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原是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的，以吃桑叶为主，所以也叫桑蚕。在桑蚕还没有被饲养之前，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野生的蚕茧抽丝了，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早在殷周时期，我国的蚕桑生产已经有很大发展，可见开发人工养蚕远在殷周之前。

从古老的文献中，我们看到关于养蚕的直接记载。反映夏末殷初淮河长江一带的生产情况的《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这是说，夏历三月（阴历四月间）要修整桑树，妇女开始养蚕。

殷代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还有一些和蚕丝生产有关的完整卜辞。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研究指出，有的卜辞上记载，叫人察看蚕事，要经过九次占卜。可见蚕桑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产事业。甲骨文中还有关于蚕神和祭礼蚕神的记载，当时人们为了养好蚕，用牛或羊等丰厚的祭品祭礼蚕神。

考古学家还不是一次在殷墓中发现有形态逼真的玉蚕，例如河南安阳墓和山东苏埠屯都出土的有商代的玉蚕。在殷商的铜器上也常发现有用蚕做装饰花纹的。这些都说明，蚕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的位置。

许多传世的殷代铜器物附着有丝织物的痕迹或绢丝断片。经研究，有些丝织品反映出当时已经有相当高级的丝织技术；并且有大量事实说明，丝织品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货物交换的中间媒介。要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只有靠发展人工养蚕，才能提供足够的蚕丝原料。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已经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丝绸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经》中就有许多诗篇提到蚕桑。例如《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意思是：春天里一片阳光，黄莺鸟儿在欢唱。妇女们提着箩筐，络绎走在小路上，去给蚕采摘嫩桑。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的劳动情景。

周代已经大面积栽种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中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的诗句，意思是：十亩桑园绿树间啊，采桑儿多悠闲啊。这说明春秋时期桑树已经成片栽植，而且一块桑田有十亩之大。当时栽种的桑树，大概有灌木式的，也有乔木式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采桑中看到古代劳动妇女提篮采桑的生动形象，也看到当时栽种的乔木式和灌木式两种桑树。

据《诗经》、《左传》、《仪礼》等古书记载，当时蚕不仅已经养在室里，而且已经有专门的蚕室和养蚕的器具。这些器具包括蚕架（“栚”或“槌”）、蚕箔（“曲”）等。由此可见，到殷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栽桑养蚕技术。

战国时期的《管子·山权数篇》中说：“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群众中有精通蚕桑技术、能养好蚕、使蚕不遭病害的，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的确，最有经验、最有知识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中有很多蚕桑专家和能手，他们在长期的养蚕生产实践中，不断有所创造和发明，为我国和世界养蚕业积累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有很多记述栽桑养蚕技术的书。汉代曾经提到我国古代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有蚕桑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中，仍然留下了不少的有关蚕桑的古籍，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秦观蚕书》、《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等，或是专讲蚕桑的，或是讲到蚕桑的。这些书记下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栽桑养蚕的丰富经验。

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殖桑树，发展桑园。远在西周，人们就利用撒树繁殖桑树。至迟到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压条法已经应用在桑树繁殖上。《齐民要要》中讲述了这种方法。压条法用桑树枝条来繁殖新桑树，比用种子播种缩短了好多生长时间。宋元以来，我国南方蚕农更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一种先进的栽桑技术，它对旧桑树的复壮更新，保存桑树的优良性状，加速桑苗繁殖，培育优良品种。都有重要的意义，到现在也还在生产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好坏，直接关系到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我国很早就发明了修整桑树的技术。早在西周，就已经有低矮的桑树，它或许就是后来所讲的那种“地桑”（鲁桑）。西汉的《汜胜之书》具体讲述了这种地桑的栽培方法：头年把桑葚和黍种合种，待桑树长到和黍一样高，平地面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枝条。这样的桑，低矮便于采摘桑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枝嫩叶肥，适宜养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农谚，对地桑（鲁桑）作了肯定的评价，说：“鲁桑百，丰绵帛，言其桑好，功省用多。”著名的湖桑就是源于鲁桑，两宋以来，人们已把北方的优良桑种鲁桑应用嫁接技术引种到南方。人们以当地原有的荆桑作为砧木，以鲁桑作为接穗，经过长期实践，逐渐育成了鲁桑的新类型“湖桑”。湖桑的形成，大大促进了我国养蚕业的发展。桑树修整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桑树树形也不断变化，由“自然型”发展为高干、中干、低干和“地桑”，由“无拳式”发展为“有拳式”。质量优良的桑叶，只能在新生的枝条上产生，通过修整，剪去旧枝条，可以促使新枝条发生。新生枝条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养分，使叶形肥大，叶色浓绿，既增加产量，又提高叶质，这就有利于养蚕生产。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特创造。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人也根据我国《齐民要术》和其他蚕桑古籍的记载，把桑树培育成各种形式。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礼记·祭仪》中有“奉种浴于川”的记载，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用清水浴洗卵面保护蚕种。后来更发展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消毒卵面，如南宋《陈旉农书》记载：“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的时候所进行的浴种，对预防蚕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通过浴种，把卵面消毒干净，蚕孵出以后，就不会有病菌侵袭蚕蚁（幼蚕）。我们知道，有许多病菌，如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毒，都是经过食道传染的。孵化的时候，蚕蚁都要咬去一部分卵壳才能出壳。如果卵面上带有这些病菌而又没有消毒，那么咬蚕蚁壳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染这些疾病。

至少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蚕农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工作了。《齐民要术》说：“收取茧种，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下则子不生也。”古人认为选种对养好蚕有两种意义：一是可以淘汰体弱有病的蚕种，二是使第二代蚕的生长发育时间和速度一致，便于饲育和管理。选种包括选蚕、选茧、选蛾和选卵四项。但是，人们最初选种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包括这四项。《齐民要术》只是提到要选取“民簇中”的茧留作种。宋末以来，人们已经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娥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知道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

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有病或体质虚弱的蚕种，这样就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增强了它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微粒子病原虫和脓病病毒通过胚子传染给子代蚕。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1822—1895）提出的防止微粒子病蔓延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严格选种，以切断微粒子病虫的胚胎传染途径。

古人也认识到蚕的生长发育和周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发育，可以缩短蚕龄；反过来就不利于生长发育，并且要延长蚕龄。历代蚕农都非常重视控制蚕的生活的环境条件。《齐民要术·种桑柘篇》载有在蚕室四角置火加温来调节蚕室温度的办法，“火若一处，则冷热不均”，“数人候看，热则去火”。金末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提出：幼蚕时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很冷；而到大眠之后，就必须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务本新书》说：“风雨昼夜总须以身体测度凉暖。”养蚕的人只穿单衣，以自己身体做比较：“若自己觉寒，其蚕必寒，便添火；若自觉热，其蚕必势，约量去火。”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舒适的环境温度和蚕所需的生活温度大致相近，以人体的冷热感觉来调节蚕室温度，基本上是合理的。《王祯农书》中对幼蚕期蚕室生火，体测冷热，一眠后卷窗帘通风，夏日门口置水瓮生凉气等，都有详细记载。

在长期的养蚕生产中，我国古代蚕农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他们采取了许多卫生措施、药物添食以及隔离病蚕等办法，来防止蚕病的发生和蔓延。

公元二世纪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这是说，养蚕前必须修整和打扫蚕室蚕具。古代还发明了用烟熏的方法来消毒蚕室。这些养蚕前的卫生消毒工作，对预防蚕的病虫害，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及时清除蚕沙（蚕粪），不断消毒蚕具。金元时期的《农桑要旨》说：蚕座的“底箔须铺二领，蚕蚁生后，每日日出卷出一领，晒至日斜，复布于蚕箔底，明日又将底箔搬出曝晒如前”，反覆替换。这样利用日光消毒蚕具，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方法。

药物防治蚕病，包括药物添食和用药物烟熏两种。药物添食防治蚕病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士农必用》说：以快要落叶的桑叶，“捣磨成面”、“能消蚕热病”。后来的《养余月令》（公元1633年）和《养蚕秘诀》等书还记载了用“甘草水”、“大蒜汁”、“烧酒”等喷在叶面喂蚕，来防治各种蚕病。到后来更针对不同的症状，提出不同的治病药方。

从明代以来，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知道采取淘汰或隔离的措施，来防止蚕病的蔓延。

家蚕蝇蛆病是我国养蚕史上的主要病害之一。蝇蛆病是一种蚕蛆蝇寄生的结果。蝇，古称“蠁虫”。两千多年前，《尔雅》中就有“国貉虫为蠁”的话，晋代郭璞《注》说：“今呼蛹虫为”。蛹虫的意思是，这虫寄生在蛹身上。南宋末年陆佃著《埤雅》中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寄生的现象。他说，蠁旧说蝇于蚕身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为蝇。”这里说蠁把卵产在蚕身上，待其结茧化蛹时，它已化为蝇蛆。明代谭贞默通过亲身观察，进一步证实前人的记载完全正确。他进一步指出蚕蛆蝇多发生于二蚕，二蚕有十分之七被寄生。在古代，由于蚕明蝇为害主要是在夏蚕，所以随着夏蚕饲养比例的上升，蝇蛆病为害问题也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人们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蝇蛆病，但在宋代以前的农桑著作中，却很少有关于防治蚕蛆蝇为害的记载。到了宋代以后，记载就屡见不鲜。元代初年，司农司所编写的《农桑辑要》一书，多次提到养夏蚕和防蝇的问题。它在“夏秋蚕法”条下引《士农必用》说：“今时养热蚕，以纸糊窗，以避飞蝇，迹尽往来风气，……或用荻帘，当窗系定，遮蔽飞蝇。”在《王祯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又有夏蚕、秋蚕，夏蚕自蚁至老俱宜凉，惟忌蝇虫。”这说明在元代人们为了养好夏、秋蚕，就已经十分注意防蝇工作了。

在明清时期的著作中，有关蝇蛆病和防蝇的记述就更多了。在谭贞默著《谭子雕虫》一书之前，皇甫谧的《解颐新语》（公元1582年）也谈到了“蝇蛆病”：“今之养蚕者，苍蝇亦寄卵于蚕之身。久则其卵化为蝇，穴茧而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蚕桑篇》中也特别提醒蚕农，养“夏、秋蚕俱要计算除蝇”。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始终。”这里说的“蚊害”，当是蝇害”之误。因为在养蚕生产中，蚊子并不造成危害，而且在养蚕史上，也只有“蝇害不及早蚕”一说。

清代，蝇蛆病害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同治年间，沈秉成在《蚕桑辑要》一书中说：“原蚕即夏蚕，又名二蚕，……二十二日即老，最忌大苍蝇。”沈秉成是浙江人，他生活在养蚕地区，并做过清朝的常州、镇江、通州、海宁道道台，曾在镇江提倡蚕桑。他说养夏蚕“最忌大苍蝇”，显然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的经验总结。在这里作了“最”这个副词，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俞墉在《蚕桑述要》（公元1866年到1874年）中也说：“蚕更忌苍蝇，无论大小，被叮咬一口，至蚕老成茧之成，即有蛆虫于茧身，咬一小孔钻出，而蚕蛹已死，不复变蛾。隔三四月，蛹腐污茧矣。”俞墉是浙江吴兴人，记述虽然比较粗糙，但也是从实践和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他指出了被蝇蛆所寄生了蚕蛹是要死亡的，而死蛹的烂尸还污染茧丝。

对多化性蚕蛆蝇和它的危害描述最详细的是赵敬如撰写的《蚕桑说》（公元1896年）一书。书中有如如下一段记载：“又有一种大麻蝇，虽不食蚕，为害最甚。此麻蝇与寻常麻蝇不同，身翅白色，遍体黑毛，两翅阔张，颇形凶恶之状。其性颇灵，其飞甚疾。每至飞摇不定，不轻栖止，见影即飞，甚不易捉获。其来时在蚕略栖即下一白卵，形细如虮。二日，下卵之处变黑色，其蛆已入蚕身，在皮内丝料处，专食蚕肉。六七日，蛆老，口有两黑牙，钳手微痛。蚕因不伤丝料，仍可作茧。蛆老借两黑牙啮茧而出，成小孔，即蛀茧也。蛀茧丝不堪缫。蛆出一日，成红壳之蛹。十二三日，破壳而出仍为白色大麻蝇。幸而二三眠天气尚凉，此蝇不多。天暖蝇多，无术可驱。大眠初起受蛆，便不及作茧而死。故夏蚕不避此蝇，蚕无遗种。”这段记载，对蚕蛆蝇的形态和生活习性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正如邹树文在《中国昆虫学史》一书中指出：赵敬如《蚕桑说》中对蚕蛆蝇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可能是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方法。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籍中关于家蚕蝇蛆病害的记载基本上是正确的。

家蚕经过历代人民长期的饲育和选择，形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品种。宋元时期，虽然我国北方主要还是饲育一化性的三眠蚕，但是在南方已经主要饲养一化性和二化性的四眠蚕了。三眠蚕抗病能力比四眠蚕强，容易饲养。但是从蚕丝生长角度看，四眠蚕的茧丝比三眠蚕优良。经过长期培育，我国南方江浙地区终于成功地饲养了四眠蚕，并且培出了许多优良品种。难饲养的四眠蚕的饲育成功和推广，是养蚕生产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发展蚕丝生产，我国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里养多批蚕。早《周礼》这部书中，就已经提到“原蚕”，“原”是“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孵化所养的蚕，也就是夏蚕。汉代焦赣（延寿）所著的《易林》中有“秋蚕不成，冬蚕不生”的记载。可当时人们不仅饲养夏蚕，而且还饲养秋蚕和冬蚕。为了一年能养多批蚕，古人除了利用多化性自然传种外，在一千六百多年前，还发明了低温催青制取生种的方法。这方法是利用低温抑制一种二化性蚕的蚕卵，使它延期孵化。这样，一种蚕就可以在一年里连续不断孵化几代，为能在一年里多批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的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我国古代养蚕生产技术上的又一项重要创造。用人工低温制取生种，充分反映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在人工孵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为了能在一年里养多批蚕，只能利用天然地多化性蚕来传种。但是多化性蚕所出产的茧丝，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如二化性蚕。为了能在一年里分批多次养蚕，并又能获得比较多和比较好的茧丝，我们的祖先创造性地采人工低温催青二化性蚕，使它在一年里连续孵化出好几批蚕。同时，又让每批这种蚕所产的卵，在自然高温影响下孵化，从而获得了各批越年化的蚕。虽然这种蚕所产卵须待来年春天才能孵化，但由于它质量比较好，所以它还是受到蚕农的欢迎。这样，既可以解决多次养蚕的传种问题，同时又尽可能获得比较好的蚕丝。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明代蚕农，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蚕有早、晚二种。晚种每年先早种五六日出，结茧亦在先，其茧较轻二分之一。”又说：“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早种”就是一化性蚕，“晚种就是二化性蚕。所以，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一化性的雄蚕和二化性的雌蚕杂交。根据现代家蚕杂交实验证明，“早雄配晚雌”所产生的杂种是二化性的，因此它可以作为夏蚕种继续在夏季饲养。《天工开物》指出“早雄配晚雌”出现了“嘉种”，就是产生了优良的杂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家蚕杂种优势利用的记载。

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柞蚕丝的国家。

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人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据古书记载，早在汉元帝永四年（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益都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我国传去的。

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两国人民早就亲密往来。根据古书上的记载，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远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日本的养蚕方法，据传说是在秦始皇的时候从中国传去的。后来日本人又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朝鲜取经，或招收中国技术人员去日本传播经验，以促进发展养蚕事业。直到近代，日本还不断地从我国引进优良的家蚕品种和先进的栽桑技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的美丽的丝绸，很早就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地。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最远曾到达中亚细亚，我国古代的丝绸，大体就是沿着张骞通西域的道路，从昆仑山脉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往西穿越葱岭（帕米尔），经中亚细亚，再运到波斯、罗马等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后来蚕种和养蚕方法也是先从内地传到新疆，再由新疆经“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非洲、欧洲去的。

公元7世纪，养蚕法传到阿拉伯和埃及。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世纪蚕种和桑种被人带到法国，从此法国开始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英国看到法国养蚕获利，便效仿法国，于是养蚕生产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

在美洲，据说墨西哥公元16世纪中叶就已经养蚕，但是，美洲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还是17世纪的事。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它的美洲殖民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发展养蚕有利可图，于是就在美洲殖民地大规模开展养蚕试验。

四书五经本来是四书六经，后来《乐经》失传，就变成五经了。

然后就是清朝时有名的《四库全书》、明朝的《永乐大典》，其实编纂过程中，篡改、销毁很多古书，为了迎合统治者意志嘛

还要失传的古籍真的不要太多，毕竟中华文化几千年，战乱、陪葬、维护统治什么的毁了很多，什么《黄帝外经》、《青囊经》、《阴符》、《五典》、《九丘》、《八索》，太多了，数不过来

不会。除非《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内》《白外》《中藏经》比较完整出土可能会对现代中医治疗思维产生有限影响以外，其他内容基本只会改变医学史研究了。毕竟目前能留下来的书，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