召集人：胡德生

九近现代历史文物组（增设）

万冈（国家博物馆） 阮家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孙毅（北京鲁迅博物馆） 沈庆林（国家博物馆） 肖贵洞（国家博物馆） 相瑞花（国际友谊博物馆） 夏传鑫（国家博物馆）召集人：沈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