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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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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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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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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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山海经 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而《山经》是中国地理著作最古的开山之作

《禹贡》的体裁属于地志。是篇迟于《山经》，早于《汉书·地理志》，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有人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此不无道理。它和《山经》有些地方相像，诸如题材也是托古于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其分区标准，打破当时邦国割据、诸侯林立的局限，而以大一统思想着眼(这自与先秦其它古籍如《春秋》、《左传》、《国语》以及《诗经》、《国风》等，迥然不同)，以名山大川为界等等。不同的是，《禹贡》利用了战国时期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超脱了《山经》极原始的地理概念，扬弃了神话成分而专就人类力所可及的平治水土方面来讲；摆脱了《山经》确认四方为沟说，而已知惟东方是海，超过了《山经》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极原始朴素的区划，代之以实际得多的“九州”的区划。因此，我们可以说，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经》，是中国地理著作最古的开山之作；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禹贡》，运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的地理学知识，则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以征实为目的，尚实地考察，比《山经》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可以说，《山经》作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率先开了结集的一派，《禹贡》作者则“青出于兰”开了征实的一派。《禹贡》对后世地理学发展的影响，甚深且巨，以至清代学者李振裕说它“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 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

由于古籍记载简约，使后人对向国的历史所知甚少，以至于对向国的都城坐落位置也有很大争议。本文试透过古籍中稀少的文字记载，来分析春秋向国的地望所在。

关于春秋向国的地望，主要有安徽说和山东说。

笔者以为应以安徽说为是，根据如下：

1、《汉书·地理志》,沛郡有向县，班固自注：“故国。《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后。”

2、《春秋》隐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晋杜预注：“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

3、《后汉书·郡国志》，沛国有龙亢县，梁代刘昭注：“《地道记》曰：《左传》隐二年入向，城在县东南。”又《后汉书·郡国志》“沛国”下有“向，本国”的记载。

4、《水经注·阴沟水》记载：“北肥水又东南迳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

以上出自四部古籍的记载，均明确指出春秋向国位于今安徽省怀远县淝南乡境。

春秋向国的地望似乎由此可以得出定论，但是到了清代，学术界出现的疑古风使春秋向国与莒国向邑混二为一，于是便产生了春秋向国故城在今莒南县境的新观点。

今将莒国向邑在《春秋》中的有关记载及注释分别叙述如下：

1、《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前634），“春，王正月己未，公会莒子、卫宁速，盟于向。”西晋杜预注：“向，莒地。”此莒国向邑位于何处，杜预未注。今人杨伯峻注：“向，莒地，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即今莒南县大店镇境内。

2、《春秋》宣公四年（前605），“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杜预注：“向，莒邑。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远，疑地。”今人杨伯峻注：“向即隐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

3、《春秋》襄公二十年（前553），“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杜预注：“向，莒邑。”杨伯峻注：“向在今莒县南七十里。”

以上是《春秋》一书中出现的仅有的三次有关于莒国向邑的史料记载及注释。西晋杜预只在《宣公四年》中对莒国向邑的位置做了一个连他本人也感到怀疑的注释，即“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笔者以为，此向城离鲁国较近，当为春秋鲁邑，即《春秋》桓公十六年（前696）“冬，城向”之向，杜预没有对鲁国的这个向邑作出注释。而莒国向邑的位置当以杨伯峻之说为是。

关于莒国向邑的位置，唐代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莒县”下云：“春秋向邑故城在今（莒）县南”，（中华书局本）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四“莒县”下载：“向城，春秋时向邑，故城在今（莒）县南七十五里。”即今莒南县大店镇许家滩井子村南 60米处的春秋古城遗址。与杨伯峻之说一致。

清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并黄汝成《集释》，均以为春秋向国即莒国向邑，位于今莒南县境。（见中华书局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二年》。）

为什么清人以为春秋向国就是莒国向邑，并将向国的位置从今安徽怀远拉回到山东莒县境呢？原因只有一个，清人以为《春秋·隐二年》“莒人入向”可以解释为“莒国吞并了向国”，所以才有了僖公二十六年（前634）的“盟于向”，宣公四年（前605）的“取向”，襄公二十年（前553）的“盟于向”，因为《春秋》中向国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又有“莒人入向”的记载，所以后来三次出现的莒国向邑就是“莒人入向”后所得。事实上，清人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其一，据《春秋·隐二年》杜预注：“将卑师少称‘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考《左传·襄十三年》，有“弗地曰入”一句，由此可证，隐公二年，“莒人入向”，并未据有向国。莒人为何入向？《左传·隐二年》作了解释：“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说明莒人入向只是接回（或称“抢回”）了自己的国君夫人。其二，《公羊传·隐二年》：“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其三，《谷梁传》亦云：“莒人入向。入者，内弗受也。”其四，唐代孔颖达《春秋·隐二年·疏》：“向则唯此见《经》，不能知其终始。”（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可见，莒人入向并未据有向国。 清代顾栋高《大事表·春秋入国灭国论》却说：“莒人入向，而宣四年伐莒取向，则向已为莒邑，而隐二年向为莒灭明矣。”杨伯峻先生对《春秋左传》研究甚深，但也受清代文人的影响，以为“杜《注》谓‘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则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四十里，距莒甚远，非也。”所谓“距莒甚远”仍是受到“莒国吞灭向国”的思想影响，认为如果向国位于安徽怀远，距莒太远，莒灭向后，无法长期据有，只有在向国距莒国较近的情况下，莒国灭向后才能长期据有。清代顾炎武、江永、顾栋高，今人杨伯峻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以及《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阴沟水》等古籍记载的否定。笔者以为，如果没有带有铭文的出土文物作为铁的证据，来否定这么多最原始的古籍记载，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总上所述，今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许家滩井子遗址应为春秋莒国向邑，而非向国故城遗址。向国故城遗址应位于今安徽怀远县淝南乡境。

海通和尚，出生于大唐开元初年，中国贵州人，是四川省乐山大佛的创建者。他十二岁出家，师从于高僧慧净，二十四岁时离师游历天下。

在当地的地理志古籍当中，记载了这尊大佛的来龙去脉。原来，在我国唐朝时期，这里的水势凶狠，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因此，海通和尚为了能够镇住当地的水势，主动要求修建大佛，这一工程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正式动工。他最开始建造乐山大佛的原因是:他发现岷江、青衣江、大渡江三江汇聚凌云山脚下,总是发生“舟随波去，人亦不存”的水患，决心凭崖开凿一座弥勒佛，减煞水势，永镇风涛。

于是，海通和尚四处化缘，历经20多年的艰难，终于筹得一笔修建大佛的资金。开凿之日，万众瞩目，人们奔走相告仅仅是将开凿下来的石块运出去，就可能会耗费几代人的时间，在确定自己要为附近的人民建造一尊大佛来抵抗当地的水灾之后，这个和尚便开始四处筹款，想要筹得足够的善款来为自己修建大佛提供便利。谁知他的这一行为却引起了当地贪官污吏的不满。

无奈之下海通和尚自毁双目，筹得了很多善款，在海通和尚的努力下乐山大佛的建造正式开始，不过海通和尚却因为积劳成疾过早离世。海通和尚离开之后，乐山大佛经历了两次停建才得以最终完成，40多年之后，剑南西川节度使拿出自己的俸禄帮助乐山大佛继续建造。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近100年的时间，这尊70多米高的乐山大佛终于矗立在世人的眼前。

意思是说，在乐浪海中，有一群人被称为“倭人”，他们分成上百个国家，每年都会来晋见献宝。出自西汉班固《汉书·地理志》

这是中国古籍中对日本最早的记载，乐浪海为今日的日本海，倭人即指的是日本人。也就是说有一年，作为百余国之一的倭奴国派遣使者，带着贡品来到洛阳朝贺。

1784年出土的一枚汉印印证，彼时汉光武帝还赐了金印紫授给使者，倭奴国的国王将其视为权力象征。倭奴国也好，倭人也好，在当时都是没有贬义的词语。只是后来明朝年间，倭人屡屡侵犯边境打劫，才与寇一起成了带有一定贬义的称呼。

历史影响

班固创立《地理志》以西汉时期的孤域政区为主，分录其山 川物产等内容。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 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的地方，对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较详细的记载。此书对于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但查阅《清史稿》有发现略有出处，据清史稿卷五十四 志二十九 地理志一记载：“香河简。府东南百二十里。隶东路厅。西有北运河，自通入。有王家务减河，雍正九年濬，长百四十里。北窝头河亦自通入。县驿一。”“武清简 又南有筐儿港新减河。其北王家务减河淤。知县刘枝彦濬自大白庄至表口，并修窝头、褒针堤。”“宁河 有七里海，汇王家务、筐儿港二减河。”可知清史稿记载中香河县境内有“王家务减河”一条，而此河也是在香河县境内并最终汇入宁河七里海。另查看光绪年间顺天府志地图以及清史稿中的记载可以肯定“王家务减河”就是青龙湾河，只是其中记载日期与《光绪顺天府志》中记载晚一年。

陇西成纪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因为，据《汉书·地理》记载，最早设置的汉成纪属于天水郡，而陇西郡没有成纪县。

她的起源与流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伏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下面几位学者对于陇西成纪的考察。

所谓成纪，起初是一个辽阔的地域文化概念，但是有一个中心，就是大地湾遗址。

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称为“文化成纪”；到了秦汉时期，汉承秦制，地方建治，仍然是郡县治，而这时期，成纪这个名词又从文化的概念变在实体性的地方治所，这个治所属于陇西郡，既历史上常说的“陇西成纪”；第三个时期，成纪易名期。

成纪的历史与现实上古时期，文化成纪期　　上古时代，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形成了古成纪文化圈。

伏羲女娲的故事从清水河流传到葫芦河，又从葫芦河流传到了渭河，从渭河到黄河，从黄河到整个北方，从北方到南方，进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

大地湾被称作中华文明的曙光，这是史学界公认的。

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流传着大量的伏羲女娲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能当作信史去看待，但从传说的背后却能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这一段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伏羲氏与女娲氏的重要程度。

许多学者由于甘肃省当前经济的落后，对于这些传说并未加以重视，但是，遍布秦安及周边地域的新时代遗址群落证明了，在几千年前，这里的原始部落是如何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茹毛饮血，一步步艰辛地从蛮荒到文明的。

上个世纪，许多学者对于伏羲神话的源头做了不出的猜测与考察，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著名的学者闻一多，他徒步葫芦河流域，最后，写了一部著作叫做《伏羲考》，在《伏羲考》中，他得出了伏羲氏族应该属于西南苗蛮，但是，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否定了他的结论。

为什么闻一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西南少数民族中亦流传着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因此，闻一多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葫芦河沿岸考察。

这告诉我们不管多么伟大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虽然经过详细的求证，但还是会出纰漏，历史还是历史，不会改变什么的。

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历史是一门科学，有他自身的规律，就算有人想改变他，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恢复她本来的面貌。

当然，闻一多毕竟是著名的学者，他是学的高标，口的巨人，他的求真求实的精神，确实是一面镜子。

可惜，当时由于大地湾遗址还没有发现，因此，他没有掌握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全面最有力度的材料，因此，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这也告诉我们被称为科学的东西，有多复杂，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伏羲女娲的流传范围有多广，其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的秦安，形成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成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非常大，辐射全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

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大地湾就是因为，在整个西北地区都很难找到第二处像大地湾遗址这么规模宏大，积累历史时间之长，并与上古传说相互印证的地域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上古时代形成了成纪文化圈。”所谓成纪应该从上古时期算起，起初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她应该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辐射整个西北地区，因此，静宁治平乡从文化上来应该属于成纪文化圈，划归天水地区更合适一点，你可以看看，小的圈子，以大地湾遗址——秦安为中心，绕秦安一圈的周边地域：静宁、庄浪、通渭、武山、甘谷、天水、清水、张川都属于这一圈子：大的范围来说，成纪文化的影响应该从清水河到葫芦河，到渭河黄河、北方辐射。

在秦安境内有着众多的伏羲女娲传说的遗留，而且，学界也都肯定了这些民俗与伏羲女娲的历史有关，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一切的神话都是过往的历史，而秦安除了神话还有大地湾遗址，这更有力的证明了伏羲女娲与秦安的关系，大地湾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而成纪此名又与伏羲的诞生有着直接的联系，一纪被称为十二年，而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履大人印于雷泽，感应生伏羲，同时，据说，伏羲在华胥氏的腹中呆了十二年，因此，成纪应该指伏羲在母腹中成于一纪。

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成纪的地名，指秦安就能与历史传说遥相呼应，同时，静宁也称为成纪并不能说明什么，更能体现出伏羲文化的影响之大，影响之远。

而看古今历史沿革，本身与现代行政区划还是有一定区别，但是，我们历史的看问题，追根溯源，事情的眉目还是比较清晰的。

有人会疑惑，邑人冯绳武教授曾考证出古成纪县治在今静宁境内，宋以后才迁至秦安，为此事如何解释？本人是这样认为的，邑人冯绳武教授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在学术研究上追求求真精神，这更让敬佩。

但是，研究者往往由于时代历史的原因，或者研究方法的偏差，对于同一事件有时还是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这很正常。

比如，闻一多先生，学界的泰斗，被诗人臧克家高度评价为“口的巨人，行的高标”，他曾经徒步行走在秦安的葫芦河畔，但，当时，还没有大地湾遗址给他佐证，因此，他在《伏羲考》中得出伏羲属于苗蛮集团的错误结论。

因此，客观地看待历史，长时段的研究历史，以开阔的胸襟和眼光处理历史事件非常重要。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一句就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该句下明确注明：“成纪，在秦州。”张守节所说的“秦州”，是唐代秦州，下辖成纪、上邽、伏羌、陇城、清水、长道六县，并非今之天水市秦州区。

《汉书文帝纪第四》载：“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详细解释：“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

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

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豲道（骑都尉治密艾亭）、兰干（莽曰兰盾）。

我们专说成纪县：《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成纪县。”《元和郡县图志》云：“成纪县，本汉旧县，属天水。

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甘肃新通志》云：“成纪故城在县（秦安）北三十里。”《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汉置县。”《秦安志》云：“自疱牺开辟已为成纪地。”《水经注》云：“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川。

又有泌水自西来会（瓦亭水），世谓之鹿角口。

又南迳阿阳县故城东。

……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

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

右与成纪水合。

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

帝太皋疱牺所生之处，汉以属天水郡。”依《水经注》所言，知成纪县故址位于长离水（瓦离水）的西岸、成纪水的南岸一带，这里正是汉成纪县故址所在地。

故杨守敬云：“此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水经注疏》）。

《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安皇帝甲》：“凉王光以西秦王乾归数反覆，举兵伐之，乾归群下请东奔成纪以避之。

光军于长最，遣太原公纂等帅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帅众二万救之，未到，纂等拔金城。

光又遣其将梁恭等以甲卒万馀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弈干攻其东，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

乾归使人绐延云：乾归众溃，奔成纪。”元代宋朝遗民胡三省《新校资治通鉴注》注明：“成纪，今巩昌路总帅府秦州。”据上而论，《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成纪故城在今秦州秦安县北”，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则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奇的是，在多部古籍中竟然明确指出了静宁的位置：《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阿阳县。”《汉书高后纪》云：“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颜师古注云：“阿阳，天水之县也。

今流俗书本或作河阳者，实地处陇水之西北，故谓之河阳。”《通典》云:“在陇城县北，汉属天水郡，又有河阳之说。”《太平寰宇记》陇城县条云：“河阳县故城，汉置县。

亦在河之西北，故曰河阳。”《水经注》云：“瓦亭水源出静宁大陇山，并有二支，一支即陇水，亦出大陇山。

二水在丽亭川合西南流至鹿角口，其西有泌水亦会入鹿角口，合为一流（瓦亭水）向南流，迳阿阳县故城东，入葫芦河注于渭。

阿阳故城即在此河西北。”可见阿阳即静宁县是毋庸置疑的。

按照《汉书地理志》，汉天水郡下辖成纪、阿阳等十六县，阿阳县和成纪县是并存的，既然阿阳县是静宁，那么成纪县又是哪里？　　这里有四句很重要的话：《舆地广记》云：“阿阳县在故城县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云：“阿阳，西汉县，属天水郡。

在故城西北，今平凉靠静宁州南”。

《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说秦安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秦安又叫故城，故城是成纪县遗址，阿阳县（今静宁县）位于成纪故城的西北方！

《新唐书地理志》云：“秦州天水郡，中都督府。

本治上邽，开元二十二年以地震迁徙治成纪之敬亲川。

天宝元年还治上邽，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据此可知，成纪实为秦州州治，但地有迁徙，曾从秦州移到秦安，故《新唐书》将其列为首县。

（注：《旧唐书》成于后晋，因其简略且考证不详多错漏，宋朝令欧阳修、宋祁等重修，是为《新唐书》）。

《元和郡县图志》云：“成纪县，东南至州一百里。

……瓦亭川水，东去县一十五里。”《通鉴地理通释》云：“城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成纪故城，在秦安县北。”据上四书，知成纪故城为今秦安县之北。

依《元和志》，其故址当为今秦安县西北部郭家镇一带，该地东南至州百里，距瓦亭水（今葫芦河）十五里，方位相符，当是此地。

五代十国以来，本区由于地处陇右要冲，其西部为吐蕃所有，东部先后为岐、后唐、后晋、后周、前蜀、后蜀所有。

现分国通考如下：①岐：李茂贞据凤翔，因护送唐僖宗入蜀有功，为凤翔节度使，后称岐王。

时据有秦州东南部，有成纪、清水、长道三县地。

州治为成纪，即今秦安县西北之郭家镇。

②后唐：据有秦州东南部，州治为成纪。

原有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地，后增置天水、陇城二县。

《五代会要》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见管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外，有十一镇，征科并系镇将。

今请以归化、恕水、五龙、黄土四镇，就归化镇复置旧陇城县。

赤砂、染坊、夕阳、南台、铁务五镇，就赤砂镇复置旧天水县。

其白石、大泽、良恭三镇，割属长道县。

上从之。”③后晋：据有秦州东南部。

有本区长道、清水、成纪、陇城、天水五县地，州治为成纪。

④前蜀、后蜀：据有秦州东南部，有秦州之成纪、天水、陇城、长道、清水；凤州之两当、河池，计二州七县。

秦州治为成纪。

北宋时期，本区隶属秦凤路。

地有秦州之成纪、陇城、清水、天水；凤州之河池、两当；巩州之宁远、永宁；岷州之长道，计四州九县。

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

南宋时期，渭水以北为金据，渭水以南为宋所有。

金设熙秦路，地有秦州之成纪、冶坊、清水、陇城、秦安五县。

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

元代本区隶属陕西行省，地有秦州之成纪、清水、秦安；巩昌府之鄣、宁远、伏羌；徽州、两当；西和州，计一府三州七县。

元时成纪为为秦州治，故址即今天水市。

《元史地理志》载：“秦州有成纪县。”元末撤成纪，并入秦州府，成纪县从此消失。

综上所述，汉成纪指的是秦安县，而唐朝以后的成纪指的是天水市！”（以上资料引用网友“隐于网”先生，他在二十四史地理史和其他古代史地典籍非常熟悉，治学严谨，博学果敢！！）

《史记》等古籍记为战国魏文候时邺（治今临西南四十里的邺镇）令西门豹创建（公元前422年）。《吕氏春秋乐成》记渠为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创建，在西门豹后约100多年，并批评西门豹不知引漳灌田。《汉书沟洫志》采用这一说法，和《史 记》有矛盾。后人调和两说，说是西门豹先开渠，史起又开。

扩展资料：

引漳十二渠又称西门渠，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在魏邺地，即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和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引漳十二渠是中国战国初期以漳水为源的大型引水灌溉渠系，灌区在漳河以南（今河南省安阳市北）。

西门豹的建造方法是“磴流十二，同源异口”。“磴”就是高度不同的阶梯。在漳河不同高度的河段上筑12道拦水坝，这就是“磴流十二”。每一道拦水坝都向外引出一条渠，所以说是“同源异口”。据记载，每个磴相距300步，连续分布在二十里的河段上。根据地形考察，这二十里河段应当是安阳县安丰乡渔洋村以下的二十里河段，渠口开在拦水坝的南端，12条渠都在今安丰乡境内。

第一渠首在邺西18里，相延12里内有拦河低溢流堰12道，各堰都在上游右岸开引水口，设引水闸，共成12条渠道。灌区不到10万亩。漳水浑浊有很多泥沙，可以灌溉肥田，提高产量，邺地因而富庶起来。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末年曹操以邺为根据地，按原形式整修，十二堰从此改名天井堰。

《吕氏春秋·乐成》记渠为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创建，在西门豹后约 100多年，并批评西门豹不知引漳灌田。《汉书·沟洫志》采用这一说法，和《史记》有矛盾。后人调和两说，说是西门豹先开渠，史起又开。

参考资料：

·引漳十二渠