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寿第一人是谁?
事实胜于雄辩,法律至高无上,经过两年的猴寿创始人法院之争,陕西高院最终判定李中元胜诉,创始人之争尘埃落定,李中元为猴寿创始第一人!
李中元先生猴寿作品以草书“寿”字笔法,一气呵成,形态逼真而传神。沉着中见洒脱,秀气中见稳重。整个猴身情感真挚,可爱慈祥。在这个“猴寿”中有七八个太极图案与整个猴身。墨迹边线相互连通,来回运转,形成太极图案的阴阳分线只要在S分线上画圆,就能形成一个太极图案在此寿的笔画走势上又有形似太极拳谱套路的走势,于其一身,故称之为“太极猴寿”,猴善食桃。桃增寿古籍<抱朴子>言:"人君者,猴也猴寿八百岁"八个太极图案和八百岁意为八八六十四定乾坤昔日猴寿八百岁,今日太极最高峰愿天下老人万寿无疆福康快乐其太极猴寿作品深受各界人士的喜爱,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因其字美观,其法合理,其意深远,其心感天地 故被誉为"天下第一寿"
2004年陕西电视台猴年春节联欢会以“太极猴寿”为吉祥物被响亮登场。
法院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对是是公平、公正判决的!至于有人不以事实和法院判决在网上自吹自擂的,胡说八道的,恶意攻击的,都是法盲,无知,胡搅蛮缠的女流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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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峤山中,又名南山,是广西省级风景名胜区,桂东南名山之一,以典型的丹霞地貌著称,距容县县城7公里,是全国道书所称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洞天。山中有胜景“二洞、八峰、二十岩”。历代以寺观众多,风光奇丽而闻名于世。古时山上有九寺十三观,有著名的讲学所太极岩等,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名相李纲、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等名人曾慕名游览题咏,是集宗教、文化、风光于一体的名山。
都峤山山体由第三系“红层”构成。第三系“红层”,属于内陆湖盆沉积,主要为砂岩、砾岩,由于当时古气候炎热干燥,沉积物中的低价铁氧化成高价铁,因而岩层被染成紫红或褐红色,故称为“红层”。山体色调远观宛若红霞(广东仁化丹霞山即由此得名),这类地貌在我国统称为丹霞地貌,其山、石徒刑的特点是整体感强,在质感和线条上刚柔兼备,与花岗岩、石灰岩构成的山地才丘陵相比,风光别具一格,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
都峤山屹立在海拔100米上下的容厢平原之上,其主要山峰海拔多在500米以上,其中香炉峰标高7437米,为都峤山最高峰。相对高差达400至600余米。整个山区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特别是山体北麓,丹霞赤壁似斧劈刀削,东西罗列,气势恢宏。自容城南望,群峰延绵达8公里,宛如平地坚立的锦屏,南天排开的笔架,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都峤山红层中富含钙质,在风化剥蚀过程中常沿层面形成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在水平方向上成排,在垂直方向上成层发育。在庆寿岩之上,一系列洞穴大致在同一高度断续延伸,洞中原的古老房舍的断壁残垣排列有序,形成了“七十二房井”的奇观。而在云盖峰,自下而上分布着太极岩、圣人岩、宝盖岩等洞穴,岩中砌房建阁,至今不少仍保存完好。正如宝盖岩一付岩联所题:“阁阁阁中阁 岩岩岩上岩”。据不完全统计,山内大小洞穴有300余个,其中有名称的达100多个。这些洞穴一般宽度大于深度和高度,最大洞穴不灵景岩,宽46米,高、深各约16米,可容数百人,都峤山洞穴之多,在国内丹霞地貌风景区中是罕见的。
都峤山山、石徒刑奇特,惟妙惟肖。红层经风化剥蚀后,造型地貌发育。如八大峰,似香炉、仙人、灶石、马鞍、竹兜,山峰由此得名。至于小的山、形像物的更多,如蜡烛通天、丹凤朝阳、宝剑出鞘,文笔卓立以及海豚出水,鲤鱼跳龙门等巨石,莫不惟妙惟肖,使人们游兴大增。还有仙人桥、仙人床等景点,也是很富吸引力的景点。
都峤山是我国道教第20洞天,文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远在汉代即有刘根、华子期等人入山修道,相传晋朝葛洪也曾在山中炼丹。宝元观即道教活动场所之一。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都峤山又成为佛教胜地。唐代山中建有相当规模的九寺十三观。灵景寺古时即为海内名寺。其后宋朝又在宝元岩中筑殿塑造和奉祀孔子及其弟子,于是都峤山便成为佛、道、儒三家并兴之地。此外,历代名人赞誉都峤山的诗文甚多,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路过容州时曾题诗赠送在山中修道的邵彦甫,宋代名将李纲、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山时曾在灵景寺往宿,并留下了诗篇和游记。都峤山同时又是民间文学的宝库,这里的奇峰异石大多富丽着古老动人的传说。如“钟鼓石”、“仙人脚印”、“虎头关”、“灯檠光照读书台”等,大都引人入胜。上述从文旅游资源与风光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名山的文化内涵。
都峤山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只限于其西区,面积约4平方公里,仅占整个风景区的四分之一,是近年新开发的一个融自然景观与宗教文化为一体的旅游观光区。目前已建有暗河佛源漂流、登山观光缆车、五百罗汉堂、庆寿岩禅寺、猴山和观猴长廊、金佛大字世界之最、南山阁、福寿桥、莲池、九曲桥、植物园等景观。东区和中区,包括香炉峰、丹灶峰、仙人峰、兜子峰、中峰等地,山势更为雄奇,这一带的风光除具有西区的某些特点外,更以险、幽取胜。可以预期,在中远期开发之后,都峤山景色将更具魅力。
经略台真武阁位于广西自治区容县城东的人民公园内。
经略台真武阁始建于唐大历三年(768年),根据文献记载,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结任容管经略使时,为了操练军士和欣赏风景,修筑了经略台。台长约50米,宽约15米,高4米左右,中间夯土,四周用砖石砌筑,坚实稳固。明洪武十年(1377年),“建玄武宫于其上”,奉祀真武大帝以镇火神。明万历元年(1573年)又大兴土木加以扩建,建成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楼阁,0周围还有廊舍、垣墙、钟磐、鼎炉等附属建筑和设施,经过数百年的'风雨、几度兴废,仅真武阁仍巍然屹立,保存至今。
真武阁通高132米,面宽138米、进深112米,是一座独具风格的木构建筑。全阁用近三千条大小不等、坚如石质的铁力木构件铆合串联,相互嵌合、制约,彼此扶持,合理而协调地组成了一个十分优美、稳固统一的整体。
楼底四周没有墙壁与庭院相连,从而显得十分的宽阔坦荡。在二十根笔直挺立的巨柱中,八根直通顶楼,是三层楼阁全部荷载的支柱。柱之间用梁枋相互连接,柱上各施有四朵斗拱,上面承托四根棱木,有力地把楼阁托住。二层楼有四根支柱,用以承负上层的楼板、梁架、配柱和屋瓦等,脚柱却悬空离地3厘米,是全楼间结构中最为奇特、最为精巧的部分。这种结构的方法是在悬空的柱上,分上下两层用十八根梁枋穿过檐柱,组成两组严密的“杠杆式”的斗拱,拱头承托外面宽阔的瓦檐,拱尾托起室内的悬空柱,这种像天平一样维持一座建筑物平衡的独特"杠杆结构",在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全阁的建造没有用一颗铁钉,都以榫铆连接,虽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雨袭击和地震摇撼,仍安然无恙,实为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国家文物局)
容县近代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广西玉林市容县县城及黎村、杨村、杨梅、松山等乡镇。由324国道玉容公路可达。距玉林市约57千米。属文博院馆类人文风景旅游区。该建筑群是研究广西乃至我国建筑史、近现代史、经济史、宗教史等方面的重要物证史料,更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文物教材,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2006年5月25日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容县近代建筑主要以民国时期-将军的别墅、故居建筑群为主,容县近代建筑种类数量较多,且较集中,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有的民国时期建筑群。该建筑群风格独特、结构合理、装饰豪华、环境幽雅,多在中国特有风格上吸收西方建筑技巧,采用仿欧式一至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门前檐柱之间跨空檐墙砌旋成一排优美的弧形拱门和雕饰线,曲直线条富于变化,有较强的立体感和艺术效果;为了隔潮,避免南方潮气对人们的影响,在一楼居住下面设有一定高度的地垅,防潮且通风透气,极具欧洲古典建筑艺术风格;主体建筑的前庭多建有清雅秀丽的庭院,院内种有各种名贵果树、花木,环境幽静清香。主要是民国时期-将军的别墅、故居建筑群,共有11处(点),它们分别是黄绍竑别墅、黄绍竑故居、黄旭初别墅、黄旭初故居、罗奇别墅、苏祖馨别墅、韦云淞别墅、夏威夏国璋别墅、马晓军别墅、容县图书馆旧址、容县中学旧教学楼等。
玉林杨贵妃故里位于县城5公里左右的杨外村唐代许子真在《容州晋宁县杨贵妃碑记》一文中记述,杨贵妃的出生和籍贯是今日容县杨外村。杨贵妃故里杨外村隐藏在重重丘陵深处,一条小河自湾肚田蜿蜓南流,至十里圩汇入绣江。沿河散布着片片稻田,四周层峦苍翠,农舍村落掩映在荔枝林和沙田柚林丛中,附近还生长着一丛丛凌云斑竹和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格木。这一带真是山青水秀,风光如画。目前村里有杨贵妃庙遗扯、贵妃井,县城东还有杨贵妃梳妆台遗址。
贵妃园新建的贵妃园会让你感受到另一种风韵,贵妃园是根据唐代杨贵妃传奇故事而建造,一共分为贵妃出世、梳妆容州府、云凌斑竹、册封贵妃、贵妃醉酒、贵妃起舞、贵妃出浴、妃子笑、含冤马嵬坡,全部采用硅胶人物像和仿唐建筑,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人物游览园。贵妃井原为用矩形方石围成的浅井,贵妃幼年时常在井边帮家人汲水。相传小玉环因饮此井水而容貌艳丽。明代广东学者邝露等曾专门考察过此井,他在《赤雅》一书称:"杨妃井最冷洌,饮之美姿容,下多芳草"。明代《广西名胜志》等古籍中也有记载。解放前此井仍存,现已湮没。
贵妃庙位于岭咀村西的一个土坡上,为古代村人纪念贵妃而建。此庙解放后仍保存,1965年折毁。近年村民又在原址重建。庙堂正中供奉贵妃塑像。庙门两侧楹联题为杨外诞生籍本容州焉可议,马嵬赐终仙成蓬岛尚存疑。"周围视野开阔,庙门朝南、土坡之下为低丘、农田,远处群山延绵。庙后数座土山环绕,宛如碧莲花瓣,其上长满荔枝林。郁郁葱葱。玉环生前喜吃荔枝,乡亲选在这里建庙,也是别具一番情意的。
贵妃山在岭咀村东北金牛岭,相传山中有杨贵妃祖坟。这一带群山起伏,海拔一般在300米以下。山中沟谷发育,林木繁茂。此外,贵妃遗址还有县城经略台东侧的杨贵妃梳妆台,相传是她的养父容州都督杨康为她建造的。
宋元战争,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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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作者:东方飞龙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如果有中国人环游了世界,今天有谁知道呢?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感念?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
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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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全世界都是封建的愚昧的只有中国出现了民主的曙光,一千年后全世界都是民主的自由的只有中国是专制的落后的。一千年后的中国人却无耻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落后,一千年后的中国人却的无知嘲笑一千年前的中国封建……
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后的中国以西方被淘汰不入流的学说为自己的宗教,一千年后的中国抨击、狂骂着一千年前中国自产的辉煌学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一千年后的中国什么是世界第一?人口?一千年后的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于世界,一千年后的中国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还无愧的叫着中国。
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代。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无知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丢了他们的脸,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的伟大,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歌颂着野蛮、歌颂着掠夺、歌颂着杀害自己祖先的人……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怎么能知道?……
一千年前的中国人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一千年前的中国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
注: 一千年前的中国代指宋朝时的中国
部分参考书目:
《光明之城》(意)德安科纳
《马可 波罗游记 》(意)马可 波罗
《白银资本》(德)德安德烈 贡德 弗兰克
《全球通史》(美)斯塔夫理阿诺斯
《鸟瞰中国千年史》孙隆基
《中国人口史》葛剑雄教授主编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马正林
(宋朝古籍史料不列……)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稷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 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著述宏丰,其名著《资 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 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 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 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 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 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痱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 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 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 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痱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 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著,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呕心沥血著《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著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著(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
1、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
扶植秦国质子异人进入秦国政治核心,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
庄襄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权倾天下。
2、吕臣(约公元前235年-前173年),秦末陈胜起义军将领,陈胜被庄贾杀害后,吕臣组织苍头军重建张楚政权,并诛杀叛徒庄贾。后与英布联合抗秦,又先后投奔项梁、刘邦。汉朝建立后,继承他父亲的新阳侯的爵位直到病死。
3、吕公
(生卒年待考),齐国始祖吕尚后裔,单父人(今山东东单)。汉高祖刘邦岳父。吕公当时与沛县(今江苏沛县)县令关系很好,为躲避仇家纠缠,举家自单父迁居沛县。吕公有相人之术,其长女名吕雉,他常对人说“此女有大富大贵之相”。
沛县县令曾为其子求婚,但遭到吕公婉言谢绝。在一次沛令举行的酒宴上,吕公与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相遇。吕公见刘邦气度非凡,因而特别敬重他。吕公又见刘邦相貌稀奇,在客人都散去之后,对刘邦说:“我从年少的时候,就好给人相面。
我相过的人太多了,但是没有一位像你的相貌这样高贵的,愿你多多自爱!”不久,由吕公作主,将女儿吕雉嫁与刘邦,她就是后来的吕后。吕公之妻吕媪对吕公将女儿嫁与刘邦之事非常生气,怒冲冲地说:“你平素总是说我这个女儿不寻常,应该嫁与贵人。
而今为何这么轻易地就把女儿打发了?”吕公一笑:“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吕雉嫁给刘邦后生有一子一女。传说有一次,她带两个孩子在田中劳作,一个过路老人向她求些水喝,吕雉见老人饿了,就又给他做了些吃的,老人非常感激,就给她相面:“夫人的相貌是天下的贵人。”
又给其一子一女相面说:“夫人所以能够大贵,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的缘故。此女也是大福大贵之相。”吕公后来被刘邦封为临泗侯,吕雉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也跟随刘邦参加了楚汉战争,因功分别受封为周吕侯和建成侯。
4、吕雉
(公元前291~前180年),女,名雉,字娥妁,吕皇后(吕后),汉高祖刘邦之妻,今山东省单县南)人。著名西汉初期女政治家。曾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后代理朝政,专政达十六年之久,为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执政者。
早年,其父吕公为避仇迁居沛县,在一次宴会上欣赏刘邦非凡的气度,把女儿许配给他。公元前205年刘邦为项羽所败,吕雉和刘邦的父母被俘,做了两年的人质。公元前203年秋吕雉归汉后,留守关中。刘邦称帝后,吕雉被立为皇后,子刘盈为太子。
吕后为人有谋略,汉朝初,吕后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了统一的局面。公元前195年刘邦死,汉惠帝刘盈立,尊吕后为皇太后。
汉惠帝仁弱,实际由吕后掌政。公元前188年汉惠帝崩,立少帝,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有怨言,吕后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号令一出太后。”吕后先后掌控汉朝政权长达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吕雉,武则天,慈禧)的第一个。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道家)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详问刘邦身后的人事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
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
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后有政治家的风度,匈奴冒顿单于乘刘邦之死,曾下书羞辱吕后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采纳季布的主张,压住怒火,平心静气复书说:“我已年老弃衰,发齿也堕落了,步行也不方便。”然后赠与车马,婉言谢绝,匈奴自愧失礼,遣使向汉朝认错,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吕后晚年因没有子孙,怕汉高祖的子孙欺凌吕氏,故大封外戚诸吕为侯。公元前180年吕后逝世,终年六十二岁,与汉高祖合葬长陵。后诸吕欲为乱,被周勃、陈平等诛平。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们对历史的评价都逃不出儒家思想的框套,所以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功过的一把铁尺,因而对吕雉的评价毁多于誉。实际上应该从历史人物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影响来评论,所谓“民为天,社稷次之、君轻之。”
5、吕溱
(生卒年待考),字济叔,江苏杨州人。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l038年)戊寅科状元。吕溱中状元后,通判亳州。值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因参与进秦院宴饮事受牵连,出知蕲、楚、舒三州,后复修,起居注。
宋皇祐四年(公元l052年),依智高反叛,吕溱劝宋仁宗不要封锁消息,而应“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进知制诰,又出知杭州,入为翰林学士,吕溱上疏论宰相陈执中贪恋富贵,行为奸邪。后陈执中罢相,吕溱以侍读学士之职知徐州,赴任前,宋仁宗赐宴资善堂。
任满徙成德军,因与兴都转运使李参不和,及豪侈放任,简于政事被弹劾,贬知和州,分司南京。宋神宗即位,吕溱起知池州,江宁府,复集贤院学士,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期间,吕溱精识过人,辨讼立断,豪恶为之敛迹,政绩颇佳。
改枢密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后,吕溱不幸逝世于任,终年五十五岁。朝廷追赠礼部侍郎,宋神宗诏书中有“吕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节,绝迹权贵,故中废十余年,人无言者……”对吕溱家贫子幼,宋神宗诏令朝廷优厚安抚。
吕溱开朗敏捷,善于议论,其言论颇为当时名流所推许。然而,又很持重,在杭州接送宾客,不过数语,人称之为“七字舍人”。
玉林容县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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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峤山中,又名南山,是广西省级风景名胜区,桂东南名山之一,以典型的丹霞地貌著称,距容县县城7公里,是全国道书所称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洞天。山中有胜景“二洞、八峰、二十岩”。历代以寺观众多,风光奇丽而闻名于世。古时山上有九寺十三观,有著名的讲学所太极岩等,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名相李纲、明朝旅行家徐霞客等名人曾慕名游览题咏,是集宗教、文化、风光于一体的名山。
都峤山山体由第三系“红层”构成。第三系“红层”,属于内陆湖盆沉积,主要为砂岩、砾岩,由于当时古气候炎热干燥,沉积物中的低价铁氧化成高价铁,因而岩层被染成紫红或褐红色,故称为“红层”。山体色调远观宛若红霞(广东仁化丹霞山即由此得名),这类地貌在我国统称为丹霞地貌,其山、石徒刑的特点是整体感强,在质感和线条上刚柔兼备,与花岗岩、石灰岩构成的山地才丘陵相比,风光别具一格,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
都峤山屹立在海拔100米上下的容厢平原之上,其主要山峰海拔多在500米以上,其中香炉峰标高7437米,为都峤山最高峰。相对高差达400至600余米。整个山区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特别是山体北麓,丹霞赤壁似斧劈刀削,东西罗列,气势恢宏。自容城南望,群峰延绵达8公里,宛如平地坚立的锦屏,南天排开的笔架,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都峤山红层中富含钙质,在风化剥蚀过程中常沿层面形成许多洞穴。这些洞穴在水平方向上成排,在垂直方向上成层发育。在庆寿岩之上,一系列洞穴大致在同一高度断续延伸,洞中原的古老房舍的断壁残垣排列有序,形成了“七十二房井”的奇观。而在云盖峰,自下而上分布着太极岩、圣人岩、宝盖岩等洞穴,岩中砌房建阁,至今不少仍保存完好。正如宝盖岩一付岩联所题:“阁阁阁中阁 岩岩岩上岩”。据不完全统计,山内大小洞穴有300余个,其中有名称的达100多个。这些洞穴一般宽度大于深度和高度,最大洞穴不灵景岩,宽46米,高、深各约16米,可容数百人,都峤山洞穴之多,在国内丹霞地貌风景区中是罕见的。
都峤山山、石徒刑奇特,惟妙惟肖。红层经风化剥蚀后,造型地貌发育。如八大峰,似香炉、仙人、灶石、马鞍、竹兜,山峰由此得名。至于小的山、形像物的更多,如蜡烛通天、丹凤朝阳、宝剑出鞘,文笔卓立以及海豚出水,鲤鱼跳龙门等巨石,莫不惟妙惟肖,使人们游兴大增。还有仙人桥、仙人床等景点,也是很富吸引力的景点。
都峤山是我国道教第20洞天,文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远在汉代即有刘根、华子期等人入山修道,相传晋朝葛洪也曾在山中炼丹。宝元观即道教活动场所之一。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都峤山又成为佛教胜地。唐代山中建有相当规模的九寺十三观。灵景寺古时即为海内名寺。其后宋朝又在宝元岩中筑殿塑造和奉祀孔子及其弟子,于是都峤山便成为佛、道、儒三家并兴之地。此外,历代名人赞誉都峤山的诗文甚多,如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路过容州时曾题诗赠送在山中修道的邵彦甫,宋代名将李纲、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游山时曾在灵景寺往宿,并留下了诗篇和游记。都峤山同时又是民间文学的宝库,这里的奇峰异石大多富丽着古老动人的传说。如“钟鼓石”、“仙人脚印”、“虎头关”、“灯檠光照读书台”等,大都引人入胜。上述从文旅游资源与风光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名山的文化内涵。
都峤山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只限于其西区,面积约4平方公里,仅占整个风景区的四分之一,是近年新开发的一个融自然景观与宗教文化为一体的旅游观光区。目前已建有暗河佛源漂流、登山观光缆车、五百罗汉堂、庆寿岩禅寺、猴山和观猴长廊、金佛大字世界之最、南山阁、福寿桥、莲池、九曲桥、植物园等景观。东区和中区,包括香炉峰、丹灶峰、仙人峰、兜子峰、中峰等地,山势更为雄奇,这一带的风光除具有西区的某些特点外,更以险、幽取胜。可以预期,在中远期开发之后,都峤山景色将更具魅力。
经略台真武阁位于广西自治区容县城东的人民公园内。
经略台真武阁始建于唐大历三年(768年),根据文献记载,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结任容管经略使时,为了操练军士和欣赏风景,修筑了经略台。台长约50米,宽约15米,高4米左右,中间夯土,四周用砖石砌筑,坚实稳固。明洪武十年(1377年),“建玄武宫于其上”,奉祀真武大帝以镇火神。明万历元年(1573年)又大兴土木加以扩建,建成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楼阁,0周围还有廊舍、垣墙、钟磐、鼎炉等附属建筑和设施,经过数百年的'风雨、几度兴废,仅真武阁仍巍然屹立,保存至今。
真武阁通高132米,面宽138米、进深112米,是一座独具风格的木构建筑。全阁用近三千条大小不等、坚如石质的铁力木构件铆合串联,相互嵌合、制约,彼此扶持,合理而协调地组成了一个十分优美、稳固统一的整体。
楼底四周没有墙壁与庭院相连,从而显得十分的宽阔坦荡。在二十根笔直挺立的巨柱中,八根直通顶楼,是三层楼阁全部荷载的支柱。柱之间用梁枋相互连接,柱上各施有四朵斗拱,上面承托四根棱木,有力地把楼阁托住。二层楼有四根支柱,用以承负上层的楼板、梁架、配柱和屋瓦等,脚柱却悬空离地3厘米,是全楼间结构中最为奇特、最为精巧的部分。这种结构的方法是在悬空的柱上,分上下两层用十八根梁枋穿过檐柱,组成两组严密的“杠杆式”的斗拱,拱头承托外面宽阔的瓦檐,拱尾托起室内的悬空柱,这种像天平一样维持一座建筑物平衡的独特"杠杆结构",在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全阁的建造没有用一颗铁钉,都以榫铆连接,虽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雨袭击和地震摇撼,仍安然无恙,实为中国古建筑中的杰作。(国家文物局)
容县近代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广西玉林市容县县城及黎村、杨村、杨梅、松山等乡镇。由324国道玉容公路可达。距玉林市约57千米。属文博院馆类人文风景旅游区。该建筑群是研究广西乃至我国建筑史、近现代史、经济史、宗教史等方面的重要物证史料,更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多得的文物教材,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建筑艺术价值。2006年5月25日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容县近代建筑主要以民国时期-将军的别墅、故居建筑群为主,容县近代建筑种类数量较多,且较集中,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有的民国时期建筑群。该建筑群风格独特、结构合理、装饰豪华、环境幽雅,多在中国特有风格上吸收西方建筑技巧,采用仿欧式一至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门前檐柱之间跨空檐墙砌旋成一排优美的弧形拱门和雕饰线,曲直线条富于变化,有较强的立体感和艺术效果;为了隔潮,避免南方潮气对人们的影响,在一楼居住下面设有一定高度的地垅,防潮且通风透气,极具欧洲古典建筑艺术风格;主体建筑的前庭多建有清雅秀丽的庭院,院内种有各种名贵果树、花木,环境幽静清香。主要是民国时期-将军的别墅、故居建筑群,共有11处(点),它们分别是黄绍_别墅、黄绍_故居、黄旭初别墅、黄旭初故居、罗奇别墅、苏祖馨别墅、韦云淞别墅、夏威夏国璋别墅、马晓军别墅、容县图书馆旧址、容县中学旧教学楼等。
玉林杨贵妃故里位于县城5公里左右的杨外村唐代许子真在《容州晋宁县杨贵妃碑记》一文中记述,杨贵妃的出生和籍贯是今日容县杨外村。杨贵妃故里杨外村隐藏在重重丘陵深处,一条小河自湾肚田蜿蜓南流,至十里圩汇入绣江。沿河散布着片片稻田,四周层峦苍翠,农舍村落掩映在荔枝林和沙田柚林丛中,附近还生长着一丛丛凌云斑竹和国家重点保护树种格木。这一带真是山青水秀,风光如画。目前村里有杨贵妃庙遗扯、贵妃井,县城东还有杨贵妃梳妆台遗址。
贵妃园新建的贵妃园会让你感受到另一种风韵,贵妃园是根据唐代杨贵妃传奇故事而建造,一共分为贵妃出世、梳妆容州府、云凌斑竹、册封贵妃、贵妃醉酒、贵妃起舞、贵妃出浴、妃子笑、含冤马嵬坡,全部采用硅胶人物像和仿唐建筑,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人物游览园。贵妃井原为用矩形方石围成的浅井,贵妃幼年时常在井边帮家人汲水。相传小玉环因饮此井水而容貌艳丽。明代广东学者邝露等曾专门考察过此井,他在《赤雅》一书称:"杨妃井最冷洌,饮之美姿容,下多芳草"。明代《广西名胜志》等古籍中也有记载。解放前此井仍存,现已湮没。
贵妃庙位于岭咀村西的一个土坡上,为古代村人纪念贵妃而建。此庙解放后仍保存,1965年折毁。近年村民又在原址重建。庙堂正中供奉贵妃塑像。庙门两侧楹联题为杨外诞生籍本容州焉可议,马嵬赐终仙成蓬岛尚存疑。"周围视野
猴寿第一人是谁?
本文2023-10-04 09:34:5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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